关于艺术与文化的文言文「文言语言」

大家好，关于艺术与文化的文言文「文言语言」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唐晓敏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只教文言。古代的家庭教育之教文言，可以解释为，这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以及科举考试，需要的都是文言文。不过，清末废除科举之后，私塾教育仍然是只教文言文，而不教白话文，这就另有原因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白话相比，文言文有更大的教育价值。

中国古代的文言，并不是简单地是口头语言的记录，而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语言。古代文章的写作，是非常郑重、严肃的事情。特别是，文章用于政治、外交等重要领域之时，更是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论语》就有这方面的叙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按傅斯年的意见，“‘文言’正可解为‘语言的艺术化’。” 他说道：“为什么战国时的著述都是艺术语而不是纯粹的口语呢？这因为古来的文书，除去政府语诰只是记话言，书写之作用只是做一种传达及遗留的‘介物’外，凡涉及文书者，不论国家的辞令或个人的述作，都有‘言之而文’的要求，所以在述作开端之时，即带进了艺术化，‘文言’正可解为‘语言的艺术化’。”“有那样的‘文’气，虽不免是后来编书者整齐之，然当时话言固已‘文’甚。然则在这风气中，诸子百家开始著作，所写必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语言，又何可怪？”

中国古代的文言之美，与汉语及汉字的特点也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语言文文字因为一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作非常丰富的变化，另一方面其在声韵与字形方面具有美的组合的极大潜力，因此几千年来一代代的汉语作家醉心于语言的编排与操练，在文学的能指上抛洒了大量的精力。” 这是文章与汉语与汉字之间的双向的影响。即是说，汉语灵活、可以做丰富的变化，使作家在文学的能指上抛洒精力，另一方面看，也可以是正因几千年无数的文人抛洒了精力，这也反过来促成了汉语的简洁、灵活、优美。语言既是文学家的工具，也是文学家的创造。他们的使用汉语文字的过程中改进了语言文字，创造了新的词汇与表达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

文言文，包括先秦时期的文章，魏晋六朝的骈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所用语言也都是艺术化的语言。那些优秀的文章，每一篇都是精致的艺术品。这些篇幅短小，结构巧妙、语言精练、文辞优美、内涵丰富的文章，是学生喜欢阅读、容易背诵、能够深记于心、永志不忘的。这些文言短篇，有着白话文无法比拟的教育价值。文言作品如同艺术舞蹈，人们学习舞蹈，可以让人举止优雅，这种优雅的举止，不是讲授关于“优雅”的知识所能够的来的，通过一个一个动作的“优雅训练”，也未必管用，而学习了舞蹈，会自然举止优雅。文言文也是这样，在生活中，未必一定使用文言文，但通过文言文，人们对语言的艺术有深刻的领悟，再做白话文之时，就可将白话文写得精彩。人们常常感叹，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大师们所写的白话文章，文笔、凝练、典雅而又生动、鲜活。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他有着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功底。

运用文言词语，是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所需要的。上个世纪许多人倡导白话文而忽视乃至轻视、排斥文言之时，林语堂就曾强调文言词语的价值，他说道：“我们的国语，有丰富的遗产，文言中许多字经过多年锻炼出来的”，他举了“差强人意”，“天公不作美”，“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罪有应得”等一些文言词语的例子，认为现代汉语写作也必须使用这些文言词语，如这些文言，就无法用白话说出来。“如果把‘怀才不遇’说成‘大才遇不到机会’，就不是好的国语。”

语文学习，只学白话文是远远不够的。白话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朱光潜曾说：“白话的定义很难下，如果它指大多数人日常所用的语言，它的字和词都太贫乏，决不够用。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别。……提倡白话文的人们欢喜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我以为这话语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读者们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做文章，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对于旧书可以一概不读，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白话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这是非常正确的看法，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周作人散文的语言以白话为根底，同时也从文言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如《北平的春天》中多是普通的口语语汇，但文中的“冻瘃”、“苦寒”、“僵冻”、“炙砚呵笔”等则是文言词语。《菱角》中的“城外河中弥望菱荡，唯中间留一条水路，供船只往来，秋深水长风起，菱科漂浮荡外，则为散苗。”更具文言的韵味。周作人散文的语言是俗白的，但俗白中有雅致。

俞平伯散文语言典雅有文采。郑敏曾举俞平伯《凄然》的文字：“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长环到苏州，买舟去游寒山寺。虽时值秋半，而因江南阴雨兼旬，故秋意己颇深矣。又是日雨意末消，游者闻然；瞻眺之余，顿感寥廓！人在废殿颓垣间，得闻清钟，尤动凄伦怀恋之思，低回不能自已。”认为这样的文字富有节奏感、音乐性，这也正是好的文言的特点。

徐志摩的现代诗人，但他不能也没有回避文言词语的运用。他的《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是现代新体诗，但诗中有不少文言词语。余光中指出，其中的“偶尔”、“讶异”、“无须”、“转瞬”、“相逢”都是文言词。杜常善更进一步提出，除此之外，还有11个词即波心、欢喜、消灭、一片、黑夜、海上、记得、最好、交会、光亮、不必）“看似现代词，其实也是文言词。”

冰心是现代文学作家，她认为，自己的新文学的创作受惠于中国古代文学，她曾说道：“我从5岁认字读书起，就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到以后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今诗词精选》等，我拿到后就高兴得不能释手。尤其对唐诗和宋词更为钟爱，以后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文字精炼优美，笔花四照，尤其是诗词，有格律，有声调，读到好的，就会过目不忘。我在谈到‘诗’时曾说到，谈到诗，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因为白话诗无论写得多好，我欣赏后就是背不下来。……总而言之，在创作和翻译上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汪曾祺散文用的是漂亮的白话，但又时有文言的音律和节奏。《幽冥钟》：“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钓鱼的医生》中的“一庭春雨，满架秋风”。都是如此。

文言文是汉语的宝库，保留了古人创造的词语。如许多成语先秦、汉魏和唐宋时期古代的创造，而且仍然活在今天的语言生活中，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成语的很晚近或很现代的，但实际上多是源于古代的经典著作和文章。如自强不息、立竿见影、正大光明、持之以恒、乐天知命源于《周易》；同心同德、有条不紊、有备无患、多才多艺、发号施令源于《尚书》；先人后己、移风易俗、一成不变、天下为公、明辨是非、人浮于事、仁至义尽源于《礼记》；成人之美、道听途说、名正言顺、举一反三、有始有终、见义勇为、敬而远之源于《论语》；不言而喻、事半功倍、夜以继日、自以为是、心悦诚服、绰绰有余、源于《孟子》；一视同仁、大声疾呼、袖手旁观、落井下石、垂头丧气、雷厉风行、再接再砺、朝发夕至、驾轻就熟是韩愈是创造，而胸有成竹、水落石出、坚忍不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苏轼的创造。固然，这些成语沿用至今，可以看做是现代汉语词语的部分，但它们都本于文言文。自然，今人不读文言文的作品，只依靠查成语词典，也能够大致了解这些成语的意思。但若能够阅读原文，则会有更深切的感受。

多年来，现代汉语的发展，即因为忽视、轻视文言，抛弃文言而失去了汉语应有的简洁、细腻、凝练和优雅。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听到的汉语变得贫乏、平庸和粗鄙。余光中曾说提出：文言中的许多字汇是白话所无法取代的。如文言中鹤的叫声是“唳’，鹿是“呦’，马是“嘶”，而白话中都用“叫”。就是说，若不是继承文言文的词语，那么，一切的动物的声音就都是一个“叫”字了。韩少功曾讲：文言文中用字是很讲究的，如打仗，“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作‘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他还说到：“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