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 暴雨「山西古建集团参会」

大家好，山西古建筑 暴雨「山西古建集团参会」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被称为“中国古建第一大省”的山西，拥有53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国保级文物达到531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省保有779处；还有3500多处古村落，以及总面积达到2.4万平方米的壁画。

这一连串的数字对于山西而言，既象征着厚重的历史意义，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无力。半个月前突袭山西的那场连续暴雨，将这种厚重和无力都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座矗立于村口的低调碑亭——郭家庄仇氏碑亭是一处“国保”。/土卫六摄

许多人惊呼，原来山西有这么多宝贵的文物！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山西人。

只是，随着雨过天晴、洪水退去，人们对山西古建的关注和兴趣也在逐渐消散。而山西古建最需要的，恰恰是关注。

日前，新周刊记者专程来到山西，走访了晋祠、平遥古城、太平兴国寺塔等6处国保，保宁寺塔、闻喜文庙等3处省保——这些数字相对于山西的文物总量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但新周刊记者在这次走访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持续关注。

一场暴雨过后

山西古建怎么样了？

新周刊记者走访的第一个国保是晋祠。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为纪念西周时期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和母后邑姜后而建，随后在南北朝、唐宋时期多次扩建。晋祠中最古老的是圣母殿西侧的周柏，于西周时期种植，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

被称为“晋祠三绝”之一的难老泉，在暴雨期间水量增加。暴雨后，水量有所减少。工作人员向新周刊记者介绍，目前的“泉水”主要是人工输入的。/土卫六摄

由于晋祠排水设施完善，在此轮暴雨中受损不大，仅有十方奉圣禅寺的挡土墙出现了坍塌。新周刊记者抵达现场时，发现挡土墙已经修复。只有院子里的一些护栏因积水浸泡腐坏，正在更换。

新周刊记者还走访了平遥古城，相比之下，平遥古城的受损情况比晋祠严重得多。原本作为游览必去景点的城墙，因为多处内墙垮塌、夯土失稳，被禁止参观。据当地施工人员介绍，由于夯土渗水严重，平均深度达到半米，城墙的修复工作最快也要到明年才能完成。

平遥古城西南门附近，城墙正在修缮中。/土卫六摄

受损更严重的是古城内的建筑。中国银行业的鼻祖日升昌票号、中国保险业的鼻祖华北第一镖局博物馆等景点中，多处建筑因为排查险情暂停开放，只能在室外参观。有的商号遗址二楼也暂停开放了，以防止建筑木板因渗水结构破坏，被踩踏造成垮塌。

好在因为日常维护保养及时，这些知名景点并没有塌房现象。但据当地居民表示，古城内至今依然有居民接近5万人。这些居民至今还住在古城里，房子虽然是自己的，但出现漏水等问题时，由于其文物属性，自己并不能擅自修复，否则就是破坏文物。

类似的民居，在此轮暴雨中损毁了许多。/土卫六摄

但光上报等审批往往就要历时一个月，等到文物部门派人过来勘察又要半个月，真正到修好可能要历时几个月。这期间，房屋的问题，居民只能暂时忍耐，实在不行就先搬出去再等后续。

新周刊记者此行走访的重点，是地级市里国保数量排名第一的运城市。

运城，古称“河东”，因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唐代著名诗人柳宗元就是运城人，因此得名“柳河东”。如今称其为运城，是因为运盐的缘故。位于市中心的运城盐湖，早在5000万年前就已经形成。

春秋时期，中国开始实行盐铁官营制度，由政府统一管理盐矿的开采和运销。运城作为中原最大的盐矿所在地，自然是管理的重中之重。唐朝以后，政府在盐池周围修筑了禁墙，以防止民间走私贩卖。由此，盐池禁墙就成了运城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之一。

盐池禁墙，于2013年正式成为“国保”。/土卫六摄

在此轮暴雨期间，禁墙的东禁门墙体出现坍塌，内部的夯土滑落，砖块散落一地。但东禁门由于接近市区，受损程度不算严重。

新周刊记者走访的一段禁墙，位于盐池西北部，距离市区有接近20公里。记者看到，这里荒草丛生、垃圾遍地、蚊虫滋生，附近用于围蔽以保护禁墙的铁丝网已经生锈多年。这一段禁墙基本上是夯土结构，外部没有用砖覆盖，因此垮塌更为严重。

坍圮的禁墙，前方就是盐池。/土卫六摄

周围的一些农民，似乎吃准了不会有人会到这里参观，于是把唯一通往禁墙的路段占用了，用来晒玉米。

新周刊记者原本还打算探访位于运城市闻喜县的国保后稷庙，这一座庙创建于元代以前，用于纪念“五谷之神”稷王，他的高祖父是黄帝，妹妹是嫦娥。但路途中恰好遇到滑坡路段，未能成行，也侧面可见暴雨造成的灾害之重。

突遇滑坡路段，道路狭窄泥泞，司机大叔倒了半个小时车，才到了安全路段。/土卫六摄

古建太多了

好多山西人都不知道

据统计，在这轮暴雨中，整个山西省一共有1783处不可移动文物有损伤，即便是这样的数据，也很可能并不完全。

新周刊记者此行采访了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员王春波，王春波表示，暴雨影响最严重的不是国保和省保，而是市县保和暂未定级的文物。就在几天前，王春波刚刚从吕梁市调研回来，他和新周刊记者分享了调研情况。

王春波透露，吕梁市交城县东关正街就有许多明清建筑，比如府君庙，是为了供奉道教人物崔府君而建。1949年以后，为了发展生产，交城县印刷厂在府君庙所在地成立。

古建，就在我们身边。/交城天一视界

王春波说，府君庙因为有印刷厂的老职工住着，保护情况相对较好。但周边一些其他民居，保护情况就很不乐观了。一些房子已经没人住了，因为房主都住到了新城区的楼房或者不在交城了。在暴雨中，塌掉的房子有许多。

从小在交城长大的新周刊记者听到王春波的话，心中一阵酸楚，还有一阵尴尬，因为我这个本地人居然不知道交城有这么多古建筑，以前只知道这些是老房子，没想到居然是清朝及以前的建筑。

这种本地人不知本地古建文物的现象，并不少见。

新周刊记者在运城市闻喜县走访时，和当地村民进行了一番十分“有趣”的交谈。

新周刊记者：你们这里最有名的历史遗迹是什么？

裴柏村是裴氏的起源地，这里因为出了59位宰相而被称为“宰相村”，如今裴氏祠堂正在重修。据当地村民介绍，这座祠堂毁于抗日战争时期。/土卫六摄

村民们七嘴八舌说了许多，有说“宰相村”裴柏村的，因为这个村出了59位宰相；还有的说是“唐王山”，这位村民信手拈来，当年唐王李世民在闻喜县多么威武云云。但记者查证后才知道，所谓“唐王山”其实是“汤王山”。相传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于此发兵，灭夏建商，因此命名为汤王山。始建于商周时期的汤王庙，至今屹立在山顶上，任凭风雨沧桑。

汤王庙，屹立不倒。/运城日报

这还算好的，至少村民还知道这个山的读音，只是典故记错了而已。记者在运城寻访盐池禁墙的时候，连续问了好几个出租车司机，他们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记者后来通过导航才找到了这处遗迹，至于垮塌的东禁门在哪里，连地图上都没有标注，因此记者未能前往探访。

前不久，新周刊记者发文《山西，对不起》后，不少山西同学读后告诉我，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有这么多丰富的古建，“如今才知道”。这让记者想起走访晋祠时的一个细节：来晋祠参观的几乎都是老年团，年轻人很少能见到。连晋祠这么知名的景点尚且如此，山西古建要想广为人知，谈何容易？

王春波在受访时也表示，人们对古建筑的关注度的确比较低。因为关注度低，尤其对于许多村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言，村民们就很难形成意识去保护。他们反而会认为这是自己的个人财产，想怎么处置都行，哪怕搁着不管，也是自己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碑，在山西村落里有许多。但由于字迹磨损，已经很难辨识具体朝代，当地村民也不够重视，难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土卫六摄

如果关注度上来、从民间到政府会形成合力，古建工作就能好做一半，但也只是一半，另一半的问题更加棘手。

古建的定损与修复

最难的不只是缺钱

山西古建的维护和修复工作，的确缺乏资金。但这不是因为政府拨付的总资金太少，而是因为，山西的古建筑实在是太多了。

近年来，山西省级财政针对文物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大，从过去的每年1000万元到现在每年1.7亿元，再加上国家财政的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投入，数目其实不小，尤其今年投入超过了5亿元。

许多国保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商业化运营，并不缺乏资金。新周刊记者此行专程前往了位于运城的解州关帝庙，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关帝庙，每年接待游客约70万人次，按每张门票60元计算，除去本地居民和老年免票群体，每年的门票收入高达3000万元。

关帝庙的影壁损坏严重，目前正在修缮。/土卫六摄

这样的国保，不仅通过旅游凝聚了人气，扩大了影响力，弘扬了关公代表的仁义文化，还通过丰厚的商业回报，更好地反哺文物保护工作。

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古建文物单位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大多数古建散落在乡间，交通不便，接待能力更加有限，想要通过振兴旅游业来提供古建保护的资金，并不现实。

新周刊记者此行探访了保宁寺塔。这是一座唐朝初建的佛塔，位于闻喜县北部，前文提到的后稷庙位于闻喜县西部，两者之间相差30多公里。要想一天之内走完这两处，已经算是舟车劳顿，更不用说还要去周边县市的其他景点了。

当地为保宁寺塔修建了广场，但周边并没有介绍这座塔的铭文。/土卫六摄

更多古建的养护和修复要依赖财政拨款，但由于古建数量众多，财政难以覆盖到全部。

正因为如此，几年前，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筹得了更多资金。原本快要倒塌的元代建筑龙泉寺，被认领后得到妥善修缮，已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难题摆在面前，那就是人才和专业知识的稀缺。

据王春波介绍，古建养护及修复工作由于涉及建筑力学与材料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甚至根据建筑的不同特点还需要交通史、水力学等方面的知识，招到知识面如此全面的人才十分困难。

晋祠的会仙桥，因风化严重，被玻璃墙保护了起来。/土卫六摄

目前，山西省内仅有一些二本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但也只是文旅方向，且教学力量参差不齐。“通常，即便是把人招进来，也要在一线培养两三年后才能上手。”

王春波说，一个古建在修复之前要进行现场勘查、病害评估、病因确诊、方案上报、审批执行等多个流程才能正式完成，这是一项十分系统的工作。在这些流程中，贯穿始终的就是价值评估和取舍，这是真正的核心环节。

比如位于运城市安邑镇的太平兴国寺塔。这座塔历史上经历两次地震而开裂，却能多年保持不倒。虽然这种开裂的外观看起来颇有“历史感”，但再不加以保护可能就会垮塌，因此做出了原样修复的决定。修复后，虽然少了沧桑和历史感，但巨大的裂缝不见了，塔身完整了，这体现了一种价值取舍。

太平兴国寺塔下，孩子们在玩耍。/《童年的收音机》剧照（2009年）

谈到盐池禁墙时，王春波讲到了雅典神庙的例子。他说，雅典做到了连当时墙体掉落的石块在哪个位置都保护起来，因为他们的保护理念是“保留历史那一瞬间的信息”。

王春波认为，古建修复不是修旧如旧，也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尽量不让它进一步残坏。不是要恢复到文物最初的状态，而是要保留它在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信息。

记者在剧照同一位置，拍到了太平兴国寺塔如今的样貌。/土卫六摄

目前，山西出现了众多商业化运作的民间文物古建保护企业，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官方力量。

雨停了

山西古建还在盼望晴天

暴雨已退，天气已晴，但山西古建还在盼望着属于它们的晴天。

人才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大学缺乏相关专业设置、官方机构编制有限、地方政府对口研究机构及人员不足、民间机构重商业轻科研等等。

王春波忆起一段往事。37年前，他从建筑专业毕业，进入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前身）时，只有22岁，彼时古建所刚成立5年。从建筑专业转型到古建研究，他一路自学，才有了今天的感悟和经验。

去年4月，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重组改革为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加强古建筑保护利用，打造山西古建筑强省。/截图自山西省人民政府网

位于山西临汾市安泽县的郎寨塔，历来被认为是宋塔，王春波实地考察后发现，郎寨塔作为一座密檐塔，塔沿向内呈现出一定的弧度，而且在塔下发掘出了唐朝时期的钱币，又结合碑上的地名沿革和砖石形制信息，最终得出此塔为唐塔的结论。这个结论，打破了山西没有多层唐塔的历史认知。

这样的重大发现，显然需要充足的知识，但现在的古建人才十分急缺，和山西丰富的古建资源严重不匹配。

王春波当时为郎寨塔绘制的建模图。

好在社会力量也在介入。

2015年，万科地产同运城市芮城县政府就广仁王庙修缮工作达成协议，提供资金对广仁王庙周边环境进行整饬修缮。广仁王庙是中国现存的四座半唐木构建筑之一。

商业化能带来充沛的资金，但过度商业化也会带来问题。王春波说，商业化会造成古建修复工作过于重视速度和效率，忽视历史学术研究的价值。

而要真正做好学术研究，就需要更多专业人才。王春波呼吁培养更多古建专业人才，希望古建工作能更多地回归到学术中，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好这些遗存和背后的历史。

闻喜县在闻喜文庙成立了博物馆，为当地文物保护招揽人才，发挥力量。/土卫六摄

但这终究是长久之计，眼下的临时保护也很重要，尤其在眼下人才缺乏的情况下，能延缓一部分损坏的速度，也是在做一种保护。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何艳军曾经发起过一个“撑伞运动”，在古建筑四周地面打下钢架柱子，在屋顶上方焊上金属顶棚。搭建这样一个“伞”，少则几千块，最贵不到5万元。通过邀请村民举办宣讲会，讲解古建文物对村民的实际价值，再进行募捐，筹集建“伞”的资金。

如果经常维护，这样的一把“伞”能够用10-15年，这就为这些古建得到真正的修缮赢得10年以上的时间。

时间，宛如生命；有了时间，就有了生命。/土卫六摄

对于人才紧缺的山西而言，赢取更多时间，就能为古建延续更长的生命。

暴雨是过去了，但山西古建的救亡与图存，显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