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未解之谜「科学未解之谜」

大家好，艺术未解之谜「科学未解之谜」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读了王蒙的小说《风筝飘带》（见《北京文艺》1980年第5期），我们仿佛游历了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新奇世界。小说的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生活的哲理，令人不禁掩卷沉思；而那些针砭时弊、愤世嫉俗的描写和议论，更是句句讲到人们的心坎上。小说还处处洋溢着生活的诗意，佳原的理想、素素的爱情，就像污泥中长出的莲朵，它们不正是作者呈献出来的心灵的诗吗？另一方面，作者又把生活中那些畸形变态的现象集中在一起，给予无情的嘲弄，那副严肃的幽默相、正经的滑稽腔，有时简直让人笑破肚皮。

而这一切仿佛都是在作者那根魔杖的挥舞下突然出现的，使你感到有点不大习惯，有时令人目不暇接，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它的新奇，不期然获得一种涉新猎异的满足。总之、《风筝飘带》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像哲学家一样睿智，像诗人一样深情，像相声演员一样诙谐，像魔术师那样变幻莫测。它给读者的美感经验是极其丰富的。

那么，这篇小说为什么会给人这些审美感受呢？它是由哪些美学因素构成的?

《风筝飘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深刻的幽默性。王蒙同志相当成功地糅合了滑稽喜剧、相声、漫画和杂文等的表现手法，巧妙地造成小说的幽默风格。首先，他善于发掘生活中的滑稽现象，并加以典型化。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滑稽现象，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许多畸形变态的事物现象都具有滑稽的性质。但由于它们是分散的、人们习以为常、就不觉其滑稽。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些现象的滑稽性、似乎只是如实地汇总起来，不加夸张和渲染，就达到了强烈的滑稽效果。

例如小说对“文革”情景的描写：“礼炮在头顶上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八十岁到八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杀！’”这是一幅多么滑稽的速写！回首往事、当人们失去自由、失去个性的年代，每个有生命的人都变成由一台控制中心操纵的木偶，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

关系的不协调也是幽默、滑稽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这种不协调没有达到危害人们生活、令人厌恶的程度。《风筝飘带》也运用不协调的对比来引起滑稽效果。小说这样描写十四层楼上的居民对佳原、素素的审查：

“我要动手了!”一个“恐龙”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说完，赶紧躲在旁人后面。“我们可真要动手了！”更多的人应和着，更多的人向后退了。

气势汹汹的外表和胆怯空虚的内心，显得多么不协调，幽默感就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产生。又如小说描写素素的“小学同学”得意地夸耀结婚的准备工作如何充分，连办酒席的厨师都请好了，到头来却还不知对象在哪里。这种对比也是滑稽的。而有些本来不具备滑稽性质的事物或情境，经过夸张和漫画化的处理，也立即变得滑稽幽默。

小说写到医院的不卫生和青年结婚没有房子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医院的急诊室臭气熏天，谁能在那个过道里躺五个小时而不断气，就说明他的内脏器官是铁打的”“那他们在哪里结的婚呢？在公园吗？在炒疙瘩的厨房？要不在交通民警的避风亭里，那倒不错，四下全是玻璃。还是到动物园的铁牢笼子里去？那么，门票可以涨钱。”平平凡凡的事情经过作者的处理就变得十分可笑了。

杂文笔法的运用是小说获得幽默感的重要来源。小说描写佳原扶起被撞倒的老太婆却反而被诬为肇事者，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信念的贬值之后，顺手点了一句：“那是一九七五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幽默中含着深刻的批判。又如“虽然打一夜扑克的人仍然比学一夜外语的人更容易入党和提干”“派出所的人聪明得就像所罗门王，他说：‘你找出两个证人来证明你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吧。否则，就是你撞的。’你能找出两个证人证明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吗？否则，就该把你枪决。”“舞台和银幕上除了‘冲霄汉’就得‘冲九天’，要不就得‘能胜天、冲云天’。除了和‘天’过不去以外，写不出什么新词儿来了。”这些都是在描写的空隙偶发的议论，但因采用杂文笔法，因此既鞭辟入里，又妙趣横生。

以上这些表现手段熔为一炉，运用灵活自如，往往是随意点染，恰到好处，不露斧凿痕。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幽默、诙谐、相声式的语言风格得以生辉的。作者处处涉笔成趣，语言极富喜剧味，我们随意转引几例：“须知挺复杂，看来不经过一周学习班的培训。是无法学会逛公园的”、“他的腿一颤一颤，肉丁和肚片在你的喉咙里跳舞”、“有人一听跳舞就觉得下流，因为他们自己是猪八戒”、“而且许多人拿着家伙。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擀面杖、锅铲和铁锨。还以为是爆发了原始的市民起义呢”、“他现在倒白胖白胖的，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等等。这些语言都富有幽默感。总之，正是由于这种喜剧式的手法和幽默语言的结合，才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时爆发出阵阵轻松愉快的笑声。

《风筝飘带》除了具有强烈的幽默感外，还给人一种异域的风味。作者有意识地吸收、借鉴了外国现代派文学，尤其是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技巧，因此，从内容的表现、情节结构的安排到语言的运用，都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新面貌。

这种新面貌的突出表现是内容的情绪化。小说中的事件、细节人物对话、行为动作等都纳入人物的意识流，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的形式写出来。例如，小说这样描写佳原教素素学习阿拉伯语而引起周围的人各种反应的情景：

“第一课：人。亚当需要夏娃，夏娃需要亚当。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我们需要风筝、气球、飞机、火箭和宇宙船。阿拉伯语就这样学起来了，这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不安，你应该安心端盘子。你应该注意影响。你有没有海外关系如果再搞清队、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就要为你设立专案。我没有砸一个盘子。我不想当科长。我知道穆罕默德、萨达特和阿拉法特。我一定欢迎你担任我的专案组长。”这一段只有一百多字，却是色彩斑斓。

丰富复杂的：有佳原教素素学阿拉伯语的第一课，有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警告，还有素素的辛辣反驳。按照传统的写法，作家必须指明这是什么人说的话，而这里却糅在一起，警告和反驳连珠炮似的紧紧相连，没有一句作家的插叙，令人联想到电影中画面和音响的快速更迭。类似这种写法在《风筝飘带》中还不少。

心理描写与情节、人物的描写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小说叙述、描写的一切，都有“物皆着我之色彩”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仅是主人公的，也是作者的，我们常常分不清哪些是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哪些是主人公感受的东西。它们二者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感人的、炽热的情绪流动。即使是那段描写佳原扶起老太婆反而被诬的情节，这是最接近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了，但作者也是把它作为素素的记忆片断来写的，作为素素感慨社会风气变坏、老实人被欺侮的一个环节。

作者不注重细节的精雕细刻，而注重情绪的表现。读者阅读这样的小说，往往用主人公的眼睛和思路去审视那些事件和场面。总之，对客观事物事件的描写叙述都纳入意识流，既是主人公的意识流(主观感受)，同时又是作者在借题发挥，因而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意识流。这种叙述描写的方法贯穿于小说始终，无论是人物的行动、对话还是对环境和气氛的描写以及议论，都带有这个特点。由于小说事件的叙述和形象的描绘服从于整体的情绪表现，因此，情节的发展随着情绪的闪跳不定而变化多端，使主题的表达显得扑朔迷离。这便形成了细节处清晰、整体朦胧的风格特征。

形象的知觉化是《风筝飘带》新面貌的另一表现。除文学外，其他艺术大都是直接诉诸人们知觉的，归根到底都是线、色、声的组合。人对线条、色彩、声音能够直接知觉，不需要借助概念就能直觉艺术品的美，但文学却不同，它是语言的艺术，必须通过语言文字作媒介才能供人欣赏。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单位是词，词本身就是概念，所以文学不可能排除概念而直接诉诸欣赏者的感官。读者必须在概念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活动唤起形象。这样，文学就存在着如何克服概念的抽象性对艺术欣赏的障碍的问题。知觉化就是克服这种障碍的一种途径。

《风筝飘带》的知觉化最突出表现在语言的色彩感和音乐感上。开头第一段描写环境和素素的穿着，就运用许多色彩的对比;接着又用红、绿、黄、黑四种颜色象征素素心灵历程的四个阶段；以后还写到素素的白色的梦、蓝色的梦和橙色的梦，象征各种微妙的感情。由于作者善于运用色彩的对比，所以在主人公的思绪中出现了种种色彩缤纷的图景。

其次，小说的节奏随着素素的意识活动的变化而起伏张弛。开头第一段交代环境，是慢节奏，用欧化的长句子写。在概括描述素素“文革”十年的经历时，内在节奏是狂乱、紧张的，所以用了许多短语句或词组。素素与佳原的对话，由于两人工作都很紧张，对话表现出他们的忙碌，就采用快速节奏来描写。直接抒情的段落则采用诗一样匀称、和谐的节奏。同时，语言也富有音乐感，如“天大变了。电线呜呜的广告牌隆隆的。路灯蒙蒙的。耳边沙沙的。”知觉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下面这一段描写:

……佳原拿起素素的手，这只手温柔而又有力。素素靠近了佳原的肩，这个肩平凡而又坚强。素素把自己的脸靠在佳原的肩上。素素的头发像温暖的黑雨。灯火在闪烁，在摇曳，在转动，组成了一行行的诗。一只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花名母忘我，开满蓝色花朵。陕北绥德的民歌:有心说上几句话，又怕人笑话。蓝色的花在天空飞翔。海浪覆盖在他们的身上。怕什么笑话呢?青春比火还热。是鸽铃，是鲜花，是素素和佳原的含泪的眼睛。

这里有情人的爱抚，有光，有色，有诗，有音乐，有图画，有鸽铃，有眼泪，把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一起调动起来，引入一个美妙的境界。

此外，小说还采用了心理时空和立体结构的叙述方法。作者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框架，不按自然时空的顺序来组织故事，而把素素十几年的经历和目前的情景交错在一起，造成一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变化多姿的效果。

在小说中，自然时间只有一个晚上，但心理时间却跨越二十多年;自然空间局限在北京街头的一个角落里，但心理空间十分广阔，有农村、城市、饭店、街道。由于小说采用心理时空重新组合素材，所以情节发展大幅度的跳跃。例如：“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这一切像一个个闪跳的镜头，概括了素素的生活经历。

在结构上，则形成四个层次，即：社会上的各种世俗面貌，佳原高尚的品质，十几年的政治风云变幻，素素纯洁的爱情。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四个层次应该融合在一起，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素素十几年来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佳原认识、恋爱的过程。但作者没有这样做，而用分层次交叉叙述。因此，时间与空间的秩序打乱了。四个层次的时空跨度都不一样，就产生多侧面的感觉，好像作者把生活改装成一个多面体，一会儿转到这个侧面，一会儿又转到那个侧面，使人对生活有一个完整的立体感。

也就是说，读者可以在同一时间概念里感受到多空间所发生的事件，各种人情世态都在同一时间里呈现出来，同时又在同一空间概念里感受到十几年的历史沧桑，历史与现实的戏剧都在同一空间里演出。小说所涉及的城市青年面临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是多线性推进的。这样，生活就不是平面移动的，而是立体的。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它的中心意思。

毋庸赘言，《风筝飘带》的幽默风格和新颖的表现手法，带给读者的快感是强烈的，人们好像听了一场精彩的相声，看了一幕新奇的戏剧。但它不是单纯的笑料和奇幻，而是一种轻松活泼的抒情。作者有时扮着鬼脸，有时跟你捉迷藏，但贯穿在小说中的对佳原和素素的理想和爱情的热烈赞颂，好像一股暖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主人公的崇高道德情操始终是作品的主旋律，扣动着我们的心弦你因它的风格幽默而发笑也好，你因它的表现新奇而惊讶也好，这都不能妨碍你在它心灵的音乐中陶醉流连。

那么，《风筝飘带》的这种独特的诗美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是小说的意象美产生作品的诗意。在小说中，风筝和小马驹是两个主意象。风筝象征着理想，小马驹象征爱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风筝是儿童的玩具，往往与儿童的美丽幻想联系在一起，它从大地上升起，在辽阔的天空自由翱翔，这一特征与青年人的理想有某些共同的地方。青年人的理想也像风筝那样，自由舒展。佳原在严重异化的社会里，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这种精神境界多么高尚，就像风筝一样，离开平庸污浊的地面，高高地飘扬在蓝天。

风筝的意象给人一种雄伟豪迈的感觉，这是一种崇高的美。而小马驹是幼小的动物，它的轻巧、稚气、灵活、调皮，与儿童具有共同的特点。因此，小马驹的形象能唤起人们怜爱的感情。人们在观赏幼态、稚气的动物时总是伴随着产生两种相邻的情感:一是欢喜，一是亲爱。幼态使人觉得可爱，这是有生物学根据的。

因此，小马驹的形象能给人以温柔、亲爱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初恋时的体验是相通的，初恋时双方都充满着柔情蜜意，都以对方为最可爱。所以，作者用小马驹象征素素与佳原纯真的爱情。小马驹的意象给人一种温柔、亲爱的感受，这是一种秀美的美。总之，风筝与小马驹这两个主意象代表着两种风格美，即崇高与秀美。它们统一在一起，构成《风筝飘带》的美的内质，使作品富有诗意。

其次，作者的直接抒情增强了作品的情绪气氛。美感与抒情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风筝飘带》在许多地方采取直接抒情的方法加强美感效果。特别是当写到最动情的时候，就采用抒情诗的笔调来写。例如，当素素内心深处萌发对佳原的爱情时，作者这样写道：“长久干涸的河床里又流水了，长久阻隔的公路又通车了，长久不做的梦又出现了。”用了三个排比句来表现这时素素的内心体验。当佳原向素素说声“再见。明天见”时，素素产生了初恋的敏感，不禁“脸发烧”。这时，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G弦上的泛音，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素素初恋的微妙感情。

又如，小说写到佳原和素素连谈恋爱的地方都难以找到，作者接着发出慷慨激昂的感慨：“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一米六、体重四十八公斤和身高一米七弱、体重五十四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这是不平的呐喊，也是无可奈何的慨叹。这些直接抒情的片断都是用来歌颂素素与佳原的爱情的，都是在最能激发读者感情的时候随手点染的。它起着强化小说的情感氛围、把读者的感情升华的作用。

最后，小说还运用映衬的手法造成读者情感的撞击。古人有诗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我们可以借用来说明作者的艺术表现方法，即把美放在众丑之中加以表现，从而强烈地衬托出美来。你看，佳原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从知青困退回城，没有固定的工作，后来有了工作，却是补伞，而周围许多人丧失对美的信念，歪风邪气弥漫，有些人蝇营狗苟地追求物质享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到处是不文明的现象，办事机构十分昏庸，极左政治的阴影、封建意识的陈迹，随时都在起作用。

就在这种环境中，佳原绝不沉沦，而是坚守着崇高的信念，怀抱着美好的理想。他扶起被人撞倒的老太婆，送她回家去，反而受到群众的哄笑，连老太婆也一口咬定是他撞倒的，派出所的人也不能做出公正的判断，被讹去了七块钱、二斤粮票。但佳原仍不动摇为人民做好事的决心。他说即使被讹去七百元，也要扶起老太婆。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佳原的形象闪耀着美的光芒，而这正是在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中突出显示出来的。再看看素素的爱情。素素所爱的是一个学徒工，是一个“寒伧得叫人掉泪”的“很简陋”的“风筝”。这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是不好理解的。加上素素的爱情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家庭反对，单位领导干扰，谈恋爱没有场所，结婚没有房子，等等。但是他们的爱情坚贞不渝。这种情操美也是在与丑的强烈对比中显示出来的。

以上这些艺术因素使《风筝飘带》具有一种情感的力量。这种情感的力量来自作品内在的美学素质，它犹如涓涓的细流，在人们愉快的笑声和涉新猎异的赞叹中，悄悄流人读者的审美心灵世界里。

《风筝飘带》除了情感的力量外，还具有智慧的力量。在新鲜幽默的外表下，包容着作者对生活的历史性思考。作者并没有故作惊人之论，他只是作为你的朋友，与你娓娓而读，讲述着各个角落的怪现状。《风筝飘带》反映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了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反常，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风气以及人的思想道德面貌等严重的畸形异化。

比如有些人的美好信念受到摧残，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像雷锋那样高尚的人。因此，佳原做了好事，反而被当成肇事者。这些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世上绝不会有舍己为人的人，既然你介入此事，此事就必定与你有关，所以就推论出老太婆是佳原撞倒的。当佳原“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助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嗓音尖厉的妇人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么?’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这位妇女的提问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虽然荒唐，实际上却被许多人看作天经地义的逻辑。这种对做好事的人的嘲弄是对社会进步力量的挑战。

另一方面，有些人的精神价值观念贬值了，热衷于对物质利益进行庸俗的追求。他们通过走后门、权力与物质的交换、搞特权等手段、贪婪地占有社会财富。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人们时刻都可以感受到因而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作者敏锐地捕捉这些现象，加以独特地表现，便激发读者思想上的共鸣。

我们在回味新鲜、幽默的感受之余，突然悟到，在俏皮、逗趣的面孔背后，跳动着一颗愤世嫉俗的炽热的心。作者的批评锋芒不可谓不锐利，但他巧妙地在他的投枪上涂上一层滑稽的、新奇的色彩，使那些无所用心的社会蛀虫在一阵茫然的嬉笑中，销蚀了对这种批判的憎恨。但小说中字里行间藏着的刺，不是正好挑开了关心世道人心的读者们心中多少不平和愤怒吗？正是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亲切感，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更加内在的审美愉悦。它伴随着快感和纯粹美感，形成一种统一的审美冲击力，激荡着我们的心。这就是《风筝飘带》的成功。

以上就是小说《风筝飘带》的主要美学特征。那么，这些美学因素又是怎样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得从《风筝飘带》的构思谈起。

这篇小说构思的触媒点是“风筝飘带”（这就是说，作者是从“风筝飘带”这个意象引起这篇小说的构思的），它的象征意义是：爱情必须附丽于理想。这是作者最初的传达动机。以这个触媒点为起点，作者着力描绘的是一个天真俏皮的女青年范素素内心的图画，并把这一内心的图画作为读者观察中国社会、观察人间世相的窗口。通过素素意识流这个窗口，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时空跨度相当大、色彩斑驳，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的世俗图画。作者把主人公素素的内心图画推向构图的前景，这就避开了对生活进行直接的广阔的描绘，限制了对尖锐的生活冲突的揭示。

很显然，作者是在着力构想一幅既为人们熟悉，又显得新奇独特的人生图画。在这幅图画中，灰色的背景下，站立着两个洁白的、闪光的青年——素素与佳原。这幅人生图画，虽然显得有点灰暗，但却露出希望的曙光;虽然令人痛心，但却常常使人发笑；虽然带点冷峻，但却充满幽默；虽然是罕见的奇特，但又不使人感到怪诞；虽然藏着深情，但却装作扮鬼脸；虽然饱含哲理，但又显得那么天真……这真是一幅匠心独运的人生图画。

总之，作者构思的主要工作，不是放在情节故事的组织安排上，也不是放在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上，而是放在构思一幅新奇出默的人生图画。作者的目标是把严肃的社会主题、崇高的情操美放在一幅奇妙、诙谐的图画中来表现，以追求强烈的快感效果。在一阵阵轻松活泼的幽默笑声中，藏着对社会现实的善意批评。这是一种巧妙的构思方法。

那么，作者如何构思这一幅奇妙、幽默的人生图画呢？如果我们追寻一下作者的构思轨迹，就可以发现，《风筝飘带》的构思有如下一些特点：不是以重大题材作为构思的基础，不是以一个中心事件作为构思中心，不是以矛盾冲突的直线式前进作为结构的线条总之，作者大胆打破了传统的构思模式，不按自然时空的序列性客观运动的连续性和生活系统的首尾一贯性来结构作品。也就是说它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按顺序叙述故事，而是采用多层次交叉叙述；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让故事连续发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一环扣一环，而是让故事时断时续；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故事有头有尾，而是无始无终。

作者把各种各样的表象材料在人物的意识流动状态中重新组合，采用特殊的处理方法(如情绪化、立体结构等)构成独特的作品面貌。虽然小说题材所蕴含的生活哲理给人思想上的共鸣，小说的抒情片断和意象给人感情上的陶醉，但小说的独特面貌始终给人以突出的印象。

那么，小说有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它的统一性、完整性又在哪里呢？

综观小说的描写可以发现，在作者的总体构思中，表面看来零乱、断续、无始无终的表象材料的背后，有着一条使小说成为有机整体的主脉，这就是：一个人称、一次约会、一个主意象、一种基调。具体说：一个人称，即第三人称。意识流小说根据人称的不同分为“自白”“全知描述”“直接内心独白”和“间接内心独白”等。

《风筝飘带》属于“全知描述”。一次约会，即小说所写的只是佳原与素素的一次约会的过程。小说题材的视野相当广阔，时间的跨度与空间的广度都相当大，题材的思想容量也相当丰富，但它们都组织在一次约会的过程里面。一个主意象，即风筝的飘带，这是范素素的象征。小说提到的人物形象相当多，但突出范素素。一种基调，即幽默、诙谐的基调。

作者采用一个人称，把人物的对话、行为内心独白等都通过第三人称描述的角度来写，这种叙述方法使小说的语言和表现角度获得统一。一次约会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内容贯穿起来，使题材获得统一性。一个主意象，把各种形象材料集中在“风筝飘带”的周围，使小说的形象体系获得统一。一种基调，则把小说的各种变奏配合着一个主旋律进行，使小说的思想感情获得统一性。这样，小说虽然打破了传统的构思模式，采用新的构思方法，但仍然具有美学的整体性。

综上所述，《风筝飘带》的总体构思的基本情况是：构思的中心或主要目标是构想一幅幽默、诙谐的人间世俗图，把严肃的时代主题、崇高的情操美以及作者尖锐的社会批评放在这幅图画中加以表现，使整篇小说的题材归趋到幽默的旨趣中，使作品的内容具有寓庄于谐的特点。因此，小说对现实的深刻揭露所引起的同感是隐藏在诙谐幽默的笑声背后，小说对理想和爱情的深情赞颂所引起的美感是渗透在对新鲜独特的作品姿态的愉快感受中。小说既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也渗透着深厚的诗情，但更突出的是一种新鲜、幽默的趣味。因此，小说不仅能引导读者对生活的思考，也不仅给人以情绪的感染，而且更突出的是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满足。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