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音乐作品「中国古代音乐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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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敏

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中国古代最看重的是音乐。传说黄帝的时候即有乐官。孔子精通音乐。欣赏《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认为人的成长途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古代文人，多喜欢音乐，也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如唐代的王维、白居易、韩愈、李贺都有诗歌，描写音乐的演奏。民间也有丰富的音乐生活，如《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写的“渔歌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柳永《望海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中国传统音乐，也可以分为器乐与声乐两大方面。器乐中，琴是影响中国人生活最深的乐器，琴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是文人的必修乐器。《礼记．曲礼下》云：“士无故不撤琴瑟。”可见古琴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古琴反映出一种清和淡雅、温柔敦厚、偏向优雅恬静的风格。与儒家思想的平和雅正、温厚含蓄是合拍的。伯牙、蔡琰、嵇康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古琴演奏家。王维、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也喜欢和精通古琴。

琵琶是我国古老而又优秀的弹拨乐器。琵琶是以演奏手法命名的乐器，又名“枇杷”，“琵”和“琶”原是古代弹拨乐器两种演奏手法的名称，后人把凡是用弹拨手法演奏的乐器统称为“琵琶”。秦汉至唐代这一时期，琵琶二字实际上是多种弹拨乐器的混称。唐宋以来琵琶做了改革，琵琶艺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此后琵琶不再是弹拨乐器的混称，而是专指这种乐器了。琵琶在唐“十部乐”中多与其他管弦乐器及打击乐器合奏，琵琶演奏技法十分丰富多样，且使用灵活。琵琶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既可以表达柔美婉转抒情的意境，又可以表现威武雄壮激烈的场面；在中国古代文献诗词中，可以找到大量和琵琶有关的故事，千古传诵的便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笛子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因为是用天然竹材制成，所以也称为“竹笛"。笛子的历史。《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横笛，亦称“横吹”。它在汉代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笛子的表现力非常丰富，它既能演奏悠长、高亢的旋律，又能表现辽阔、宽广的情调，同时也可以奏出欢快华丽的舞曲和婉转优美的小调。竹笛品种多种多样，主要有曲笛、梆笛两大类。曲笛的管身较长较粗，音色浑厚柔和，清亮圆润、悠扬委婉，主要流行于中国江南地区。梆笛的管身较短较细，音色高亢明亮，它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

二胡始于唐朝，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二胡的前身是唐代出现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奚部落中的“奚琴”。唐代诗人岑参所载“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的诗句，说明胡琴在唐代已开始流传。二胡的音色具有柔美抒情之特点，发出的声音极富歌唱性，宛如人的歌声。质朴纯净，感动人心，充满了艺术的生命力。明清以后，胡琴更成为民间戏曲及曲艺音乐的伴奏和江南丝竹等器乐合奏的主要演奏乐器。

唐玄宗认为羯鼓是八音的领袖，其他乐器不可与之相比。井作鼓曲《秋风高》，每当秋高气爽，即奏此曲。当时的宰相宋璟深爱也擅长敲击羯鼓，曾赋诗描写击羯鼓的境界：“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山峰取不动，雨点取碎急。”而杨贵妃则擅长击磬，唐人郑启《开天传信录》记载开元、天宝年间轶闻，有“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如也”。

中国古典音乐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潺潺流水式的、平和的、温文尔雅的、充满着中庸之道的音乐，是更多地带着某种女人气质的柔性音乐、阴性音乐，是像春风吹到人身上似的音乐，是像细雨打到人头上似的音乐，是像中秋节银色月光洒满大地似的音乐，是像处女微笑似的音乐，是像寡妇夜哭似的音乐。讲究中和是它是突出特点。《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以及流传至今受到挚爱的广东音乐等等，都是如此。而像《十面埋伏》那样激越的乐曲，则较少。相比而言，西方古典音乐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大江大河澎湃式的、激烈的、充满矛盾的音乐，是更多地带着某种男人气质的刚性音乐、阳性音乐，是像风吹大树似的音乐，是像暴雨冲刷大地似的音乐，是像阿尔卑斯上那样白雪皑皑、雄浑强健的音乐，是像骑士挎剑似的音乐，是像西班牙斗牛士般的音乐，强调冲突是它的突出特点。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以及其他交响曲是它的代表风格。即使是舞曲，也常常让人听出里面带有骑士的脚步。

声乐即是用人声表达、抒发思想情感、激发情绪的一种艺术形式。声乐演唱作为丰富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自古有之。古代音乐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古人尤为推崇的还是声乐。因此才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从早期的原始歌谣到《诗经》之风，从相和歌到自度曲，从南戏、永嘉杂剧到京剧的繁荣兴盛，声乐艺术表演越来越形式多样，与其他舞台艺术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一方面，“言之不足，歌之咏之”的朗朗上口，让传统声乐有着广泛的欣赏群体。歌唱是最方便的娱乐方式，不用随身带着乐器，不用调节音高与节奏。

庄子提出了最美妙的音乐是“人籁”、“地籁”和“天籁”。陶渊明指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接近自然的观点。在唐人的观念中，“人声至上”又有了新的涵义。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说：“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居诸乐之上。”白居易《杨柳枝》一诗中说：“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显然，这种观念是从晋人所说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推衍而来，但它的侧重点已不在人声“渐近自然”，而是通过声乐与器乐的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声乐的地位高于器乐。及至宋代，朱熹认为声乐发自人声，由人来控制，抑扬顿挫，更能淋正如著名音乐家沈知白所说，我国音乐艺术一路走来，从古至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都是歌曲或歌伴舞，即便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产生了独立的器乐演奏乐曲，也无法和歌舞相比，远不如戏剧艺术那般被广泛喜爱。李渔《闲情偶寄》中说：“所谓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就说明了人声比任何其他乐器都更具备传情达意的特点。

中国传统声乐重视“吐字”，把吐字作为声乐艺术最重要的基础，讲究“依字行腔”，强调“先须道字后还腔”，“出口之际, 字字分明”，认为歌唱的最高标准是“字中有声, 字正腔圆。”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说：“古之善歇者有语, 谓‘当使声中无字, 字中有声’。” “声中无字”指的是要把字融化在歌声之中，“字中有声”指的是将字变成音乐化的有声字。 即。民族唱法非常注重咬字、吐字及其规律性, 强调“ 字正才能腔圆” 中国传统的声乐艺术把唱情看作是声乐艺术的最高境界。讲究“ 以声传情, 声情并茂” , 讲究歌唱效果要以情打动人。

唐代是音乐艺术非常发达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手。念奴就是其中非常善歌的一位。王灼《碧鸡漫志》卷五引《开元天宝遗事》：“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 相传《念奴娇》词调就由她而兴，意在赞美她的歌唱。

宋代张炎在其《词源》一书中说：“腔平字测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意思是，歌唱的声音和歌唱的咬字吐字的关系是不能分离的，但二者之间，应在咬清字的基础上，求得唱好声音。（中国古代声乐文献中的“字”与“腔”，彭丹雄，《人民音乐》209第8期）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指出：“字若不真，曲调虽和，而动人不易”、“凡演唱自然应以清朗为最重要，欲令人人之所唱之为何曲，必须字字响亮。”，这些充分反映出“字”在中国古代声乐文献、声乐理论、声乐演唱中的重要性。中国唱法中，以出声、行音、收声归韵，把一个个字的头、腹、尾完整地溶化在旋律音调中；不论这个旋律短得只有一两拍、一个乐汇，还是长至十几拍、甚至几十拍的大乐句,都“当使字字举末皆轻圆，悉融人声中”( 沈括《梦溪笔谈》)，以清晰有力的喷口出声，自然流畅地行腔，而又轻晰准确地收声归韵。

古代声乐呼吸技巧重视气沉丹田的呼吸方法。“丹田之气”，是我国民族声乐气息理论中的精华所在，对戏曲、说唱、民间歌曲的演唱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丹田指人体脐下一寸半至三寸的部位。声乐艺术中的深气息， 必须有坚实的支点, 即用横隔肌来控制气息, 使之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明代戏曲改革家魏良辅在其《曲律》一文中说：“但得沙喉响润，发于丹田者，自能耐久。”大意是说, 学唱者的嗓音条件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嗓音沙哑，有的响亮甜润，但只要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善于控制和调节气息，使气息“发于丹田”，就能够唱得持久。传统声乐中有这样的说法：“天伏地，地伏天，天地贯通，气走中丹田，贯通就垂直。”（黄源尹：《论歌唱艺术》香港：香港新音乐学会，1983年，第5页）这里所谓的“天”，指的是指头腔，“地”是指“中丹田”。歌唱家们引吭高歌之时, 发声腔体要全部打开，气息上下贯通, 腔体与气息得到很好的配合协调，才能发出浑厚圆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