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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多媒体时代,媒介「数字媒介」

时间：2023-01-07 17:17:13 来源：再建巴别塔

大家好，在数字多媒体时代,媒介「数字媒介」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城市与媒介的研究源远流长，大众媒介与现代城市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当前数字技术的崛起，引发了城市与媒介关系的革命。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城市的背景中，提出城市媒介性的命题，并将其理解为融汇人与物多重网络之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和过程，旨在推进既有的城市传播研究，并回应近年来媒介研究中的物质性、空间性、具身传播等前沿性议题。城市媒介性研究视域所涉广泛，本文采用两个充满张力的范畴——时间性-空间性、物质性-虚拟性——来展开城市媒介性的讨论。一方面接续米歇尔等的三元媒介观，通过呈现这两个范畴中二元不断融合的趋势，消解二元论的媒介观，提出一元媒介论；另一方面依据城市的特点，挖掘它作为媒介物的特殊性及历史文化意义，尤其是阐释当前软件代码系统瓦解并重组这两组范畴中的两元及其关系，创造了城市媒介性的新形态。城市媒介性的研究旨在立足于当前数字技术与城市互嵌的社会实践，观照媒体—城市的最新形态，为跨学科媒介理论及城市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城市;媒介性;城市传播;数字技术;一元媒介观

城市，一种媒介，基特勒如是说。当人们以媒介来指称城市时，究竟揭示了城市哪些特质?又为我们理解媒介提供了什么启发?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数字化浪潮的汹涌激荡，城市和媒介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两者之关系亦发生了变革，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等等都推进了媒体—城市联合体的进展，改变着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相关研究的紧迫性和创新价值正不断凸显。

一、城市与媒介

以媒介视角考察城市的想法，有着悠远的历史，有人直接断言，更多的人尽管没有将此作为一个命题宣示，却在不同路径的城市研究中触及媒介的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将城市与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媒介并称，比如文字、货币、建筑、空间等等，考察城市作为泛化意义上的媒介与人类文明之关系，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是大众媒介、城市、现代性的同构关系，代表性人物有齐美尔、帕克、哈贝马斯等。二是直接以媒介要素展开对城市的分析，从构成、功能、机制出发，论述城市的媒介特征，代表性人物有卡斯特、麦夸尔等。前一种思路重点是呈现城市的历史性演变，后一种则以抽象的媒介意涵阐释城市的社会作用。当然这只是在观察视角上的一种分野，事实上，有很多研究是杂糅了两种路径的，典型的如芒福德，他在代表作《城市发展史》中这样写道:“通过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城市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了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一切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延伸——与城市复杂的人类秩序相比，我们现今储存和传输信息的精致电子机器是粗糙、有限的。”这段被基特勒引证并延伸的著名论断，展现出城市与媒介研究的两个关键点，一是作为媒介的城市的作用，二是城市蕴含的媒介抽象意涵。当下城市与媒介研究获得了新的历史性机遇，这两个侧面都得到凸显，并出现了融合趋向，这为城市和媒介研究带来了生机。这个机遇就是数字技术的崛起，智慧城市、智能城市的不断涌现，数字城市渐渐地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口的典型生活环境。这印证了卡斯特二十年前的论断，人类的未来主要是由城市化、新技术、全球化三股力量的交织决定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变为都市星球。

城市与媒介之关系研究已绵延数千年，这并非是一个夸张的修辞性说法。城市一直与文字、货币等并称，被视为人类发明的重要媒介。现代以来城市更是与大众媒介形成了同构性，互为存在和发展前提。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城市与媒介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城市与媒介趋向于融为一体，现代以来从社会系统中分离出去的媒介系统，开始渐渐地失去专业边界，多种形态的自媒体出现并全面渗透于城市。麦夸尔创造了一个新词“媒体—城市”来描绘这种状况，城市与媒介的关系，渐渐地呈现为城市正在成为媒介。这种融合从城市表象看，是大屏幕、手机等狭义媒介嵌入城市空间，延伸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结构看，是计算机的软件代码系统与城市各个系统的交织纠缠，已经成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规约着城市结构与运行方式。在数字时代推进城市与媒介议题的研究，需要在上述两个关键点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媒介抽象意涵层面考察城市，进而探讨城市媒介在当前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于媒介意涵的抽象化，近年来中介化理论推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成果。以米歇尔、汉森为典型代表，他们将媒介分为三个层面，媒介、媒介物、媒介性，第一次提出了“媒介性”的概念，申明在抽象层面讨论媒介的重大意义，并赋予媒介以“调节”(即“中介化”)的意涵。媒介性概念的提出开辟了媒介理论研究的新维度，它突破了媒介研究囿于专业机构之功能、受众之行为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视野中考察万物何以为媒，拓展了对于媒介的认识，为媒介研究的跨学科提供了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点。媒介性解决了何为媒介的普遍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媒介物都是等同的，相反，不同媒介物的中介化实践千差万别，由此对人类文明发挥着不同影响。从媒介性———中介化的抽象意涵出发，挖掘不同媒介物的独特性，为当前媒介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据此，本文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城市的背景中，提出城市媒介性的命题，以推进既有的城市传播研究。这个命题的首要前提是视城市为媒介，进而阐释城市的媒介性为何，城市中介化实践的特殊性如何体现，以及作为媒介的城市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剖析，为媒介性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经验个案，并进一步展示媒介性的抽象、普遍意涵是如何落实在不同媒介物的运作中。在此基础上，重点阐释数字时代的城市媒介性，以期展示媒介视角城市研究的独特价值。城市媒介性的探讨，亦可与近年来媒介理论研究中的物质性、空间性、具身传播等前沿性议题形成呼应。城市媒介性研究视域所涉广泛，本文采用两个充满张力的范畴——时间性-空间性、物质性-虚拟性——来展开城市媒介性的讨论。采用这种方式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方面是对米歇尔、汉森三元媒介观的呼应，他们提出的审美—技术—社会的三元论旨在破除媒介研究中盛行的两元论，本文采用两元对照方式并非要回归二元论，而是通过呈现二元不断融合的趋势，消解二元论的媒介观;另一方面是依据城市的特点，挖掘它作为媒介物的特殊性及历史文化意义，尤其是阐释当前计算机软件代码系统正在瓦解并重组这两组范畴中的两元及其关系，创造了城市媒介性的新形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元论和过程性的媒介观。

二、城市:聚合异质时空

人类早期文明的古代城市是聚合时空并使其平衡的媒介。在城市史研究者看来，城市对于文明的意义在于，以实体空间承载了人类生活的物质化场景，并且将建筑、街道、纪念碑、水利工程这种创造物储存起来、代代相传，城市生活中的口头传播综合了即时即地的社会交往与跨越时空的远距离关系，实现了文明的时空平衡。随着文字出现，口头传播遭遇侵蚀，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尤其是大众媒介的兴起，致使传播的时空问题突显，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面向，影像媒介的滥觞更使得这个议题添加了全球与地方关系的新内涵。英尼斯的传播与时空偏向研究具有开创性，他将不同媒介物的时空偏向及其与文明的历史性关系纳入媒介研究的视野，并提出了媒介时间传承和空间扩散的两个维度，以及这两个维度之平衡对于文明的重大意义。这个论断成为媒介研究后继者不断回旋的母题。对于大众媒介时空性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文明传承在时间维度上的薄弱甚至断裂;地方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危机。在时空平衡遭遇危机的时代，城市的意义再一次被突显出来，它呈现出一种悖论，集危机发生地及解决方案于一身。复杂系统科学的领军者韦斯特断言，城市和全球城市化在决定地球未来中扮演关键角色，城市具有双重属性，“即它一方面是我们面临许多挑战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创新和观念的蓄水池并因而成为我们解决方案的根源”。这个状况是由多重因素引发的，其中城市媒介的时空偏向性是重要原因。

城市是人类时空秩序的调节中枢。城市是人类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承载。列斐伏尔在定义城市时有意地将城邑(ville)与都市(urbain)分开，他认为城邑是农业时代初期以来人类的一个创造，有三个特点:是一种空间性的东西，处于一定的场所和位置;是近端秩序和远端秩序的中介，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场所;它是通过建筑物、公民等各个方面组织和塑造起来的一种“作品”。城邑与乡村的不同，正在于它通过空间聚合了人与物，并促使其互动产生新的行动和意义。因此城市空间的这种承载性并不仅仅是在器具的意义上，而是以人的活动为着眼点，聚合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网络。在早期的人类文明中，城市空间性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它储存并呈现具象存在物，包括人、自然物、人造物等等，这种呈现不仅是静止状态的陈列，而是处于动态的交织互动中。市场是经济交换的地点，广场是人交流的场所，人与人的信息交流、物的交换，都依赖实体空间面对面的互动。这就是城市中人的交流、物的交换的空间集中化效应。城市作为空间调节者，它的力量在于将这些静止之物的动态交互聚合在一起，由此催生了不同于乡村的城市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提出“都市”概念与城邑形成参照，它是一个“构成性中心”，集中和同时化物品、人、符号。因此，城市的空间性既体现在实体空间作为承载，又表现为人与物各种社会要素的聚合与交互。中国学者援引清代段玉裁的观点认为，在汉语词汇中，“城”是一种“器皿”，“以盛民也”。而“都”是存有已故君王的旧宗庙的城邑。也就是说，“都”不是以空间、大小为最终判断依据的，而是看它是否是社会关系的“构成性”中心。这说明，在人类早期文明中，城市空间性都包含了实体的空间承载与抽象的聚合信息与社会关系的双重意义。城市空间性的彰显并不意味着它与时间性的分离，早期人类文明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融合充分体现在城市生活中，比如矗立在城市中心的纪念碑，既是一个典型的空间媒介物，不但聚合、催生了市民的交往活动，也承载了城市的集体记忆，体现了文明延续的时间性。

作为表征符号的媒介常常是城市时空性失衡的重要因素，比如文字将传播从面对面场景和地方传统中拔出，使得口头传播的时空融合被打破。人类文明大范围的传播脱域，源于大众媒介的产生。现代性城市的时空特征迥异于古代城市和小城镇。如果我们将现代性城市的基本特征视为陌生人相遇(齐美尔)、异质人群的聚集(沃斯)、全球交流系统(卡斯特)，那么城市在文明的时空平衡中，无疑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现代城市是大众媒介的诞生地，它助长了大众媒介的脱域传播——以抽象符号的信息传递取代面对面互动，如此现代城市中大范围的异质人群的聚集、交互得以可能;但同时信息加速的空间扩散摧毁了个体与身处地点的联系，导致地方的衰微与消失，即梅罗维茨所言的“地域的消失”。这使得文明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中遭遇危机，空间丧失了人群聚合互动的公共属性，也不复是地方记忆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又被视为挽救空间湮灭、时间断裂之危机的场所，因为城市时空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它给予人类群居化的、身体日常生活之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伴随着自我建构、地方认同的文化意义，在网络社会、全球化时代显得越发重要和切近了。如卡斯特所言:“城市及其文化构成了家与全球交流网络之间重要的调节力量。”人类不可能脱离特定时空展开自身的文明，城市环境正是当前人类主要的时空性体现。

数字技术与城市的相遇，开启了人类文明时空平衡的崭新状态。这种相遇是从再造人与时空之关系开始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博物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现象的全球普遍性耐人寻味。腾讯研究院的研究员结合中国博物馆数字化实践指出:“通过全息呈现、数字孪生、超高清、多传感器融合、AR、VR等新体验技术，连结虚拟/现实、在地/在线，营造一种在场式的数字文化体验，这是博物馆数字化的范式转变，也为迈向元宇宙提供一种文化坐标。”他认为博物馆成为数字技术的试验田及主要应用场景，原因在于形成了“在地(物理空间)、在线(网络空间)、在场(虚实融合空间)三重维度的数字化创新环境”。这呈现的空间性变革是，两元分离的“在地”与“在线”融合在一起，虚实融合的“在场”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间存在形式。空间重构必然是与时间再造同时发生的，博物馆的意义在于将“过去”的历史经验传统“复活”，即将时间链条打断并重塑。就此，传统大众媒介只能采取抽象符号“再现”的方式。而数字技术的交互性、沉浸式特点创造了人与时间的新型连接，人可以与“过去”产生实时交互体验，这种融合方式对于人类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在技术媒体的中介下，如何重构对传统和经验的体验，才是我们探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根本原因”。时空性革命通过日常生活体验，延展出崭新的社会文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博物馆可视为一个微缩的数字城市环境。

数字技术创造的融合时空，正在成为城市生活的日常。在地、在线、在场这三种状态的并存、互补、交织，已构成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相当普遍的生存方式，数字城市的媒介性也因此得以更新。城市成为有史以来最具活力的交互界面，它可以实时地整合异质时空，从而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意义。从个体层面看，这是主体对于人类存在的所有时空印迹的一种自主性征用与重组，极大地改变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社会组织方面，城市成为自主性机器，它能够以人类文明所有时空中的储存为养料来运作自身，这不再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是数据及软件代码系统支撑的直接驱动现实的运作。基特勒在评价芒福德城市理论时说，芒福德明确将城市类比于电子机器———也就是媒介，这提供了城市研究的重要维度。但他继而指出，这个类比仅仅涉及记录和传输信息两项功能，而且屈从于网络交汇的历时性，缺少了第三项基础性功能———信息处理。这个信息处理功能，即指城市作为一个自创生的系统，可以吸纳各种时空中的元素，进行加工处理，以此驱动城市各个系统的运行，并形成与个体的对接。

城市是个体安放身体、进行日常生活、建构社群认同的实体空间，也是勾连个体与社会、地方与全球虚拟网络的交流中枢。大众传播倚重抽象符号的虚拟传播造成了地方空间的同质化和空心化，以及历史感、时间链条的断裂，这种现代性城市的时空失衡，在数字时代获得了重拾平衡的历史性机遇。

三、城市:贯通物质性-虚拟性

城市像所有的媒介一样，也是具有物质性的，建筑、街道、纪念碑、广场，都是城市物质性的典型呈现。城市具有物质化的功能，芒福德写道:“汤因比完全忽略了社会过程的这个方面，但当我们漫步于城市中却可以发现，这种现象是无所不在的，周围的建筑物仿佛能够讲话，能够行动，正像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一样;而且通过城市的物质结构，过去的事件、很久以前做的决定、久已形成的价值观等等，都继续存活下来并散发着影响。”与物质性相对照，汤因比关注的社会过程是灵妙化，它指向文明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人掌握精良的技术后，不断实施对物质环境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成品也越来越丧失物质形态。芒福德认为，灵妙化和物质化对人类发展都是重要的，而城市最大的功能就是将两者结合了起来。城市的媒介性体现在承载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又通过抽象符号比如文字这种精妙的技术媒介，将两者整合在城市社会的组织和运作中。

芒福德物质-灵妙的城市两重性，在本雅明的现代性城市分析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即城市的感知意象与抽象结构的两重性。本雅明著名的巴黎游荡突出的是身体感官与城市物质性表面的直接遭遇。他这样解释拱廊街研究计划的着眼点:“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表达的线索，所要展现的不是文化的经济本原，而是经济在文化中的表达。换言之，所涉及的问题是努力把握作为可感知的原初现象的经济过程，(所以，19世纪)拱廊街中的生活就从这个现象中显现出来。”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本雅明试图以对现代性城市的“体验”来实践历史唯物主义，他质疑道:“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历史就必然要求以牺牲历史的直观性为代价吗?或者怎样才能将一种高度的形象化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施相结合?”在这里，直观性、形象化是与抽象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相对而言的。在本雅明看来，大都市的空间性、流动性无法依靠单一的抽象结构分析，身体置身城市空间中的感官接触是一种独特、新颖的捕捉方式，它可以揭示出被抽象分析所忽略或遮蔽的城市特性。对于城市物质性，与芒福德的不同是，本雅明尤其突出人类的感知，不仅是城市有形物质本身，而人类的感知是主观的、精神的，是物质性和虚拟性之间的桥梁。城市的物质性从来无法和抽象性、虚拟性分开，相反在两者之关系中才能显示自身的存在和意义，而城市空间中移动着的身体及其感知力，正是连接两者的媒介，本雅明在这一点上将城市的物质性和想象性连接在了一起。

近年来媒介物质性骤然成为传播与媒介研究备受瞩目的议题，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是数字技术对于虚拟性的推进，这个进程到了一个转折点:人类如何可能、是否应该摆脱物质性束缚，进入到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中。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充满争议的一个重大命题。布朗因此说，物质性“成了一柄寒光闪闪的双刃剑”。一方面，媒介略去了物体的物质性，比如电报、电话、电视、录像等;另一方面，媒介本身的物质性、物质的支撑、媒介嵌入某种物质环境、媒介的衍生物，不容忽略。物质性的双重效应在当下的数字城市生活中被典型地呈现出来，新媒体的虚拟传播使得“宅”生活成为可能，市民生存的去物质化倾向表现为越来越脱离实体空间，城市空间似乎正在丧失聚合人与物及地点的特性，创新活力岌岌可危;但与此同时，数字城市亦显示出另一种面貌，人们携带智能终端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打卡式游荡使得人之身体更多地置身于城市实体空间中。城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很少引起大众关注的犄角旮旯，都有可能成为网红景观，随着大众的数字实践不断地延伸到虚拟世界中。

尽管当前对于媒介物质性的关注主要是源于数字技术虚拟性的刺激，但虚拟(virtual)这个词的起源远早于数字技术。“虚拟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的替代物，是物质的非物质替身——没有中介的情况下施加作用。这个词关键性地标志出现实与副本、原作与其复制品、图像与其相似物之间的关系中的次等性。”有学者认为，人类“架构视觉性”体现为形形色色的“虚拟之窗”，具有久远的历史。文艺复兴的典范人物阿尔伯蒂提出把绘画的边框“看成”一扇窗，描述了三维空间再现到二维平面的方式，“窗”这个视觉性隐喻成为绘画、建筑、运动影像媒介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弗莱伯格将这个路径称为虚拟性的视觉再现理论，在这个传统中虚拟性早就有了前数字形式。虚拟性的另一个路径是信息理论，如后人类学者海勒斯把虚拟性定义为一种文化感知，物质客体是被信息的模式浸透的。在这一视角下，虚拟性是被技术所决定的，受制于将“身体”化为信息的机械去物质化过程。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虚拟性研究传统，对于媒介理论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视觉再现与数字技术在物质性—虚拟性关系方面的显著区别。从图像、文字直至大众媒介都是以再现方式呈现虚拟性，芒福德、本雅明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论及城市媒介性对于物质性和虚拟性的整合的。但数字技术则迥然不同，它是将物质化为信息的方式呈现虚拟性的，这一区分，使得数字城市的媒介性表现出前所未有之重大变革。

尽管都是去物质化的虚拟之窗，计算机“建立在观看者和视窗所提供视野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假设之上”。现代时期电影视窗“意味着观看者和被看物之间存在一条界限。这条界线在观看主体和被观看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正式的分野，作为知觉的境况，它由此为自我从世界抽身退出创造了条件，这正是现代时期的来临。自我安坐在窗之后，成为观察着的主体”。与此种情形不同的是，计算机的屏幕是一个数字界面，这个界面通过将人与外部世界的数据化，打通了人之主体和外界客体的区隔。计算机之窗，超越了视觉静态观看，它是数据处理系统的接口，弥合了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也融合了物质性与虚拟性，使得物质与虚拟交织成一个新状态———虚拟实在。

韦斯特从复杂系统科学视角指出，城市是一种类似有机体的系统，它围绕着人的行动组织起两重网络，并使其交织、运转。“一种是维持并促进自身基础设施和居民发展的能源和资源流，另一种则是连接所有公众的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网络的相互整合和相互作用魔法般地带来了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活动、创新和经济产出的极大增长。”城市的媒介性在于，围绕着城市居民的活动，将基础设施的物质系统与社会交往的信息系统进行互嵌和转换，使得城市呈现出有机体的特性，可以自我运转、生长、复制。城市的这种虚实互动体现在不同时空的城市中，并非数字城市所独有，帕克的城市生态学就把现代性城市比喻为有机体，数字城市媒介性的特点在于，将世间万物数据化，在生物体、无机物、机器之间建立起以二进制数据代码为基本语言的运作系统，这种仅供计算机机器阅读的语言能够将城市社会的所有存在物齐一化，数字城市将人的无机化和机器及物的有机化的双向进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数字机器系统成为汇聚所有数据、并不断生成驱动城市各个系统运作的动力中枢。数字城市的媒介性创造了物质—虚拟的新形态，它反转了虚拟与物质对照的次等性关系，取消了物质与非物质截然两分的区隔。尤其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主体的去物质化进程，在这个数据机器系统中，诞生了新型主体——人工智能。这正是基特勒指出的，芒福德将城市与计算机做类比揭示了城市的媒介性，他之所以忽略城市作为媒介的重要基础性功能——处理信息，是“因为那将推翻芒福德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因为这意味着城市具有了自主性，获得了主体地位，这与人本主义是有着根本性冲突的。在数字城市中，相较于人，人工智能是一种高度去物质化的主体，这正是数字城市媒介性的特点，它通过主体的去物质化进程，打通了人与非人的界域。

四、城市世：基于动态过程的一元媒介观

“从人类世到城市世，一个由城市主导的地球”，被誉为“享誉全球的复杂系统科学的领军人物”的韦斯特在他代表作里这样写道:“我希望通过一个全新的纪元命名来清楚无误地表明我们对地球造成的深远影响——我们已经从纯粹的人类世演变到另外一个以城市的快速增长为特点的时代。为了给这个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短暂的、激烈的时期命名，我将提出一个全新的词汇‘城市世’——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城市和全球城市化成为自人类社会变得社会化以来地球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他的城市世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它有多样化的组成部分——人口、建筑物、活动，以及许多不同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除此之外，它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且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而所谓的城市世，指人类“从显著的生物特性转变为显著的社会特性”，世间万物被纳入城市这个复杂系统中，指数级地大规模爆发式增长，人也被深深地卷入到自己发明的这个系统中。从人类世向城市世的转变，意味着城市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典型表征、主要动力和基本运作机制，以及主导地球发展的力量。这个转变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城市世的城市系统裹挟地球上的万物，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媒介。所谓超级，意指城市正在成为中介所有社会系统的数字平台，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通过连接并转换各个社会系统，不断生成信息、直接干预现实。这彻底颠覆了主体人—客体世界的现代性二元媒介观，一元媒介论呼之欲出。对于二元媒介观的批判早已是媒介研究中的核心议题，米歇尔、汉森的媒介性理论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媒介观:“我们想要避免二元论的诱惑——二元论是盛行的修辞:如过去与现在、新与旧、艺术与技术、社会与个人、主体与客体、空间与时间、自然与文化、古老与现代。我们尤其想要避免当今‘新媒介’研究中泛滥成灾的现代主义。”另一个更隐晦的原因是，三分方式强调了媒介研究的“中间性”，强调了媒介在无数其他学科之间起到的媒人、斡旋者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中介化”。三分法冲击了垄断已久的媒介研究的二元论，但它的前提仍然是二元的成立，仍然留有二元论的痕迹。以本文中所涉议题而言，数字城市作为媒介，不仅仅是打破了时空对立、物质与虚拟的区隔，还改变了时间、空间、物质、虚拟在二元论中的原初涵义，三元论媒介观无法充分回应这种状态。

针对二元论最具批判力的当属一元论哲学观。这个前沿性研究路径涉及人文社科各个领域。以本文所涉议题论，认知科学领域和宇宙论中的重要成果德昆西所著《彻底的自然》，提出了物质一元论的观点，打破了物质—精神的二元论，给予身体—意识等等相关二元论命题以彻底的解构，被学界评价为“揭露了人类思想史上的这个最大骗局——物质和自然是死的、无心智、无感受的，与我们自身相分离”，“是对嵌入我们文化和意识中的、无处不在的二元论的一次有力矫正”。当下媒介研究中对于物质—精神二元论批判较为流行的看法包括:物质是精神的基础，身体是意识的来源;物质、身体对精神、意识的可供性对其形成规约;精神、意识无法脱离物质、身体单独存在;等等。依照德昆西的观点，物质-精神、身体-意识的二元论无法成立，并不是因为上述理由，因为上述观点还是局限于二元框架，只是强调物质、身体这一元的重要性、基础性，以及突出二元的互动，但并未触及二元论框架本身。德昆西这样破解二元论:“心智与物质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因为心智是物质借以移动自身的活动或过程。——心智是物质内在的、有目的的自我运动。”针对物质、心智的存在论实体观，他采纳怀特海“过程哲学”从“空间话语”转为“时间话语”这个激进步骤，指出意识和物质之间的存在本性和关系出自过程(process)而非实体(sub-stance)。德昆西指出，当我们开始以怀特海哲学的这种方式思考意识，心—身问题就消失了。“只有在我们想象心智和身体是存在论上的两种不同实体时，交互作用问题才出现。当物质是有目的过程的客观的构成成分，而心智是将过去物质‘兜接’(scoopsup)到现在的创造性的自我能动性时，那么它们的交互作用——它们彼此‘之间的作用’——就成了一个伪问题。”简言之，世界只有一元就是物质，心智只是物质的自我运动;物质并非一个存在论上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

上述一元论和过程哲学给予我们的启发是，要破除二元媒介观须反思如下预设——在形而上学本体论范畴将媒介理解为物质化的实体元素，并由此认为媒介构成了世界。本文所述的城市作为复杂系统的媒介性，亦在现实层面与一元论、过程哲学形成了呼应，即媒介是一种过程，是连接、转换并生成各种关系的抽象运作的动态过程，这构成了媒介对于世界的基础性意义。当前数字城市的人类生存愈发突显了这种媒介性。在数字城市的赛博空间中，智能终端与人的互嵌技术系统，成为个体连接社会、时空相融、虚实互嵌的媒介。柏拉图描绘的早期人类文明中的双重导航——实体空间和话语空间实践——趋向融合。由此，大众媒介的“受众”变身为数字时代的“用户”与“领航人”，在这个系统中，主体也趋向于一元——人-机互嵌共生主体。媒介性是人类在虚拟实在中的航行过程，是一种中介化运作机制，这种抽象的媒介性会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为手机、身体、媒介机构等媒介物。

列斐伏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都市性概念，以区别于特定时空中的具象城市。他所谓的都市性是指:“全部社会生活和要素的汇合与集中的形式。”都市是商业中心、符号中心、信息中心、决策中心，都市是构成性中心，有着特别的辩证性的运动。列斐伏尔的启发性在于，在抽象的、普遍的层面阐发都市内涵，并指出都市具有自我的辩证运动。但他的都市性理论未能揭示城市汇合和集中的机制与过程，而这正是媒介的意义所在。本文提出城市世的城市媒介性，是聚合人与物的多重网络的复杂系统，是由技术系统驱动的连接、转化、生成的动力机制和过程，以揭示城市展开这种聚合的中介化机制及其影响，尤其是观照当前数字技术与城市互嵌的社会实践，呈现了媒介视角的城市研究在数字时代的独特价值。期待这个议题的探讨，为跨学科媒介理论及城市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