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眼人是什么意思「古代的四川」

大家好，古代四眼人是什么意思「古代的四川」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掘使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因为它的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从时光中被拾起，呈现在众人面前。

今年是三星堆遗址发现90周年！据悉，“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特展已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开幕，展出文物共286件，其中包括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体量巨大的商代石璧等，国宝级文物玉边璋是近30年来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20年3月20日。

三星堆青铜器人像以造型独特闻名，面具上的眼睛尤为使人印象深刻。著名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在新作《陈规再造》中讲述了他所理解的三星堆文化里的“眼睛”——

眼睛就是一切

三星堆艺术与芝加哥石人像

多年来我一直被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一件人物雕像所吸引。我所感兴趣的是一种视觉的不协调性，这件雕像可以说是中国青铜时代对人体表现得最为微妙精到的作品，但其面部却未刻出双目。雕像挺直的鼻梁两侧略微内凹，平缓的曲面将高起的颧骨和突出的额头连接起来，在这两个凹面上却看不到任何雕刻的痕迹。相反，人像的耳、口、鼻皆以立体形式精细地表现出来。这种对比显然说明雕刻家不只是省略了双目，而且是着意强调双目的缺失：雕像以其熟练表现的细节反衬了它所略去的部分。

雕像以黑色石头刻成，色彩与质感似玉，表面抛光，其形象为一正面跪坐、双手反缚在背后的人物。人像因双手被缚而略向前倾，但仍昂头面向前方(因此也使得“无目”的特征更为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一件制作粗疏的小型雕像，其高度可达20厘米，与商周时期的多数玉雕人像相比是相当大的一件。然而它真正令人叹赏之处尚不在于其体量，而在于其艺术表现水平。作为一件时代久远的作品，雕像各部分的比例准确自然得令人惊异。虽未刻画衣服，但也未表现出生殖器官和除了头发、耳朵之外的其他身体细节。人像表面光滑，起伏柔和，刻意塑造其立体造型和质感。躯体的刻画十分简洁，近于抽象，头部特征也具有同样的风格，即由一系列半几何形的凹面和凸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三维形体。然而头发和耳朵的细部仍以线刻的技法刻画。发式像本从中间打开的书，两面刻划平行细线。背后有一条双行的发辫垂到手腕处。双耳扇形，形体较大，耳上刻螺旋纹，耳垂部穿孔。

20世纪80年代，许多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越来越多的玉石人像，但这件黑石人像仍是独一无二的孤例，与其他出土雕像的外形、体量和质地都不相同。由于缺乏可资对比的材料，研究者很难确定其年代和来源。研究中国玉器的著名学者苏蒙尼将其年代定为东周晚期，其根据可能是他对雕像成熟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雕刻技术的印象，但他对其出土地点则未置一辞。

然而，最近在四川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件人像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四川省总工会基建工地发现一处古遗址，其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延续了近1000年。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遗物包括陶杯、陶尖底罐，还有一件带有钻孔和灼痕的人头骨，发掘者联系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的特征，推断该头骨是占卜的用具。同一层中另一项重要发现是一件大型石雕人像，据报道高度约0.5米，以青石雕成。人像作跪坐状，双手缚于背后，头发中分。但报告的附图小而不清，难以得知细部。1995年，我在成都市博物馆仔细观察了这件石人。它与芝加哥黑石人的密切关系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它是以普通石头雕成的，并且一侧残缺，但与芝加哥石人的形象极为相近，二者都双手缚于背后，发式一致，并且也都没有雕出眼睛。

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盆地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得我们对于西南地区早期历史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方池街的发现只是其中之一。

最为壮观的发现是在成都市西北约60公里的广汉县三星堆和月亮湾两个相邻的村子。经过一系列发掘和研究，考古工作者认为这里曾存在一座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古城，厚厚的城墙环绕着大量的建筑、作坊和祭祀遗址。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在月亮湾一带就发现过几批玉器和石器，发现地点都在古城范围以内。最早的一批是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发现的三四百件文物，其中包括许多玉礼器。燕氏在三四年内一直保守秘密，后来开始出售，在20世纪30年代初引起了成都古董市场的强烈兴趣。当时正在成都的英国传教士葛维汉认识到其价值，便说服成都的华西大学收集这些古物，藏于新建的大学博物馆中，但仍有部分落入私人手中，还有一些很可能流往海外。

继1929年的发现之后，又有一系列关于月亮湾的发掘和零星发现，其中包括1933年和1934年由华西大学组织的考古调查。1958年和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又分别在这一带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并在1964年和1974年分别发现了两坑玉石器。其中包括许多半成品，考古学家们因此相信这一带是一个作坊中心。这一推断在1984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该年发掘的附近的西泉坎遗址发现有房基、大批已加工完成和未完成的石璧、大量的石材，还有一批陶器(包括尖底罐)。据发掘者报道，还出土了一件“双手倒缚的石雕奴隶像”。件石雕在考古报告中未作详细介绍，但我要向主持1984年发掘的广汉博物馆陈显丹馆长表示感谢，在他的帮助下我不仅看到了这件石雕的照片，还看到了月亮湾、三星堆一带出土的另一件石雕的照片。这两件人物雕像头部均残，但其躯体的形态与芝加哥石人及方池街石人的跪坐姿态极为相似。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已有四件石雕像都表现了相同姿态的人物，它们的图像特征与艺术风格都十分相近，说明当时存在一种表现这种人物形象的固定艺术程式。其中三件出土于成都与广汉附近的遗址，看来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石人很可能也出土于同一地区：这件石人进入桑尼辰收藏的时间恰好与“广汉玉器”20世纪30年代初在市场上露面的时间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将这四件雕像以及它们所体现的艺术程式与三星堆文化联系起来。这一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代早期，在公元前2000年代晚期发展成为一高度发达的文明。认为这四件雕像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的根据有二。首先，在方池街和西泉坎发现的陶器，特别是尖底罐与杯，是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晚期的器物，年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次，出土两件石雕像的三星堆月亮湾遗址也是在这一阶段才发展成为有围墙的祭祀中心。一旦确定这些人像的出土地点和年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它们与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风格的人像作品进行联系比较，探讨它们在三星堆文化中的意义。

广汉地区1980年以前的考古活动多集中于月亮湾地区；但是1980年的一项偶然的发现，把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位于月亮湾西南、马牧河对岸的三星堆遗址。1980、1982、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在该遗址先后组织了三次发掘。1986年的发掘面积达1325平方米，出土了10万多片陶片和大约500件青铜器、玉器、石器和漆器。发掘者认为这些遗物与月亮湾出土遗物的风格和技术相同，两遗址属于同一种文化并构成同一个礼仪系统。这几次发掘没有发现人像，但是，1986年7、8月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出土了100多件青铜人像和半人形青铜像，包括一件真人大小的立像、约50件单独的头像、30多件面具，以及几十件小型人像。

这些奇异的雕塑品数量和形象前所未见，使得三星堆闻名海内外。众多讨论文章往往既包括细致的观察又含有主观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这些雕像的身份是神衹、统治者或巫师，但这些解释因为缺乏与文献材料的直接联系，难免有论据不足之嫌。雕像在坑内排列无序，所以关于其宗教功能的推断也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本文不拟参与这些争论。

我不认为这些铜像是一组孤立的作品，也不想再对其身份和用途进行解释。我将做的是把这批铜像与三星堆的其他发现，特别是上文所述的石人相联系，来探索其艺术构思和制作方式方面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两组人像之间的差异可能透露出三星堆文化人物题材的艺术中某些富有意味的程式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前人所未曾注意到的。

这两组雕像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对眼睛的不同表现。石人皆未雕出眼睛(根据金沙的新发现，应该说是没有以“立雕”方式着力表现），而铜人的眼睛则被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铜人的眼睛大体可分为两类。大多数有一双引人注目的杏核状倾斜的巨目，其上部有粗阔的眉毛，下部有深陷的凹槽。最鲜明的特征是双目中央的一道横脊，使其眼球变成一个有棱角几何体。第二类眼睛更令人惊奇，其瞳仁从眼球表面突出成柱状。2号坑出土的三件怪异的大面具都有这样的眼睛。这些面具原来可能安插在粗大的木柱上，其中最大的一件宽138厘米、高65厘米，突出的瞳仁长达16.5厘米，直径13.5厘米，周围有一带状的“箍”。较小的一件高82.7厘米、宽77厘米，其鼻子上方有一卷云状饰物向上高高竖起。

这些变形、夸张的眼睛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在同一种文化中为什么还制作了一组没有眼睛的人像？要回答这些问题，考古材料所提供的直接线索很少。但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眼睛的表现形式、象征意义，以及眼睛与礼仪、宗教观念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受人关注的课题，因此我们不妨先把目光转向其他的艺术传统。

大卫·弗里德伯格最近在其论述详尽的著作《形象的威力》中对眼睛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尤其对目光的“威力”有很多讨论。他认为，一尊偶像的观看者会不断发现自己被偶像的眼睛所控制，这种力量极强，使观者难以回避，因此可见对于眼睛的力量的信念。与之相关，制作偶像最后的步骤往往是“开眼”，偶像通过这种奉献仪式获得生命。例如，18世纪被囚禁在锡兰(斯里兰卡)的英国人罗纳德·诺克斯曾目睹当时佛教造像的转变过程：“在制作眼睛之前它没有被看作一尊神像，而只是一块金属，被扔在商店里，与其他的东西没有两样，……做出眼睛后，它便成了一尊神像。”

对于眼睛威力的信仰可以激发人们制作偶像的热情，同时也可以体现在一种最常见的圣像破坏运动的形式中，即宗教敌人常常首先破坏绘画或雕刻的偶像的眼睛。例如，一位考察者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会发现佛像与菩萨像的眼睛都被尖锐的刀子划坏了。破坏者的这种做法正是延续了穆罕默德本人所建立的一个先例：在把麦加城大清真寺天房内的前伊斯兰偶像搬走之前，穆罕默德首先用弓箭摧毁了这些偶像的眼睛。所有这些行为不言自明的前提都是破坏造像的眼睛能够最有效地毁灭其生命。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因为对眼睛威力的恐惧，一些艺术家在创作一种形象时有意不刻画眼睛。例如，据说卫协和张僧繇在画龙时都不点眼晴，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点眼这一神异动物就能具备生命力破壁而去。然而有一天张僧繇经不住别人的鼓动，为壁画中的龙点了睛，墙立刻倒掉，龙活了起来，腾空飞走。其他文化中也有考虑到图像本身的安全而永不刻画眼睛的类似故事。弗里德伯格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没有眼睛的形象常常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风格。在他看来，一件“极为写实但没有眼睛的蜡像非常令人不安，……因为我们本来期望眼睛在那个地方，它们却可怕地消失了”。

这些例子与三星堆-月亮湾雕像有许多共同之处。三星堆文化的石人与铜人都反映出对眼睛威力深刻的认识，但对这种认识的表现却不同，实际上是运用了相反的方式：铜人的眼晴被夸大，石人的眼睛被省略(或被减弱)。不仅如此，2号坑出土的柱状眼睛面具可能反映了某种形式的开眼仪式”，即先单独制作突出的瞳仁，再将其铸在空的眼睛上。从技术方面讲，柱状瞳仁与面具进行一次性铸造应是不困难的，因此采用“二次铸造”的技术可能是为了一种特殊的宗教礼仪的需要。

但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的材料也对弗里德伯格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弗里德伯格称其著作为对“视觉反应”（即图像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其重点在于讨论“凝视”的作用。他把这一作用与眼睛等同起来，这种很成问题的等式在其他研究西方艺术人像的分析文章中也同样存在。我之所以认为这种等同有问题，是因为眼睛是一个视觉器官，而凝视是一个视觉行为；二者在概念上是不相同的。在艺术表现中，眼睛是由眼睑限定的一种肉体的物象，具有睫毛、眼球和瞳仁等细部；凝视则是眼睛形象的一种特别效应，必须以瞳仁来表现。如果把瞳仁去掉了，凝视的效果便会立即消失，但是一对没有目光的眼晴仍会留下来。这种区别是必须明确的，因为这是图像研究的前提。我们所讨论的三星堆铜人有两类具有不同变形方式的眼睛，对眼睛和目光的区别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两类眼睛的特征。第一种类型的眼睛外端向上倾斜，眼球中央起脊。这一类型夸大了眼睛的尺寸和轮廓，突出了眼睛的不透明性。虽然有时加画瞳仁，但这种眼睛的雕塑形态并不是以一种确定的凝视目光去影响观者。第二种类型的眼睛正相反，其管状的突出部分只夸大了仁。凝视的目光成了一种有形的、雕塑的实体，向观者突射出来，以其纯粹的物质形体对观者施加影响。

视觉反应的理论无法对这些情况做出圆满的解释。尽管三星堆铜人像的一种眼睛略去了凝视的效果，另一种眼睛又夸大了这种效果，但是图像与观看者的视觉联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三星堆铜人以艺术的手段将眼睛(甚至包括凝视的目光)异化为使人们敬畏的形式。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一种对于眼睛的特别观念，与对眼睛的物化和独立化的表现有关。在三星堆艺术中，眼睛不仅出现于面部最显要的位置，同时也有一种脱离身体的、独立的形式。在2号坑中，与青铜头像和面具同时发现的还有大约50件菱形的青铜饰件，其中最大的一件宽度超过76厘米。这些饰件的中央为突起的半球，两侧为浮雕的三角形，发掘者据其形状称之为“目形饰件”。另一种脱离身体并同样高度程式化的眼睛有一对圆形眼球，其外眼角为一向上的突尖，内眼角向下勾起。这种眼睛有的是单独的饰件，有的出现在一个巨眼兽形面具的下部。

只有在这个接点上，我们才可以尝试将这些铜像与某些文献材料相联系。这些文献年代较晚，出处亦不同，但都与古代四川艺术中对眼睛夸张与独立的表现相关。例如，在商代甲骨文中“蜀”(古代四川的方国名)字，其上部是一只巨眼，下部是蜷曲的身体。有的学者注意到该字与三星堆一件真人大小的人像衣服上的图案相似。另有学者注意到《华阳国志·蜀志》中一段有趣的记载。该书成于4世纪，作者为常璩，书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四川古代历史的极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提到传说中蜀国的统治者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的研究者指出“纵目”实际上是对三星堆面具上柱状眼睛的描述，因此这些面具表现的是蚕丛的形象。无论这个解释的可信程度如何，这一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当地的一种观念，即具有特殊身份的王者有一双形状奇异的眼睛。而这一观念又与奴隶“失明”或“失目”的观念相反相成。郭沫若注意到西周青铜铭文中“民”(奴隶)与“盲”字一致。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一下三星堆文化中那些无眼的人像，这些雕像与铜人不同，它们表现的应是社会地位极低的人物。首先，这些人像都是裸体的，而青铜的全身人像皆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精美的花纹应是对刺绣图案的模仿。其次，这些无眼的人像皆双手捆缚于背后，而铜人中无一例有这样的姿态或其他受惩罚的方式。全身铜人像往往手执礼器。一件与真人等高的铜人手中所持物已佚失，从其巨大的空洞状手形的角度判断，原来所持物应有一定弧度，很可能是一枚象牙。(同一坑中出土了大量象牙，估计应有宗教含义。)这件铜人显然是祭祀中的偶像，而无眼人像则可能表现俘虏或奴隶。在青铜时代，俘虏或奴隶常常被用作人牲。正如郭沫若在古文字中所发现的，这些俘虏或奴隶在现实生活中即可能被刺瞎，而在艺术中则被描绘为没有眼睛。因此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本身即意味着一种象征性的杀戮，正如弗里德伯格所见，夺其眼睛即等于夺其生命。

然而，仅仅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三星堆文化中这两组人像的关系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这些形象还为我们认识三星堆艺术中的两种不同但又互补的视觉符号系统提供了线索。在艺术的媒材方面，四件无目跪坐人像均为石质。芝加哥黑石人接近玉质，是材料最好的一件，然而据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珍妮特·斯奈德通过x射线的研究发现，其质地为一种矿物质的氯化物——蛇纹岩，属于一种低等的偏磷酸岩。"对比而言，三星堆祭坑中出土的巨眼人像皆以精美的青铜制成，有的更带有金面具。

再进一步看，这两组人像实际上反映出十分不同的艺术风格。上文已提到，石雕人像具有中国早期艺术少见的自然主义风格，这种风格被用来刻画瞎眼的俘虏或奴隶，以强调感官功能的缺失。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弗里德伯格的理论：“如果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没有眼睛的话，那结果会更令人感到恐惧。”相反，青铜人像则是极为程式化的作品，具有极端非自然主义的特征。大多数面具如此怪异，似乎出于对人、兽形态特征的幻想式的综合。艺术家们似乎是通过对人类自然形象的变形来赋予他们所创造的形象以超自然的性质。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可以使我们将无眼的三星堆人置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中。不少学者们已指出三星堆艺术与中原商文化的异同，以上对四川古代雕塑的研究也可以引导我们到中原地区寻找有关的例子。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质人头像在同类周刻中十分独特。这件头像高56厘米，比该墓出土的其他人像的头部要大得多，但恰与芝加哥美术馆的跪姿人像头部尺寸相近。商文化中典型的人像多以线条来表现，而这件头像却例外地强调三维的立雕形式，这也是芝加哥石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然而，真正使我们可以确定妇好墓这件头像来自三星堆文化的原因是它没有眼睛。其眼睛应在的部位是内凹的曲面，这与芝加哥石人和方池街石人又恰好一样。因此，妇好墓玉器中的“外来品”不仅包括来自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旧玉，同时也包括来自当时四川地区的产品。但是，这种类型的三星堆雕刻似乎并没有对中原商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商文化中尽管也发现有奴隶或人牲的艺术形象，但都不具备三星堆艺术中“无眼”的图像特征及其自然主义的风格。

（本文摘自《陈规再造》，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主。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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