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消费产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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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安简·查特吉

选自《审美与脑》

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

老蝉原编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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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钱,钱,钱,钱!”这个男人兴奋地大叫道。他所有的词汇就只有“钱”一个字。生气的时候,他冒出“钱”这个字,好像这个字是一个诅咒。害怕、开心、伤心的时候,他只会用这个字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位患者,20世纪90年代末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科病房里。他的左半脑严重中风,使他几乎说不出话。他让人想起一个在神经病学史上很著名的患者—坦(Tan)。根据神经病学家保罗·布洛卡( Paul broca)在1861年写的报告,坦的真名叫莱博尔涅( Leborgne)。之所以叫他“坦”,是因为他只会发“坦”这一个音。坦也得过严重的中风,左半脑受损。坦的案例成了指向人类语言偏侧性的哨点病例。像我们医院那位只会说“钱”的患者一样,坦只用同一个字表达他的大部分情绪。1861年后,很多像坦那样的患者受到关注。这些患者只会说一两个字,或发出无意义的音节。坦及我们医院那位患者忘记了大部分词语,但某些词语没有忘记,这些词语对脑损伤的破坏结果具有抵抗力。我不知道我们医院那位患者是不是银行家或金融家,但“钱”这个字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脑中。虽然这个患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钱通常深深地根植于我们脑内。

在探讨快乐时为何要谈到钱呢?钱与我们的欲望不是直接相连的,我们不会吃钱,也不会与钱性交。钱似乎是一个抽象的物体。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在做与钱有关的决定时是理性的:使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他们还认为,人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这种偏好是稳定不变的。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做的决定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执行决定的。我们会确定相关信息,准确地分析状况。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能只是对将钱作为衡量快乐的尺度感兴趣。钱仅仅用来计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食物或性带来的快乐付出代价。

然而,我们与钱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趣得多。钱与快乐这个话题有很重要的关联性。我们大部分人对钱的态度并不理性,这种非理性至少源于两点。

第一,我们做很多决定都没有经过思考。我们利用快速而不光彩的捷径做了很多决定。选择这些捷径可能是演化的结果,因为这些捷径对我们的祖先有用。

第二,我们的决定往往带有情绪,包括正面的情绪与负面的情绪。

得到钱我们会开心,失去钱我们会痛苦。正是这种体验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与直接欲望无关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是钱本身让我们快乐?钱带来的快乐的神经基础与食物、性带来的快乐的神经基础相似吗?钱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来深入探讨如何与快乐保持距离,以及这么做的原因。前文讨论食物与性时论述过,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调和“趋近行为”。在很多与钱有关的情况下,我们会在即时奖赏与延后奖赏之间做选择。

如今神经经济学很流行。科学家们相信,脑的运作方式能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我们如何做与钱有关的决定,从而引导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钱本身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吗?为什么钱能给我们带来快乐?钱只是纸、金属或银行账户上的一个数字。如果要将一幅画挂到墙上,我会先拿起一把铁锤。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铁锤会给我带来快乐。铁锤有用,所以我利用了它的有用性。当我抓住铁锤时,如果对我的脑部进行扫描,很可能会发现我脑内奖赏系统的神经元对我的这举动根本不在乎。如果我抓住的是钱,情况就会不同了。钱能激活奖赏系统。

像性一样,钱能引起脑内两个系统的运作:一个是预测得到钱的快乐的系统;另一个是当我们真的得到钱时,给我们带来快乐体验的系统。事实上,钱作为奖赏的力量太强大,以至于当我们只是不经意地看到钱的时候,脑内奖赏系统的部分区域都会被激活。实验发现,当人们真的得到钱时,腹侧纹状体的部分区域以及眶额叶皮层中部会变得活跃。即使只是对钱的预测都会激活腹侧纹状体。相反,在得到钱后,前额叶皮层中部的神经元活动似乎减弱了。

我们的快乐还与痛苦及损失的缺失有关。当我们遭受痛苦或损失时脑的反应不仅仅是快乐系统的神经活动的减弱。在讨论食物与性时我们论述过,脑内其他结构会对痛苦与厌恶的感觉进行编码。当我们损失钱的时候,脑内以下结构会发放信号:当我们感到有风险或不确定时,对厌恶的感觉进行编码的部分区域----眶额叶皮层外侧、脑岛前侧、部分杏仁核----会变得活跃。如前所述,当我们吃饱喝足后,眶额叶皮层外侧会变得更活跃,此时同样的味道会变得不那么让人愉悦,有时候甚至会让人反感。脑岛前侧与自主神经系统相关联。我们对某些东西(如发臭的食物)会产生本能的恶心反应,此时脑岛前侧会被激活。当金融交易让我们感到恶心时,脑岛前侧也会变得活跃。

预测快乐的神经通路与对快乐体验进行编码的神经通路是不同的,与使我们选择按欲望行动的神经通路也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奖赏(如食物、性、钱),预测快乐、享受快乐、选择行动是否会引发同样的神经结构的活动这点我们并不清楚。大部分研究表明,人们体验不同来源的快乐时,眶额叶皮层中部的神经活动会被激活。神经科学家在法国里昂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腹侧纹状体、脑岛前侧、前扣带皮层、中脑对奖赏进行编码,不管这种奖赏属于何种类型----这项研究中的奖赏包括钱以及能引起性欲的图像,这说明我们的脑对钱与性带来的快乐进行类似的编码。但是研究者发现,钱激活的是眶额叶皮层演化得比较晚的部位的神经活动,而色情图像激活的是眶额叶皮层比较古老的部位的神经活动。也许钱给我们带来的部分快乐是后来才发展的,对其进行编码的脑区是大部分灵长目动物都具备的,但更早一些的哺乳动物并不具备。

为什么钱激活的脑区与食物及性(能给我们带来最基本的快乐)所激活的脑区是相似的?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美国哈弗福德学院读书。晚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图书馆学习,从图书馆回来后我通常会和朋友们一起玩弹球游戏。玩之前,我们一般要先抢硬币(游戏中会用到硬币)。因此,我们将硬币称作“快乐圆盘”,抢到硬币会让我们开心。我们大部分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将钱与快乐连在一起,以至于钱担负起快乐的职责。将钱与快乐联系起来,类似于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将声音与食物联系起来,或将作为迷恋对象的高筒靴与引发性欲的图像联系起来。韦氏词典对被迷恋之物的定义是,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东西或非理性崇拜与迷恋的对象。这让我想到美国文化对钱的迷恋。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韦尔斯基( Amos tversky)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经济学的看法。卡尼曼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特韦尔斯基因为早逝未能与卡尼曼共享这一荣誉。二人开拓了行为经济学的领域。行为经济学揭示了我们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那么富于逻辑性,人类做的决定(包括财务决策)包含了各种偏见。为了了解我们是如何做财务决策的,先来看看那些擅长操纵金钱的机构的运作方式。我指的不是华尔街上那些财力雄厚的金融公司,而是拉斯维加斯与大西洋城那些不可能会倒闭的赌场。

如何设计某一局面对我们的情绪体验有深刻影响。赌场及大部分广告代理公司都懂得如何设计各种选择,即使不同的选择所提供的实际信息完全一样。例如,人们更有可能会买有10%赢率的彩票,而不会买有90%输率的彩票。赌场广告强调赢率,而不提更大的输率。赌场包价旅游强调旅客待在景点会得到的奖赏及各种折扣,好像他们给予了我们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接受他们的热情款待,我们是要付钱的。

赌场投资商明白,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与其他人比起来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满意度。在下面的例子中,人们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想象你在排队,当你到达柜台的位置,就可以得到一笔现金。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将得到100美元;另一种情况是你得到150美元,但排在你前面的那个人得到1000美元。大部分人宁愿选择第一种情况,尽管得到的钱比第二种情况少。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我们更在意自己在一个群体中的地位,而不是得到奖赏的绝对数字。基于这一事实,赌场刻意将下注数额不同的人分隔开。对赌场而言,没有道理让赢了150美元的人因为邻桌赢了1000美元而不开心。

赌场还尽可能地降低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禀赋效应”。禀赋效应指的是,对同一样东西,我们拥有它时赋予它的价值大于我们没有拥有它时赋予它的价值。赌场想让我们贬低我们拥有的钱的价值,这样当我们失去钱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烦恼了。为了理解禀赋效应,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有两组人,一组人免费得到一个马克杯,另一组人免费得到一支钢笔。马克杯与钢笔的价值相等。这两组人可以互相交换礼物。有些人会喜欢马克杯而另一些人会喜欢钢笔。考虑到这一点,也许我们会认为有很多人都会愿意交换礼物。然而结果是,很少有人愿意交换礼物。(我们在得到某种东西后,会提高它的价值。有些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估价是买家愿意出的价格的两倍。这是禀赋效应在发挥作用。在我口袋里的钱就是我的。禀赋效应在某些特殊的对象身上会表现得更明显,如某一国家的货币。纸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是很棒的审美对象。很多人觉得自己国家的货币比其他国家的货币更美。美国人觉得其他国家五颜六色的纸币过于花哨,或觉得它们像游戏币。而其他国家的人会觉得美元很乏味,每一种面额的尺寸和颜色都是一样的。我们将现金看作自己拥有的审美对象,而不是交易的象征手段,赋予现金的价值超过它能购买到的物品与服务的价值。我们不愿意放弃现金,放弃现金让我们感到痛苦。

我们痛恨输。我的搭档莉萨·桑特( Lisa santer)很聪明,很好强。虽然她不喜欢玩竟争游戏,但她能赢大部分游戏。与其说她喜欢赢,不如说她痛恨输。因此,如果玩某一种游戏有可能会输,她就不会去玩这种游戏。不管是在比赛的时候还是在交换物品的时候,我们都厌恶输(或损失),只是厌恶的程度不同。总体来讲,我们不喜欢输的程度是喜欢赢的程度的两倍。这偏爱使我们大部分人天生就保守。我们越珍视某件东西,就越痛恨失去它。

赌场以及多数公司都不遗余力地掩饰我们失去钱时感到的痛苦。如果用现金付款,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如果用信用卡付款,信用卡还是会回到我们手上。买同一样东西,比起用现金付钱,我们愿意用信用卡付更多的钱。虽然人们更喜欢用信用卡付款有其经济上的原因,但是经济上的好处并不能解释人们愿意用信用卡付更多的钱。

如果将费用隐藏起来,人们会为得到的服务付更多的钱,这样的例子很多。人们会过量订购固定费率的公共事业、电话、健身俱乐部等服务项目。固定费率项目可以让人尽情享受服务,而不会想到额外费用。人们还喜欢揽子条款,有些条款标着“免费”字样,即使这些形式没有什么意义。赌场与旅游胜地利用这种全包的方式,造成它们失去一些东西的假象,而实际上是顾客在花钱。在这种情境下,度假胜地使用的网络虚拟货币(如飞行常客里程、游戏币)隐藏了付款带来的痛苦。赌场的筹码也具有这种功能。将筹码制作得相对平淡无趣,能使禀赋效应降到最低。拥有筹码的感觉跟拥有纸币的感觉不同,我们会贬低筹码的价值。这样的话,当我们玩了一个晚上,发现筹码变少了,我们感到的痛苦会少一些。

一些公司越来越擅长隐藏花费,有些金融机构甚至想方设法对自己隐瞒花费。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将损失风险掩盖起来,使华尔街更容易沉溺于高风险的行为。就像瘾君子一样,华尔街一味想要奖赏,而没有考虑到风险。原本有免费午餐,可是后来就没有了。

赌场的环境刻意鼓励我们做出不那么理性的决定。很多神经科学家认为,我们的大部分决策可以分为三类:

巴甫洛夫式决策、

习惯性决策、

目标导向型决策。

有一点很重要:这三种决策可以相互合作,强化我们的行为;也可以相互排斥,使我们陷入困境。

巴甫洛夫式决策是条件反射式的、自发的。习惯性决策很复杂,是经过学习获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自发的决策。目标导向型决策也很复杂,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

科学家对这三种系统的具体内容以及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展开了辩论。然而,我们做的决定是自发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受情绪驱使的还是具有逻辑性的,这是很容易判断的。赌场希望我们做出自发的、情绪化的决定,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富于逻辑性的决定。他们希望我们一直赌下去,一直输钱,同时又让我们存有希望,觉得自己会赢,即使我们心里明白赢的可能性很小。

哈利士赌场的网页标语是:“这里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赌场提供了很多基本的奖赏:赌场有大量的廉价食物,赌博区衣着暴露的服务生随时为我们提供酒精饮料,这里也不乏性工作者。赌场为我们创造娱乐的环境,促使我们做出巴甫洛夫式的自发反应。巴甫洛夫式选择是杏仁核与伏隔核、下丘脑相互作用的结果。前所述,这些结构位于脑的深处,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些部位的活动对行为的作用。结果就是,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决定是受巴甫洛夫式反应所驱使的。

赌场鼓励习惯性行为,将其与巴甫洛夫式行为联系起来。习惯性行为,如其名称所示,源于长期的重复行为。例如,我们每天沿着同一条路线开车上班,在路途中,我们要做各种决定,如加速或刹车,拐弯或直行。这些决定具有自发的特性,通常徘徊在意识的边缘。开车过程中的动作需要经过定时间的学习,但一旦学会了,就不容易忘记。

巴甫洛夫式行为与习惯性行为相互作用,产生有害或有益的效果。患有强迫症的人不得不重复某些习惯动作,重复的行为能缓解焦虑,带来轻微的愉悦。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环境刻意加强巴甫洛夫式行为与习惯性行为之间的联系。看过别人玩老虎机的人很清楚我说的意思。反复拉下老虎机的手柄符合习惯的所有特征。拉手柄的习惯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现金奖赏。老虎机将人们的习惯性行为与巴甫洛夫式行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人不停地玩下去(不停地付钱)。毫不奇怪,我们会将瘾君子的行为称为“习惯”。

另外有些情况也将巴甫洛夫式行为与习惯性行为结合起来。当教徒做祈祷时,会反复上下移动身体,或是举起一只手臂,绕着一个中心旋转。祈祷时的习惯性行为可能会导致狂喜的状态。更世俗化一点的是运动员的例子。运动员一直将这两种系统结合起来。多数专业篮球运动员在罚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习惯性的方式移动,然后再投球。断断续续的投篮机会使他们继续习惯性的行为。

赌场对前两种决策方式的利用是很明显的,但是赌场同样清楚并操控第三种决策方式----目标导向型决策。赌场除了提供食物、性服务以及强迫性行为(重复某些动作)的机会,还为深思熟虑的顾客提供赢钱的机会。玩廿一点游戏就要做战略性的决策。每一次决策都是根据相关信息做出的,如有哪些明牌,别人手上的明牌与自己手上的牌相比如何,等等。这类游戏对应的是目标导向型行为。目标导向型行为比巴甫洛夫式系统与习惯性系统更具灵活性。我们运用目标导向型决策评估形势,根据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一系统更接近意识:我们通常能说出为什么会做出这类决策。这一系统能激活额顶回路( frontoparietal circuits)以及其他脑部区域,如背侧纹状体( dorsal stratum)、脑岛、前扣带皮层、眶额叶皮层。由于其中有些脑区同时还对痛苦与厌恶进行编码,所以这一系统在做“理性”的成本效益决策时还会带入一些负面的情绪因素。

目标导向型行为最有可能做出理性选择。然而,廿一点游戏表明,理性也不一定能指导我们的行为。众所周知,赌博游戏中赔率是按有利于赌场设定的。玩家眀白,如果玩得长久一些并且不去算牌的话,就会输钱。然而他们还是会连续玩几个小时。为什么?答案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赌场还是利用了根植于我们的行为中的非理性偏见。

赌场最大限度地强化我们赢钱的喜悦,即使我们不会经常赢钱。实际上,赌场正是利用了我们不会经常赢钱这一点。行为主义的主要拥护者B.F.斯金纳(B.F. Skinner)研究我们的行为如何受奖赏的驱使。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斯金纳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会习惯性地重复能够给我们带来奖赏的行为。这一事实很明显。但是,这种“强化条件作用”( reinforcement conditioning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比起每次都会得到奖赏,时断时续、不可预测的奖赏会让我们更频繁地重复某些行为。假设我要申请国家科研补助金,如果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时候申请成功,有时候不成功,这种情况比每次都能申请成功更有可能使我继续申请。以下两种情况是“间歇性强化计划”效用的最佳体现:实验室的老鼠一次次按压手柄,以及赌场的玩家一次次地拉手柄。

赌场希望我们做出目光短浅的决策,也就是说,赌场希望我们的行为是巴甫洛夫式行为或习惯性行为,而不是目标导向型行为。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中做选择,体现了神经经济学家所谓的“折扣功能”。折扣功能表现的是马上获得的奖赏与迟些时候获得的奖赏相比的相对值。你愿意今天获得10美元,还是愿意一个月后获得20美元?不同的人对即时奖赏与延迟奖赏的反应不同。我的一位同事乔·凯布尔( Joe kable)与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保罗·格利姆彻( Paul glimcher)发现,腹侧纹状体、前额叶皮层中部的神经活动与这些功能相关。很多人像医科学生一样,能接受延迟奖赏。但是性格冲动的人一般会选择即时奖赏。赌场刻意使我们变得冲动。

让玩家变得目光短浅的一种方法是,使目标导向型系统(负责做深思熟虑的决策)疲惫不堪。深思熟虑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让我们疲劳。有一个实验表现了疲劳的效果。参与实验的人被分为两组,一组人被要求记住简单的两位数数列,另一组记住难一些的七位数数列。然后让两组人走到另个房间接着做实验。在去另一个房间的路上,他们会经过一张桌子,桌上摆着水果沙拉与蛋糕。比起记两位数数列的那组人,记七位数数列的那组人更有可能会去拿蛋糕。此时他们的目标导向型系统处于休息状态,他们不会考虑在不饿的时候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何后果,对糖与脂肪的本能需求占了上风。

很多情况会让我们变得目光短浅,如累的时候,喝醉的时候,情绪波动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对一种对象的渴望会满溢出来,形成对另一种对象的渴望。吸毒者渴望毒品与钱的时候,会变得更冲动。性欲被唤醒的人在花钱时会变得目光短浅。最后,目标导向型系统会刻意考虑将来的奖赏。一些理论家认为,想象将来的情绪状态能够指导我们现在做决定。推理过程是这样的:进医科学校,经过几年时间的刻苦学习,将来能找到一份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工作,这样会让人很开心。当然,这种方法能起作用的前提是: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将来。赌场希望玩家一直玩下去,不要考虑将来。我们玩得越久,输得越多,因为赔率是对赌场有利的。我们玩战略性的游戏越久,就会越累。赌场利用明亮的灯光、吵闹的声音使玩家保持高昂的情绪,不停地玩下去。赌场里不会挂时钟,里面的人也看不清外面的情况。结果就是,人们几乎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生物钟被打乱,会一直玩下去。让人们保持清醒,玩得时间更久,让性感而热情的服务生给玩家倒酒,赌场通过这些方式促使人们的行为变得冲动。“让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切留在拉斯维加斯”,这句标语很聪明,就是利用了没有将来的观点。去拉斯维加斯玩很美妙,让人们远离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在那里,没有长期的结果,因为不存在“长期”这回事。我们让目标导向系统处于休息状态,让冲动自由行事。

我们为什么要让赌场拿走我们的钱?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怎么可能具有适应性?答案是,现在的生存环境已经超出了渺小的更新世祖先所能理解的范围。更新世的祖先生存的世界被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称为“中间世界”( Middle world),即这个世界的物理环境处在很小与很大的中间,处在细胞世界与星系宇宙的中间。我们能应付的是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对象。我们需要显微镜近距离观看很小的对象,需要望远镜观看很远的、体积庞大的对象。我们应付时间与社会复杂性的情况也类似,我们无法理解很短或很长时间内的效果。我们对过长的持续时间不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气候变化甚至演化存在争议。我们的祖先在演化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如今复杂。在更新世,几乎没什么社会分工,不存在资本市场与巨额财富的积累。人们相互交换的是食物、衣物、社交礼物,不是保险、股票、合成债务抵押债券。大部分早期人类生活在一个群体中,群体人数在几十个到几百个之间。直到1万年前,群体的人数才达到上千个。而如今的金融决策会牵涉几十亿人,这种现象不是更新世的祖先所能理解的。更新世的人类祖先利用巴甫洛夫式决策与习惯性决策,想出不那么光彩的快捷办法,这些办法在如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且是非理性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没有特色,而我们还存在各种偏见。这些偏见在人类早期起到很不错的作用,但在现在就显得不合理了。

做一下总结。跟食物与性带来的快乐相比,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抽象的。钱向我们展示了与欲望不是直接相关的东西如何变成快乐的源泉。奖赏系统对钱的反应与对食物与性的反应是相同的。我们知道,情境会影响食物与性这类主要奖赏,而情境对钱这类次要奖赏的影响更大。钱向我们展示了短期快乐如何与长期快乐竞争,还展示了我们的行为通常是自发的、情绪化的,而不是理性的、慎重的。我们与钱相关的有些行为并不合理,那是因为更新世的人类祖先慢条斯理的思维已跟不上现代社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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