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步入老龄化「接受衰老」

大家好，逐渐步入老龄化「接受衰老」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自2013年起，每年的重阳节也是中国法定的老年节，今年恰好是我国第八个法定的老年节。（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13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在不同国家，都有着相应的老人节和敬老节。虽然日期各不相同，但尊老、爱老、敬老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国家都有着各自的体现。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

正如资深《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利兰在《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活得足够长，每个人都会有成为老人的一天。21世纪已经进入长寿时代，我们也随之步入老龄化社会，那么变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为长寿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以下内容节选自《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美]约翰·利兰著，葛雪蕾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版。

作者丨[美]约翰·利兰

摘编丨安也

思考老龄问题的另一种方式：

“超越老龄”

20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拉尔斯·托恩斯坦的瑞典社会学家对黄萍（一位90岁的老人，对工作的担忧、婚姻紧张、钱的困扰、时间冲突、日常压力——这些事情让我夜不能寐或者闷闷不乐；而对黄萍和其他老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种人的普遍存在表示震惊——尽管他们失去了很多，但还是对老年生活心满意足。他像我一样，发现他们随处可见。

当他开始围绕这些人的生活与他们展开交谈时，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年老之后发生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在如何利用时间以及与什么人相处的问题上，他们更挑剔了。他们对于在鸡尾酒会上应酬交际或者与陌生人搭讪不再感兴趣，他们不想寻找新朋友或者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另一个变化是，他们的自我关注程度降低，更加关注作为整体当中的一份子的感受。他们并不孤单，反而更加珍惜独自一人沉思的时光。

纪录片《人生果实》剧照。

其他社会学家忙于寻找让老人保持忙碌的新方式，托恩斯坦却创造了“超越老龄”这个概念，他认为这是思考老龄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不是身处衰退期，而是站在制高点，人们在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物质忧虑，转而集中关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推测说，老龄之前的那些年都是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

他对74—104岁的人展开调查，询问他们自50岁以来价值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同意这个说法：“现在，我对表面化的社会交往不那么感兴趣了。”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现在，我的内心更喜悦了。”有81%的人同意这个说法：“现在，物质上的东西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变得更加无私，更愿意承认人生包含了他们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这很不寻常：尽管他们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不是工作升职或掌握新技能那么明显的成长，但他们还是在以更深刻的方式不断进步。

他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是，老人似乎同时活在过去和现在，模糊了记忆与当下经历之间的区别。他们会重温过去的对话，在心中向他们以往曾亏待过的逝者道歉，为旧日的愉悦表达新的谢意。当然，托恩斯坦的研究对象是瑞典人和丹麦人，他们拥有以慷慨著称的社会保障系统，不过他的超越老龄理论在美国也很流行。

在任何年龄，

智慧的起点可能都是接受你会死去

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智慧与老龄化的莫妮卡·阿德尔特把这个概念也介绍给了我。阿德尔特认为，在老人身上发现的某些倾向（比如，接受复杂情绪和缓和负面感受）构成了一种随着变老而不断增加的智慧。智慧不是天才或者无所不知——它不是发现相对论或者化解中东危机，而是一种从生活中获得经验的能力。莫扎特是天才，而我们的母亲很有智慧。至少我母亲是这样。

纪录片《人生果实》剧照。

为了衡量老人是否真的更有智慧，阿德尔特创造了她所谓的三维智慧等级，也就是3D-WS。她把智慧标记在三根轴线上：认知（理解生活的能力）、思考（从不同角度审视生活的能力）和感情（情绪智慧）。一般人可能会在其中某个维度比较强，但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所有这三个维度，并使之相辅相成。阿德尔特借助这个等级发现，对于一开始就有智慧的人来说，智慧确实会随年龄而增加，且智慧与更强烈的幸福感成正比。在她对幸福感很弱的住在养老院或临终关怀医院的人展开的调查中，这种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智慧评分较高的人对生活更满意，跟独立生活的同龄人一样满意。因为有智慧，所以有了更好的决策能力和更现实的期望，事情不顺利时的失望情绪也较少。老人不会因为渴求他们根本无法消耗的财富或根本无法完成的性征服而变得冲动，也不会为了他们不记得的轻慢而怒不可遏地寻求报复。

阿德尔特说，对于负面信息的钝感力有助于消除不必要的烦恼，在年轻人和老人身上都一样。“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会减少。从前用于表面的精力现在全部集中于实质，而实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总体来说，老人接受了来日无多的现实，而且对此没什么意见。他们不是怕死，他们怕的是死亡的过程；有智慧的人更能接受死亡的过程。”

乔纳斯·梅卡斯对于他快乐的原因有个更简单的解释。他说：“我认为这很正常。”选择快乐其实是阻力最小的道路，比起他的许多朋友给自己制造的焦虑不安，活得快乐要轻松容易得多，那些人为没有发生的事担心，渴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沉溺于毒品、酒精或者性。他说，就连他在苏联人和纳粹手下的遭遇到头来都是好事，因为这样的遭遇才促使他来到了纽约，并且在那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

电影《长寿商会》剧照。

他有一天在家里说：“没错，我想我有洞察力。我更知道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会保持不变，或者只能稍有改变。”他不会为无法改变的事情烦恼，而是把精力用于追寻能够滋养他和其他人的事物。选择权在他手里。为什么要选择让他不快乐的事物呢？他说：“这归根结底是你的信念问题。尽管艺术和美之类的字眼显得很含糊，但我选择关注这些事物，而不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丑陋和恐惧。如果说一个人观赏花朵或者听音乐，会受到正面影响，那么被丑陋和恐惧所包围就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关注千百年来的诗人、科学家、圣人、歌手和吟游诗人，他们为了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而付出了一切。我必须用我微不足道的方式去延续他们的工作。”

在任何年龄，智慧的起点可能都是接受你会死去，真正接受，并且对这种生活的局限感到更满足，而不是更哀怨。现代医学鼓励我们把死亡看作我们成功或失败的考验，由身穿白衣的专家主持局面。但是，老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有智慧的观点：我们都无法活着离开，所以还不如在能够做到的时候好好活着。如果我们的死法与祖先更相似，在家里，有深爱的人环绕在周围，成为他们关爱的中心，我们是否会在生活中更注意培养这种爱呢？

两千年前，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认为：“我们应该珍惜和热爱老年时代，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它就是充满愉悦的……在走上下坡路但又尚未急剧下坠的时候，人生最令人心旷神怡。我本人认为，可以这么说，站在屋顶边缘的阶段有着独特的乐趣。我们不对乐趣抱有希望，那就是最大的乐趣。耗尽一个人的欲望，让欲望不复存在，这是多么令人宽慰！”卡斯滕森引用了乔舒亚·L.利伯曼拉比类似的话：“我经常觉得死亡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朋友，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寿命有限，所以才格外珍视。”老龄迫使老人了解这一点，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心甘情愿地接受。这肯定是我们不必变老就可以接受的观点。有六个人愿意教我以更快乐的方式看待生活——我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生活。为此，我受益无穷。

医学在帮助我们活得更长，

但多出来的这些年被添加在了末尾

在8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听力不佳；有31%的人无法自理；有一半人无法独立行走和生活；有28%的人说，他们有认知困难。也许你没想到常年食用藜麦会有这样的回报，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失智症——到了70岁，这些病症的患病率都大幅度增加，并且逐年加剧。

我们虽然活得更长了，但正如伟大的老年学专家斯博汀·赖夫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姑娘愿意同我们亲近，这怎么能叫活着？”1977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欧内斯特·M.格伦贝格把这些使人致贫的疾病称为“成功的失败”：医疗系统越是能让人们活到高龄，他们就越有可能患上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格伦贝格认为，我们应该把医疗视作类似病原体的流行病学因素，它降低了死亡率，但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

电影《长寿商会》剧照。

格伦贝格认为，该系统的优先重点被歪曲了，它致力于延长寿命，而不是促进健康。因此，研究资金大多被用来消除往往很快就会起效的急性致死病因，而不是推迟或防止那些拖拖拉拉、使全家陷入漫长痛苦的慢性疾病。在格伦贝格看来，这违背了“不伤害病人”的誓言。比如，如果癌症患者通常死于肺炎，而我们找到了治疗肺炎的方法，那么我们针对他们的癌症所做的就是：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年头慢慢被癌症吞噬。他们距离临终的时间本来是一天，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月，然后称之为医学进步。

他写道：“这种要命的思维非但没有促进大家的健康，反而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40年里的救命技术胜过了保持健康的技术，实际效果是使大家的健康状况恶化，那么我们必须着手寻找我们正在不断延长的慢性疾病的可避免病因。”没错，医学在帮助我们活得更长，但多出来的这些年被添加在了末尾，而那时我们已经太衰弱或者病得太重，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格伦贝格是在回应人口统计信息体现出的一个变化。我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儿子见过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的三位，他的子女有微小的可能见到一位以上的曾祖父母或者外曾祖父母（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寿命延长的悲观看法

美国的人口分布曾经像一座金字塔——基部是大量新生儿，往上逐渐缩减到顶端的65岁以上人口。如今却越来越像长方形，底部的婴儿数量减少，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这个长方形顶部的人肯定会使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不过，数量空前的老人也会带来好处。其中有些是经济上的——所有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老人能对经济做出令之前的老人们望尘莫及的贡献。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向我们这些有朝一日也会变老的人传授智慧，不只关于过去，也关于未来。如果我们只把他们看作联邦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我们就是在浪费尚未估算过的资源。

最近，格伦贝格对寿命延长的悲观看法得到了肿瘤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伊齐基尔·埃曼纽尔的支持，埃曼纽尔是奥巴马政府《平价医疗法》的设计者之一。在《大西洋》杂志刊载的一篇广泛流传的文章《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死去》中，当时57岁、年富力强的埃曼纽尔认为，活到老年“使得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便没有残疾，也会步履蹒跚，日益衰弱，那种状态可能并不比死亡更可怕，但的确很痛苦。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力和对工作、社会以及世界做出贡献的能力。我们留给别人的记忆不再是精力充沛和忙碌的，而是衰弱、无能甚至可悲的”。

有调查显示，老人的生活会更快乐，但埃曼纽尔不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调查没有收集住在养老院或者患有失智症的老人的意见，他们肯定没有那么快乐。这篇文章的标题有误导性，因为埃曼纽尔并不希望在75岁时死去；他只是不想通过医疗手段把他的生命延续得更长。因此，不要癌症筛查，不要抗生素，不要置换心脏瓣膜或做搭桥手术，不要注射流感疫苗，不要做透析，不要跳踏板操，也不要吃羽衣甘蓝沙拉。如果他错过了晚年的一些回报，比如，亲眼看到自己的孙辈长大，与伙伴们打扑克牌，或者教导下一代的满足感，他并不会感到遗憾。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生活的丰富宝藏，而是丧失了赋予生活价值的一切之后获得的象征性补偿。这篇文章引发了强烈抗议，相当一部分抗议者就是78岁的老人，他们不愿被告知自己该走人了。

电影《普罗旺斯的夏天》剧照。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这种永远活下去（埃曼纽尔称之为“美国人不死”）的全民梦想经常促使我们挥霍自己拥有的岁月。如果我们知道，75岁之后不久，帷幕将会降下，或者一旦它开始降下，人类无法阻挡，那我们就更有可能竭尽全力去充分利用之前的这些年。埃曼纽尔说，在他的肿瘤学临床实践中，所有病人在某个阶段都会说，癌症是他们碰到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他们专注于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然而，这是许多老年人自然而然会做的事，也是他们满意度提高、紧张度降低的关键原因。埃曼纽尔专断的截止日期只不过是迫使他现在就像75岁的老人那样思考，同时又没有年老带来的不便。除了美国人不死的虚荣心之外，我还要加上“除非能做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否则就不想活着”的虚荣心。老年病学家比尔·托马斯称之为“‘保持能力’的束缚”：也就是坚持认为老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不会成长或发展，所以他们的人生目标应该与现在一模一样，或者如果能倒退到较早阶段就更好了。

托马斯认为，尽管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比如，看法、经验、日常乐趣的增加。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损失，或者徒劳地抓住我们要保持打网球或者打扫房间的能力这个念头不放，而是可以把变老视作一个变化的过程，学会发现并珍惜。失去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重要智慧，包括为我们认为不可或缺的能力找到补偿的智慧。只有加州人才会希望每天都艳阳高照。

名为“动态平衡”的第三种变老模式

此外，衰弱也不是从前的概念。美国人步入老龄时，身上留下的岁月痕迹比以往几代人都要少——累死人的体力劳动变少了，吸烟也少了，小时候易得的大病和感染也少了。老人们如今有他汀类药物让心脏保持有规律的跳动，有白内障手术让生活保持光明，有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让他们继续行走，有时髦的小型摩托车让他们在新膝盖不好使的时候仍然可以到处活动。改进后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也表明，与数十年来的医学知识相反，大脑在整个人生当中都在持续形成新的神经元，人们可以像通过定期锻炼来强健二头肌一样，增加脑细胞的数量。

电影《普罗旺斯的夏天》剧照。

格伦贝格分析出“成功的失败”三年后，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名叫詹姆斯·F.弗里斯的风湿病学家提出了一种与之大不相同的变老模式。弗里斯提到的不是成功的失败，而是成功的成功。尽管医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无法消除老人的疾病和脆弱性，但可以延缓疾病和脆弱性的出现，把不好的情况推到最后几年。我们不是把时间添加到一切即将崩塌的生命尽头，而是添加到中间阶段。他将这种效应称为“发病率紧缩”，同时提出了增强这种效应的简单方法，比如，减少年轻时的肥胖和糖尿病，以及推后置换衰竭的肾或肝。

弗里斯后来又重新修订了该理论，并且通过几项长期研究提供了佐证，他改善老龄状况的处方，即便没有被原样照搬，至少也得到了广泛采纳。在名为“动态平衡”的第三种变老模式中，医学发展使得人们能够从以往足以致命或者使他们的健康急剧恶化的心脏病或癌症中康复。这种老龄模式就像弗雷德比喻的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一样：你上行一段时间，然后下行，然后又上行，直到时间用尽。这些变老模式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临终关怀的花费。插进我父亲喉咙的呼吸机让他的生命延长了几天，但那几天耗资不菲，而且对他没什么价值——这是标准的“成功的失败”。

此外，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开始经常散步锻炼身体，还服药控制高血压，他70多岁的时候比60多岁更健康，这也为发病率降低和动态平衡的模式提供了佐证。但是，无论最后阶段是缩短还是拉长，所有人都会变老。动脉硬化，关节肿胀，头发脱落或变白，肾脏失去活力，皮肤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弹性。阿尔茨海默症也有自己的时间表，而目前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放慢其速度。

那一年里，我在大多数老人身上看到了衰老的加剧。他们更健忘了，体力更差了；他们的疼痛更严重了。黄萍的话变得更加不连贯，她无论讲英语还是粤语，都说得颠三倒四。她有一天说：“说实话，我已经受够这一切了。”但是，丧失认知能力不是大问题。大脑有多种认知形式，涉及不同区域，因为变老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有关工作的记忆（比如，回想起刚听到的一连串数字的能力）削弱了，但对中学时代的长期记忆可能仍然鲜活。这些记忆在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竞赛中获胜，继续存在你的大脑中，不那么容易消失。

随着我们变老，处理新信息的速度会放慢，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速度也会变得极其缓慢。但同样属实的是：我们处理新信息的需求少了，因为我们没有探索新领域或者试图掌握新技术。纽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埃尔克霍农·戈德伯格称之为“智慧悖论”，他提到，随着大脑老化，心智在某些有用的方面可以变得更强大。“现在不该再简单地从精神损害或者仅从损害的角度看待心智和头脑老化了，心智老化同样是有好处的。”

电影《长寿商会》剧照。

神经学家经常会区分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这些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进行的，随着我们变老，表现有所不同。大致地说，信息处理功能涉及大脑皮层和皮层下部以及大脑右半球，而模式识别涉及新皮层和大脑左半球。处理信息需要大量脑力；识别模式需要得则相对较少。随着我们变老，前者做得比较少，后者做得比较多。我们不再需要了解新路线和新菜肴，不再寻求去新餐馆就餐的体验，我们知道某家餐馆星期六的培根是最新鲜的就可以了。

伊齐基尔·埃曼纽尔很惋惜地说，科学家和艺术家很少在40岁之后取得重大的认知突破，因为他们的大脑不再具备对本已复杂的世界形成新认知的强大功率。也就是说，57岁的埃曼纽尔不太可能找到治疗淋巴癌或者乳腺癌的全新方法。他大脑中负责解决复杂问题的衰老的皮层和下皮层细胞，根本没法撞击出火花以照亮道路。他说他的癌症病人都表示，癌症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一见解则是源自经验和识别模式的能力。他25岁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解（那时候他大脑里的处理中心还处于形成期），因为他还没有见过足够多的病人，所以识别不出这种模式。不过，对他来说，这种见解无疑和任何实验突破一样有用，能够让他真正明白，他想要怎样活着和死去。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识别模式的能力衰退得相对较慢。相较年轻人，老人的大脑里还有更多范本可以参考，因为老人确实有更多经验可供利用。如果你经历过“大萧条”，那么当雷曼兄弟破产时，你就不会那么震惊了。

数百年来，社会依靠老人

获取这些经验和其他智慧

相传贝蒂·戴维斯说过这样一句陈词滥调：老龄容不得胆小鬼。但是，这恰恰错了。老龄容得下胆小鬼——归根结底，多亏现代医学和卫生，它容得下差不多所有人。无论它对身体的攻击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到了某一刻，任何长寿的人都会有个不断变老的身体。但是，什么是老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作为一个判决，一种没有明智地及时（也就是差不多20多岁时）开始练瑜伽的人遭遇的事。这就是说，老龄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从未经历过老龄的人确定的。

处在人生三等分的中间部分的人，他们自我吹嘘地称之为人生的黄金阶段，把年轻人的看法说成是青年的愚蠢想法，把年长者的看法说成是老糊涂的絮叨。我与母亲的关系体现了老人和子女对老龄看法的不同。尽管锻炼或减肥是持久缓解慢性背痛的重要方法，但她拒绝这样做。她说，理疗是“商业炒作”。尽管她的楼里有室内游泳池，但她并不游泳，因为换泳衣太疼了。上午10点的太极拳课程太早了。随着她背部和腿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我和兄弟们都反对她使用电动轮椅。我认为，一旦她不再走路，就会停止锻炼自己的肺，这会给她的整个身体造成损害。

但我错了。轮椅解放了她，让她能够去参观博物馆和看戏，而且经常有优惠价。这是接受和调整带来的好处。在一种经常要我们克服局限性的文化中，有时设法接受这些局限性是明智的选择。对于来日无多的人而言，短期解决办法（或者说是接受现状）有时是最佳答案。我们都来日无多，而老人只不过对此更加心知肚明罢了。在我探望老人们的那一年里，海伦从使用拐杖发展到了使用助行器，但她并不认为自己上年纪了——有失智症的养老院住户才算是上年纪了。她从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同样，鲁思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散步了，但她仍为不用坐轮椅以及没有丧失心智而感到满意。人生当然是有价值的。弗雷德迫不及待地想在第二天早晨醒来，又老了一天，又脆弱了一点，但他还是他。除了约翰之外，所有人似乎都调整了可接受与太过分之间的界线，调整到略微超过他们的残疾程度的地方。

在我看来，极其可怕的健康问题对他们来说是85岁之后的人生发展的一部分——真正糟糕的始终是下一步。所有老人都没有把年轻时的自己理想化，而是专注于最能让他们保持本色的东西，也就是让他们最具有人性的东西。对乔纳斯来说是艺术创作；对海伦来说是豪伊；痛恨离开旧居的鲁思加强了与子女和家人的联系，学会了使用电子邮件和脸书去保持联络。约翰重温对沃尔特的记忆，黄萍与打麻将的朋友维持着紧密联系。对弗雷德来说，每一天都是天赐的礼物，每一刻都是快乐的机会。他说：“比如，昨晚的（电视）比赛。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一心只想着比赛。我都跳起来了，天哪，幸亏我床上没有个老婆，她会觉得我发疯了，像那样从床上跳起来。当时，那就是快乐。我觉得，如果你一心想着一件过去发生的格外糟糕的事情，那才叫悲伤。”

电影《长寿商会》剧照。

起初，与他们放弃的东西相比，这些补偿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随着那一年的时间慢慢过去，我知道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补偿丰厚得足以充实他们的生活。如果说他们没有选择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其实我们任何人在任何年龄也都没有。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自身残疾的总和，而是他们接受这些残疾的总和。我记得我父亲最后的日子，在纽瓦克一家医院阴郁的病房里，身上连接着各种延长他生命的机器。那样的生命肯定没有价值，肯定不是任何人想过的生活。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回味着以前从未与人分享过的愉悦的人生篇章，也许是因为他健康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逐渐开始明白，老人们不光是在为迎接死亡做准备工作，还在不断研究在任何年龄都好好生活的良方。我的探望变成了关于生活而不是变老的讨论。我生活中的困难——包括离婚和导致我需要穿步行靴的足部韧带撕裂都不再令我烦恼。探望母亲也更令人愉快和神清气爽了。

每位老人都能传授给我不同的经验：我从弗雷德那里知道感恩的力量，从黄萍那里知道选择快乐，从约翰那里知道接受死亡，从海伦那里知道学着爱和被需要，从乔纳斯那里知道生活要有目标，从鲁思那里知道照顾重要的人。数百年来，社会依靠老人获取这些经验和其他智慧。直到近些年，大家才开始对这种智慧充耳不闻。我不是在宣布新发现，而是在重新寻回一些古老的关联。我的新发现是这些经验令我多么快乐，以及我要是早些学到该有多好。

本文选自《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美]约翰·利兰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吴兴发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