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中的反具象化美学现象「表现主义电影的美学元素」

大家好，当代电影中的反具象化美学现象「表现主义电影的美学元素」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ABAGo

一个关于欧洲的，严肃、有趣、激进的思想视觉文化志

导语：

数十年来，有关纳粹独裁者的作品中，“我们为何如此关注希特勒？”是一个比“希特勒是怎样的人？”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纪录片《希特勒的意义》（2020）电影截图。

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在最近的一部纪录片《希特勒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tler，根据塞巴斯蒂安·哈夫纳1978年的同名小说改编）中沉思道：“我们对希特勒的理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似乎是一个新颖又显而易见的结论。在二战和大屠杀过去的几十年后，这位纳粹独裁者仍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除了我们对自我意识的痴迷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有无数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艺术作品和文献，哪怕是最微小的传记细节，我们也会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解释他的生活和他为何变得如此恐怖。流行文化与其说是在反思过去的教训，而不如说是更愿意迎合我们的集体自我。“我们为何如此关注希特勒？”是一个比“希特勒是怎样的人？”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德国导演汉斯-于尔根·西贝尔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1935）1977年的442分钟纪录片《希特勒：一部德国的电影》（Hitler：A Film from Germany）从极端主义、反现实主义的角度审视了这个问题，其中包含了不和谐的多重视角。希特勒生活中平凡的真相在各种艺术形式、声音和艺术品中爆发。这是一部惊人且严谨的作品，它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是一个主要通过他周围的文化而一步步演变成被神话的人。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作家和评论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在谈到这部电影时说:“西贝尔伯格坚信，电影人有一种道德上（和美学上）正确的方式来对抗纳粹主义，因此他不会使用任何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小说风格惯例。也不会依靠文献来证明其真实性。就像这部虚构性故事一样，以照片证据的形式来展现暴行是有被默认为恶趣味的风险的。”

纪录片《希特勒：一部德国的电影》（1977）电影海报。

就像法国著名导演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2018）1985年的电影《浩劫》（Shoah）一样（但也与其形式上的克制大相径庭），西贝尔伯格有一种含蓄的理解，即具象的图像不足以描绘人类精神中最可怕的冲动。描绘希特勒意味着在想象中助长他的宏伟感。正如《希特勒的意义》中的一个标题所断言的那样，这一切都有助于创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我们不愿直面自我扭曲的迷恋，却在无意中延续了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神话的宣传攻势。法西斯主义的死而不僵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好莱坞的浮夸形象，这些形象原本是为了丑化，但却无意中美化了反派。在倾向于关联性的具象电影中，许多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更喜欢把自己与怪物（强者）联系起来，而不是受害者。

《希特勒的意义》中的一个片段便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电影制作人仔细研究了希特勒的自杀通常是如何在电影中被描绘出来的。在多部影视剧的场景中，我们看到镜头从他身边移开，一扇门关上了，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他的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严。但是在他政权下倒下的受害者呢？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中，我们目睹了多少可怕、残忍和赤裸裸的死亡？又有多少侮辱性画面是以生动、恐怖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呢？虽然《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2009，非线性叙事、暴力美学、架空历史、新黑色电影）这部电影充满争议且并非没有缺点，但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1963，美国著名导演）电影世界中希特勒遭遇的暴力结局，绝不仅仅是一个肤浅的复仇幻想。它强调了在大多数好莱坞电影中，关于谁才是暴力受害者的世俗性选择。

电影《无耻混蛋》（2009）剧照。

就像将真正的犯罪肤浅地重新定义为某种程度上赋予权力、以受害者为中心和具有教育意义一样，关于希特勒的电影经常试图把我们的恶趣味重新塑造成忧虑和保守的产物。似乎关注希特勒生活中的私密细节，会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另一个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上台。如果我们能识别这些迹象，也许生命就能被挽救。这些毫不掩饰地以暴力和权力为中心的作品，就好像观众正在接收某种超越常规好奇心的东西。

更多关于希特勒“体面的”的作品指向了这个想法，即他只是个普通人。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中，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1941-2019，瑞士演员）饰演了希特勒最后的日子，把他描绘成一个软弱的、爱随地吐痰的人，饱受着仇恨和自怜所蹂躏。把希特勒刻画成“人”以外的任何形象只会让他永世不朽，这种潜移默化的默契进一步激发了这些类型的刻画。我们仔细研究他的个性、生平和所处环境，仿佛这样就能保证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再出现，仿佛种族灭绝只是过去的事情。

电影《帝国的毁灭》（2004）剧照。

在这种冲动之下，是在为了寻找某种“证据”，而证明人类本质上是善良的，证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文化预防措施来避免出现的。这种框架忽视了促使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持续的社会模式、经济背景、思想和政治制度。对希特勒意义的探寻并非是对整个世界的反思，而是把反思转向内在。在滥用权力和压迫的系统中，集体的过错会因为个人的罪行而被忽视。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希特勒是具有人性的，但他是个坏人，而“我们”是好人。

《希特勒的意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采用了元文本框架（跨文本批评的方式）来质疑希特勒纪录片本身的形式。作为一部关于希特勒的作品，它成为了一种练习，揭示了为什么某些方法（证词和当代镜头）有效，而另一些方法（档案镜头和油腻的自我意识）则无效。这部电影采用了一种只能被称为相对“流行”的纪实手法，与其说是严谨，不如说是戏谑，因此这部电影常常带给人一种轻微的感觉，偶尔甚至也会让人感到厌烦。然而，这部电影也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这些采访往往深刻而亲切。在影片的最后时刻，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和历史学家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1926，捷克学者），讨论了纳粹的正常人性，顺便暗示“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我的想法付诸行动。”带着沉重的意图，这一想法萦绕在滚动的演职员表上。那么，我们付诸行动的代价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本文由公众号【ABAGo】主理人快乐大胖原创

不可‬转载和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