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河湖文化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开展
马治权书法作品解味
马治权对书法艺术的钟爱、痴迷、苦学与孜孜不懈的追求,我是早有所闻的。在我们每次匆匆匆相遇中,谈得最多的是他所主编的《各界》杂志以及有关写作与人生的感慨,很少谈及书法,偶而提及,总是有些分量、很实在的问题。我隐约感到这位年轻人在书法方面“蓄势”不小,起点也不一般。
商潮奔涌,人欲横流,文人匮乏而笔墨泛滥,书法这块精神芳草地也难免受到冲刷。一时间,它恬静、纯洁、邃密而又活力弥漫的神圣感备受践损。据我有限的接触,学习书法的青年朋友中,大致存在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沿着传统,循序渐进,从专一、博取到融化,即由继承步入创新与寻求自我;二是抱住传统,守定一定,亦步亦趋,如法炮制;三是“今人不讲源头水,只问支流派是谁”(清人宋湘语),这较前者,似又等而下之;四是以西方抽象派绘画观念审美书法,走向“墨象”和“前卫派”一路。以上,各有长短得失,具有纯正审美目光的读者自有鉴裁。至于视书法为江湖场上的把戏而加之以“杂技化”,且暂恕不在其列。凭借着自己的文史知识、哲学基础与感觉素质以及对民族整体文化精神的理解,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马治权冷静地把握着自己的途径。对此我想用孙过庭的话来概括,就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即深入学习传统而不违时代的审美要求;追求时代感而又不与时弊流俗相混同。
马治权书法
《郑文公碑》的端正谨严、《张猛龙碑》的精劲奇崛、《张黑女墓志》的内刚外柔,以至颜真卿的沉雄厚朴、何子贞的清劲俊逸,马治权不仅精心研阅,眼观神会,而且以数址年临池不懈之功,细加领略,从分析、对比、取舍中综合进行溶解吸收,寻找自己在这块精神家园中的独特定位。我注意到,马治权不停留在概念化的临写上,对笔法、力感、势态、线条的组合关系与节奏,都有一个鲜活的审美自觉,尤其注意取法对象合乎自己的气质,适应自己的感情和趣味。这样,从眼中之字,产生心中之字,最后转化为笔下之灵物,即所谓“眼处心生笔自神”。
马治权书法
“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祝允明《论书帖》)马治权的楷书,功力中透出性情;马治权的行书,性情中见出功力。他的楷书,在用笔和间架结构的把握上,很重视线条的力度及其搭配关系与势态。如其所书横披“为发大悲意,远离诸妄想”(见附图),说他用笔清劲而不臃肿,能努力于静态中求鲜活,放而不纵,留而不滞,不板不浮,带着那么点儿雅趣澄怀,是实足当之的。苏东坡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由于无固定的师承,似乎使马治权的回旋余地更大,更自由。
这在他的楷书中已见端倪,而尤为明显的是表现在他的行草书中,所谓“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苏东坡语)是也。如其录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见附图)写得酣畅、错落而有节奏,透出一种秀拔的艺术灵性,虽有所本,却已是蜜成而花不见了痕迹。马治权作书不故逞险怪,不扭捏作态,更不甘做“书奴”。艺术上最难逃避的平庸、易粘惹的市井之气、最忌讳的媚俗,都被马治权理智地跨越了。结合所书的文字内容,可知笔墨线条乃是作者人生思考的一种抽象的视觉外化,其中闪现着这位热血陕北汉子的人格力量。
归结马治权的艺术实践和创作个性,不由引起我的一些想法:不会写字,固然成不了书家,只会写字,依然成不了书家;书法必须姓“书”,立足于表现民族审美情感,这个前提不能丢失;但书法又是一种有灵化的艺术,应当不拘一格,顺情适性,充分展露书家的襟抱与气质,这与前者是统一的;所谓传统,仍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活的流动性,不是凝固不变的;书法艺术“进入世界”,也只是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本色去参与,并非要将“秦俑”改制成“大卫”;书法的创新,是在民族大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感召下的有所吸纳和有所扬弃的创新。
马治权曾问我他的书法前景如何,我没有立即作正面肯定。但我在期盼他进一步沉心驱智、熟而精之、奋进不息的同时,想起黄庭坚谈到苏轼书法时所说的话来:“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我还想以清人吴德旋的一句话相赠:“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而不自知。”
能耐苦,也有智慧、学养的潜力,正当盛年的马治权完全可以做好他自己乐意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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