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百科：杜军书画
怎样临习《十七帖》4
3.对《十七帖》的分析
草书有章草和今草之分,今草有大草(或狂草)、小草之别。《十七帖》属于小草。草书大概在秦汉之交就出现了。它由于日常书写的简捷快速而在下层书吏、民间书手之间流行。后来,这种“俗体”渐为士大夫们所钟爱,发展为章草。
章草在东汉时已兴盛。东汉赵壹《非草书》云:“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这说明草书技法已相当成熟。《非草书》又言:“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这句透露出赵壹对“痴迷”者的反对态度,但更说明了草书的兴盛,且已由实用向纯艺术化转变。
章草有着明显的隶意,字字独立,少有牵连之态。曹魏、西晋时期还没有成熟的今草。魏晋时期的书家都擅长章草,王羲之就是杰出的代表。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张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如神明,顿还旧观。’”今从《豹奴帖》、《寒切帖》(见右下图)、《远宦帖》中可窥其章草意味。《十七帖》中,大多笔画笔形宽厚,字形扁平而有开张之势,字字独立,笔断而形密,趣长笔短,备八分之法度。
章草到今草的转变是通过章草的“潦草”化来完成的。在汉末至西晋期间,民间书手、下层书吏对章草的“草化”与“简省”,主要以去“波磔”、取“纵引”来加速对今草的改进。王羲之则在吸收张芝、钟繇、卫夫人、王廙等人用笔、用意的基础上,“俱变古形”而集之大成,完成对章草的改变,笔势有起伏跌宕、引带连绵之意,字形突破了前期以单个字为造型单位的开张笔势,渐渐向“字群结构”的连绵组合方向拓展,向着更为抒情、狂放的方向深入,再次拓宽了书路———那种“狂放”的书路,则由其小儿献之来完成。
所以,羲之书去古未远,新体中蕴涵旧质,至暮年更趋“逸态”。当代国学大师胡小石《书艺略论》云:“羲之变章为草,其源来自章,则自西汉以至张芝、卫瓘、索靖、陆机等各家纸张草书皆其所据之遗产。而羲之省章之波挑,简化以为今草,其风亦非其所创,而实自西晋开之。今观西陲简牍中西晋人诸书笺,已俨然今草,而其书人,皆非后世知名之大家,是其时民间已早有此一种书风,为羲之所依据,更勤苦加工,发挥旁通,因得成为一代之典范。”王羲之从弟王洽在一封信中对羲之评价说:“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南朝齐王僧虔《论书》)由此,我们在观察《十七帖》时,不仅要注意其古朴厚实及章草意韵,还应从综合的角度来体会,不能就《十七帖》而论《十七帖》。宋陈思《书苑菁华·晋王羲之别传》载:“羲之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无以加之。”
还有,羲之书被奉为“圣”誉的根本原因是,他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其“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被唐太宗所独钟,也符合士大夫们的思想意志。唐张怀瓘《书断》讲:“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清刘熙载《书概》也讲:“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而这种“中庸”思想也一直贯穿着《十七帖》的始终。
《十七帖》为后人树立了小草风范。它是情感与法度的巧妙融合,是理性和自由结合的产物,是“中庸”的代表,是古典的开端,是浪漫的始祖,更是唯美的化身、伦理教化的使者。虽是汇帖,但其丰实的内容、奥妙的变化给后人提供了无穷的品赏空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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