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傅山临王羲之草书

傅山临王羲之草书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号真山、朱衣道人、石道人、松侨老人等。其颇多的字、号皆有独特含义，与八大可有一比。不过二人相比之下，八大选择的是逃离之路，而傅山心中有家国天下，选择的是反抗之路。明亡后，傅山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被捕入，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清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他的每个字号都会“战斗”。如“朱衣道人”暗含穿朱姓之衣冠，表明不肯降清之志；别号“石道人”，则象征意坚如石，宁死不屈。傅山名满天下，影响后世，甚至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被尊为“七剑”之首。明清之际的士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被杀，壮烈牺牲；二是屈服，失身自保。被杀的很多，屈服的则更多。傅山则与众不同，既没有被杀，也没有屈服。

傅山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即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加上自幼聪颖，故而博闻强识。就读于三立书院时，他受到山西

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且颇受青睐。至崇祯年间，傅山曾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名震朝野。傅山知识面广，清初诸儒无出其右者。其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大多散失，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傅山平生书法存世相对较少。因其名气大、作品价值高，故赝品极多。有一则故事说，傅山的侄女要出嫁了，傅因贫穷而拿不出贺礼，只好写了许多字幅交与侄女。傅山逝后，原本富足的侄女家遭遇火灾，陷于窘迫，无计可施之时，想到了傅山的字，偏巧失火之时作品没有损毁，变卖之后竟换来较火灾之前十倍的家产。

傅山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其后因鄙薄赵氏为人而直取魏晋，入手钟繇，得力于王羲之，至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霜红龛集》）。他对颜真卿的人品、书品推崇备至，明亡以后专攻鲁公，上溯篆籀，尤重骨力。其平生好以篆、隶笔法作书，最终博采诸家之长，冶于一炉，形成独特风格，一如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其中以行草书最负盛名，坚苍浑穆、豪迈不羁、潇洒宕逸、气象宏阔。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傅山临王羲之草书（见右图），纵202厘米，横52.4厘米。查对可知此段内容出自《淳化阁帖》中王羲之的两种帖。一是《采菊帖》：“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伦等还，殊慰意。”二是《增慨帖》：“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当惠缘想，示能果。迟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寻复有问，足下以数示。”傅山书写时将二帖内容交叉，与王铎类似，随意写来，不拘小节。此轴使转有法，“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改当时多数人取法董其昌书风，直至精神颓废委靡的状态，可谓气势如虹，观之精神为之一振。

傅山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对个人书风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傅山是一个至性至情之人。如其《秉烛》诗中最关键的，并不是评价赵孟頫夫妇二人的那两句，而是“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这两句，乃个人精神的真实写照。傅山以狂草抒发胸中郁结之气，内心只有家国天下，无关名利，甚至于到最后连书法本身都忘了，只存自我胸臆，最终步入了极高的境界。更主要的是，傅山学富五车，积学深厚，喜欢用生僻的字眼和典故，随手拈来，使其书法具有一种奇特的个性味道；宗法篆、隶，追求的是正统的象征意义，而且能借古开今。现代学者郑振铎在《伟大的艺术传统·序》中说：“满洲的入关，并没有打乱了悠久的历史传统，项圣谟、程邃、肖云从、王时敏、恽寿平、华喦……或为皇家供奉，或自写性灵，却还逃不出宋、元传统。但明末遗民像弘仁、傅山、龚贤、髡残、道济、朱耷等，却寄悲愤于画幅，自有其枯瘦奔放的作风。”凡此种种，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傅山。

书法史中有一些“书人合一”的典范，较“书如其人”更胜一筹。人即是书，书即是人，完全融为一体，这是书法的至高境界，如王羲之、米芾、徐渭、八大、傅山、弘一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步入艺术的至高境界。近人邓散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没有这样的精神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法；而不具备这样精神的人去学傅山的书法，只能是学得皮相。

傅山悬壶济世，时时流露出矛盾纠结的心态。他亲历了明清易代的大变动，心怀故国，面对强烈的民族压迫和屠杀暴政，不愿甘受清廷的笼络和奴役，但历史潮流却无法改变。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傅山的思想是激进的，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同时，他也是最敏感、最痛苦的。

傅山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次才是艺术大师。他成功的关键正在于他是一个思想家，有独立见解，有独立人格，因为是思想决定行动，而不是行动决定思想。傅山的书法极富创造性。理论上，他提出“四宁四毋”；实践上，他集古成新，做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傅山不但对篆、隶书和一些古代书家加以取法，对同时代的王铎也有所借鉴。但如果把傅山与王铎放在一起，则存在明显不同：前者有篆、隶书底子，写起行草书来，自然游刃有余；后者对行书的研习只从技法、趣味、情调形式入手，因而内在精神力量也就大大地弱化了。其实若就董其昌而言，虽然秀气有余、雄强不足，但他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是统一的；而仅仅学他皮毛的人，江河日下，便不可同日而语了。傅山当时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巨变，精神力量再次成为书法的内核。他有一种使命感，虽然很多时候这使命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这恰恰又显现出傅山的伟大、不凡之处———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伪君子和真小人。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只有有真性情的书家，才能写出有真性情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