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写意画的辩证观
中国画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工笔画趋于写实,属于具象性绘画;而写意画趋于抽象,属于意象性绘画。写意画是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构成的,正如齐白石所讲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黄宾虹也说:“唯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由此可见,中国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侧重的是具象性因素,而“不似”侧重的是抽象性因素。
在造型上,写意画融合了具象与抽象,因而形成了意象性绘画。在一幅画中,“似”与“不似”的成分各占多少,本身就是一个辩证问题。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示的话,那么具象性绘画追求的是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似”;而意象性绘画追求的是多个“点”,是由“似”与“不似”各自所占比例的不同而形成的多个不同的“点”,积点成线。这就是中国画的辩证性和丰富性。中国画在“似”与“不似”之间所表现出的此消彼涨的变化,就暗含着一种辩证观。
中国画非常讲究透视。中国画的透视也体现了一种辩证观,特别是焦点透视。如北宋张择端在五米长卷上绘制了山川树木、楼阁店铺、桥梁舟楫等物象繁多的《清明上河图》。这些物象完全符合焦点透视的规律,但此画却用的是散点透视。画家的视线随着景物或平移、或下俯、或上仰,表现手法极其自由。可见中国画家对透视的运用也具有辩证性。
这种辩证的绘画观念在中国绘画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中国画中的虚实、繁简、黑白、开合、收放、欹正、取舍、藏露、干湿、燥润、清浊、疏密、动静、聚散……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在描述中国画的画法和表现效果时,人们也多用虚实相生、开合呼应、动静相依、刚柔并济、色墨相辅、藏露得体、收放自如,以及“密不透风,疏可走马”、“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等充满辩证思想的词语。其他评论中国画的用语,如道与技、心与物、形与神、似与不似、致广大与尽精微等也无不充满着辩证思想。这种辩证理念赋予了艺术家更大的创作自由,给予了艺术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更加绚烂多彩。
中国画创作看似易,实则难。例如,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曾评价潘天寿画的荷叶犹如“石碾轧地,铁汁凝池”。潘天寿是如何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据说,潘天寿练画非常辛苦,日费宣纸一刀。他曾在一幅荷花画上自题:“往事不堪重记忆,十年一幅旧荷花。”李可染在回忆徐悲鸿时说,徐悲鸿喜欢荷花,但他说不敢画,要画就得给他二十刀宣纸;把这二十刀纸画完了,才可以说会画荷花了。
中国写意画多用生宣纸表现。因为生宣纸有洇渍性,所以画面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墨色变化丰富。画家只有反复实践、潜心绘画,才有可能在变化中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辩证法的体现。把握好了这个“度”,画家也就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了。
笔墨和造型也常处在一种辩证关系中。写意画家要一笔直取客观物象的精神,并同时注入自己的主观精神。这一笔就蕴涵了主观和客观、具象和抽象、形质和情感、视觉和知觉等多种因素。这是充满着辩证关系的一笔。它联系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既契合着客观造型的一面,易于直接欣赏;又附带着主观精神的一面,利于品味欣赏。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在描述绘画的创作过程时讲:“只要一笔下去就产生很多不确定因素,轻重、浓淡、粗细、干湿都不可能确切地把握,所以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叫做第一笔决定第二笔,第二笔决定第三笔。
从第一笔开始就是自觉性和不自觉性的结合、规律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所以只能从第一笔落纸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第二笔,看了第一、第二笔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第三笔。从第一笔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过程。作者就开始此长彼短、此来彼往、欹正相变、轻重相和、虚实相生、枯湿相济等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生发出来的,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几乎可以说天然长成的。这个‘生长过程’是任何科学、数码化都无从计算的,是任何科学仪器都无从探测的。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是人类个性和情感的千差万别和无限变化的体现。”
写意画是情感的、浪漫的,有着辩证的思想和辩证的手法。只有真正了解它们,画家才能更好地掌握它、表现它。辩证思维和辩证手法,或许正是写意画的生命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