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当今书法界“碑帖之争”的问题

当今书法界“碑帖之争”的问题

当今书法界“碑帖之争”的问题

当今书法界“碑帖之争”成了一个问题,值得深加审理。

清中期以降,帖学与碑学分流格局逐渐形成。笪重光在《书筏》中已显露出对碑的偏重,而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对碑的关注同样引人注目。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则明确地传达出对碑学的偏爱。其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帖学加以尖锐批评,在整个书法界形成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轻南的风气。

可以说,20世纪的碑学与帖学之争,大抵以1891年《广艺舟双楫》为肇因。这部书法论著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同时问世,当然也染上了浓烈而偏激的变法思想。众所周知,康有为主张今文经学,而否定古文经学。与此相关,在书法上,康主张所谓的“今学”———碑学,而否定“古学”———帖学。当然细察起来,仍可以看到他对帖学宗师“二王”怀有虔敬之心。为此,他只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唐、宋、元而下学《阁帖》的帖学家们。他全力鼓吹“尚碑”意识,甚至为了全盘否盘否定帖学而提出“卑唐”说,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的创作一笔抹杀。这一思想影响甚广,以至于今天,仍有不少人在康有为的错误道路上继续误打误撞,将碑学弄到不恰当的地位而力压帖学。

康有为书法

康有为的帖学观及碑学思想建立在其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其整个思想相当偏激。他随意以开新、守旧之说对书法加以比附,即以守旧党、开新党之争来比附当时帖学、碑学之争,武断地将所谓开新者视为碑学,而将守旧者看成帖学,进而从乾嘉时的金石学的路径走入民间书法。在北碑之后,从墓志书法、西北简牍(包括楼兰残纸)中汲取营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即使像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被抨击,更何况是过分人为对帖学加以断然否定者。康有为偏激的学术眼光使他对帖学打压过甚、对碑学过分吹捧,实在是失察之处多多。他认为:“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外此可学,尤有三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寓奇变于规矩之中;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令狐夫人墓志》,使转顿挫,毫芒皆见,可为学行书石本佳碑,以笔法有入处也。”在我看来,楷书学碑比较普遍,而要学行草书,仅仅以上几个碑是不行的。帖学是草体的根本,这谁也否定不了。

20世纪初,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将康有为贬之为保皇党,对其保守思想严加批判。于右任和沈尹默这一代大书法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康有为这种错位的崇碑抑帖做法,坚持帖学为主的大传统和碑学为辅的小传统互补,使得帖学仍有相当的审美空间。但是,随着“文革”开始,否定经典、打倒传统蔚然成风,对传统经典的造反成为时尚。这一代无知而无畏之人肆无忌惮地对帖学全面造反。于是,半个世纪以来,在一片粗疏、粗野、粗糙、粗陋之风中,乖戾恶丑之书成为时尚。

碑学咄咄逼人,帖学坚守阵营并加以反击。潘伯鹰对康有为的书法提出批评,说他的书法“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大概是说康有为的碑派书法线条质感差,且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死守着一块碑,天天临写,只求类似,而不知变通,结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么价值呢?……经过多次翻刻的帖,固然已不是‘二王’的真面目,但经过大刀阔斧锥凿过后碑,难道不失原书的分寸吗?我知道南海先生也无以解嘲了。”在《两晋南北朝书道的字体与刻本》中,沙孟海更尖锐地指出:“刻写不同才是导致《爨宝子》与《兰亭序》风格差异的根本原因。刻手好的,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的书体;刻手不好的,《兰亭》也会变成《爨宝子》。”而当代朱大可则认为,康有为之说“迨乎末季,习尚诡异。经学讲公羊,经济讲魏默深,文章讲龚定庵,务取乖僻,以炫时流,先正矩矮,扫地尽矣。长素乘之,以讲书法,于是北碑盛行,南书绝迹,别裁伪体,触目皆是,此书法之厄,亦世道之忧也”。这些看法值得人们重视并深思。

在我看来,对帖学的打压,导致了书法界远远落后于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对精英文化的重视。书法界仍整体性关注民间书法,把所谓“民间话语”作为“圣旨”,实在是“文革”遗风。如果没有融入国际性视野、没有经过社会精英的加工,民间艺术是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的。借用民间生机勃勃的话语并去掉它的盲点,才能够使书法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现在的民间书法之所以成为强弩之末,原因即在于对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否定过多。现在到中国美术馆看书法展,百分之八十都是以流行书法为文本参照的风格样式,实在令人担忧。

我认为,书法之“大”不仅指有碑之雄强,而且还指有《礼记》所说的“致广大”———在大文化精神语境中进行创作。但最终一定要“尽精微”,在细部上保留经典的原有意韵。当今的一些书法家也开始重新重视帖学大传统,开始写“二王”式的信札。我仔细拜读过那些过分形式化的作品,发现羲之书法中的精妙文化精神大都从他们的笔尖流走了,中国书法中那“北冥之鱼”在大海中畅游的正大气象也从他们的作品中流失了。于是,原本活生生的那条“鲲鱼”就成了死鱼———一些徒有其表的僵死的形式。

作为“他者”的国际书法界的观点、立场、眼光对我们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提出新的书法发展方略非常重要。韩国书法家金炳基教授对中国书法的前途十分担忧,他认为中国书法如果像现在这样走下去,将是灾难性的。而日本书法家高木圣雨对中国当今走红的某些人的书法并不看好,他甚至认为中国当代书法已背离传统而正在整体走偏!

康有为的文化偏激和政治保皇思想造成了他扬碑抑帖书学思想的诸多失察之处。他晚年逐渐认识到自己将碑帖决然对立的做法欠妥,于是在1915年致罗东信中说:“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同样令人高兴的是,一些过去走“流行书风”道路的当代书家开始反省并重新审视中国书法正脉,回归大传统的帖学。我欣赏民间书法在保持书法小传统上的民间立场,但不同意将传统帖学加以否定而独标民间书法的武断做法,更不同意把民间书法作为21世纪的反文化标志。我倡导书法的守正创新,尊崇书法的正大气象和文化正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