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王问草书七言古风卷
“晋取韵，唐取法，宋取意”
也评“晋取韵,唐取法,宋取意”
在最后部分,朱先生先列出了四个所谓“书法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
他提出的第一点是“书法的发展是以人为本,人始终是艺术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始终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这是书法发展的真正动力和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有一些以偏概全之嫌的。
众所周知,中国最初的文字是与占卜、祭神等有关的。如甲骨文是契刻在龟背、牛胛骨等之上的文字,是殷人作为占卜而求之于神鬼天命而用的。至于与甲骨文差不多同时产生的金文所起的作用也与甲骨文差不多。像这些文字都是用于占卜、祭祀等活动的,其制造者只是受命而作,怎么会“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呢?而且,他们也不是“享受者”。
在朱先生提出的第四点里,把时代书法风格和流派的发展只归结于字形和线条的变化,不同的只是:有的只变其一,有的将二者均做改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是不对的。时代的书法风格和流派的形成是受时代影响的,首先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总会流露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形成了这个时代的书法风格。书法流派的形成也是这样。同时代的一些书法家,由于他们生活经历、思想和艺术修养等比较相似,而且他们经常有所联系,互相影响,在他们的书法作品里也表现出某些方面相同的倾向,这就形成了书法的流派。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用字形和线条的变化来解释书法的时代和流派风格,那是不准确的。
朱先生论述完书法发展演变的四个特点后,终于提出了自己心中的晋、唐、宋的书法特点———“晋中和华雅,唐雄健洒脱,宋丰润飘逸”。
为什么把两晋的时代风格特点定为“中和华雅”呢?朱先生以两晋书法的代表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为例来加以说明。他还引用了孙过庭对王羲之晚年书法的评价:“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在这里,笔者也想引用唐朝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在他写的《书断》中对三位两晋时书法家的评论。张怀瓘对索靖是这样评价的:“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则过于瓘,然穷兵极势,扬威耀武,观其雄勇欲陵于张,何但于卫。”
而对王羲之,张怀瓘是这样评论的:“逸少骨鲠高爽,不顾常流,……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张怀瓘对王献之则是这样的评价:“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
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且不说两晋时代其他书法家的艺术风格,就是这三位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的艺术风格,也不是“中和华雅”所能概括的。
朱先生把唐朝的书法特点定为雄健洒脱。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唐朝的三位有代表性的划时代的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都“属于硬朗的碑派,但是风格各异”,“总的来看,欧体遒美,颜体雄强,柳体刚正”;二是张旭、怀素是狂草的创始人,其书法风格豪放、洒脱。
其实,朱先生在列举三位楷书家的风格时,就可以看到,只有颜真卿的书法风格是雄强的,其他两个都不是,这怎么能用“雄强”来概括呢?再看草书吧,怀素以癫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可以用“洒脱”来形容;可是张旭的草书,却不是“洒脱”而是“儒雅”。由以上分析可见,唐代书法也不能用“雄健洒脱”来概括。
朱先生把宋朝的书法特点定为“丰润飘逸”。他是这样解释的:宋朝的书法家“校正了唐代楷书的过度严谨和狂草的那种放浪张扬,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创作追求,创造了姿媚丰润、洒脱飘逸的书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是杰出代表”。
宋朝这四大书法家中,苏轼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并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了深厚朴茂的风格。而黄庭坚的行书,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至于他的草书,赵子昂称其“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
米芾之书萧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蔡襄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宋朝的另一位书法家赵佶。他创造的楷书“瘦金体”,笔道瘦细峭硬而又有腴润洒脱的风神。你们看,就是宋代这五个书法名家,其书法风格都不能用“丰润飘逸”来概括,更何况整个朝代?
所以笔者认为,不能用“晋中和华雅,唐雄健洒脱,宋丰润飘逸”来说明两晋、唐朝、宋朝的书法特点,还是用董其昌的”晋取韵,唐取法,宋取意”为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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