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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百科:十张纸斋

时间:2021-10-18 17:45:14 来源:

十张纸斋

抗战胜利后不久,徐悲鸿北上接任北平艺专校长。他一上任就十分注意物色教授人选,在艺专汇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美术界的精英。北平解放前夕,徐悲鸿拒不执行国民政府将学校南迁的命令,为新中国保留了这些优秀艺术人才。

1950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毛泽东应院长徐悲鸿之请,亲笔题写了“中央美术学院”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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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肖像 王式廓作

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其中不少人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平时很少有时间练习基本功和创作。1953年,徐悲鸿不幸逝世,作为他最钟爱的学生,吴作人时任中央美院教务主任。吴作人决心继承老师的遗志,坚持走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他深知,如果一个画家长期不练习基本功,其艺术水平就会下降,创作能力难以提高。于是他提议说:“我们这些教书匠都是画画的,白天忙教学,忙开会,忙行政,为了十个指头不生锈,就得晚上画。我们组织一个晚画会,每人每晚画十张速写。”这种“晚画会”,吴作人抗战期间在重庆时就举办过,当时很多同道聚集在他家里,研究艺术,切磋画技。1946年吴作人到北平后,也搞过类似的画会,只因政局不稳,维持的时间并不长。这次,吴作人的建议一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当时,中央美院职工的住房条件较差,往往一个大杂院里住上好多户人家,很多画家都没有专门的画室,在家里不能画画。于是,吴作人把他在水磨胡同49号的住处的后客厅收拾干净,配备了必要的设施,布置成一个大画室,并起了个名字叫“十张纸斋”,活动时间安排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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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肖 像戴泽作

每逢活动日子,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画家们或骑车,或步行,提着画具,背着画夹,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吴作人家。参加这个晚画会的成员开始以油画家为主,有艾中信、李宗津、王式廓、戴泽、冯法祀等,后来蒋兆和、李斛等也加入进来。这些画家都是当时在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靳尚谊是参加这个晚画会的唯一的学生。晚画会以画速写和素描为主,兼及油画、水粉、水彩;模特儿有解放军战士、劳动模范,有时画家们也请来自己的朋友;一些文化界的名人,如江丰、艾青、丁玲、欧阳予倩、贺绿汀等也经常主动过来帮忙。一天,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有事到吴作人家,正巧请的模特儿没到,大家就让廖静文坐下,用饱含深情的笔墨为她画像。廖静文还没从徐悲鸿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面部带着淡淡的愁情。那时,每次写生结束后,模特儿可从大家的作品中挑选一张自己满意的带走。当时照相是一种奢侈,这里画像则分文不收,又出自名家手笔,许多人为了能得到一张自己的画像,经常争着抢着当模特儿,有时不得不分成两三个组。

参加这个晚画会的画家们有的借此机会练笔,有的以画会友,而作为组织者的吴作人则有他的明确目的:融合中西,探索油画的中国风貌,达到写实与写意的完美结合。因此,他经常用毛笔作画,把西洋素描的明暗与中国画的勾勒结合起来,追求鲜明的民族性。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切磋,既有理论上的争鸣,又有技法上的探讨,取长补短,气氛融洽,各人的技艺都得到了提高。有时在创作中碰到难题,晚画会上大家讨论一下,问题往往迎刃而解。王式廓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要创作一幅反映解放初期翻身农民斗争地主的历史画卷。

他画了很多稿,尽管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但总感觉画面平淡,主题不突出,不能打动人。一次晚画会上,王式廓谈了自己的苦恼,大家纷纷献计献策,认为这幅画缺少“画眼”,或者说缺少统领整个画面的主线。王式廓豁然开朗,在画面上突出表现了一位悲痛欲绝的妇女,高高举起被害亲人的血衣,向人们哭诉,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这幅作品,就是被人们公认的当代现实主义杰作———《血衣》。吴作人在创作油画《齐白石像》时,对怎样处理背景拿不定主意,大家建议采用中国肖像画的表现手法,略去背景,主体会更加突出。一件极富民族气息的油画佳作就这样诞生了。对一些理论问题,大家也在晚画会的讨论中找到了答案。如中国画的现代化和油画的民族化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路应该怎样走,大家都感到茫然。吴作人提出画西画的应学一些中国画,对一些长期从事油画的画家来说,已掌握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如能再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一些研究,吸收它的表现手法,就不难在油画中突出民族特色。同样,中国画画家,借鉴西画的色彩、明暗、构成法则等,无疑对推动中国画的现代化十分有利。大家认为言之有理,你一言,我一语,在讨论中达成了共识。

为了增进画家们全面的艺术修养,吴作人还经常邀请一些专家举行讲座,指导画家们怎样欣赏交响乐、古诗词等。有时,吴作人的妻子萧淑芳的姐姐、著名钢琴家萧淑娴也来弹奏助兴。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画家们的兴趣,他们对这种学习形式非常满意。因此,“十张纸斋”经常人满为患。为了能占个好位置,不少画家放学后就直接赶来。“十张纸斋”成了北京有名的“艺术沙龙”,影响不断扩大。后来,中央美院还号召院里的教授和讲师到吴作人家进修。这个做法也得到了北京市委的表扬,市委书记邓拓多次亲临晚画会,与大家谈论诗文,交流见解。《北京日报》还开辟专版介绍,定期发表晚画会画家们的作品。外地来京的画家,都以能参加这个晚画会为荣,因为这样不但能见到朋友,更能提高画技。萧淑芳一方面参加晚画会的创作,一方面又以女主人的身份为大家端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时间晚了,萧淑芳还会端上点心和小吃招待大家。在这里画画,每个人都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十张纸斋”晚画会,坚持了四年多,产生了一大批佳作,如吴作人的《齐白石像》、王式廓的《血衣》、董希文的《哈萨克牧羊女》、李宗津的《江丰像》、萧淑芳的《丁香迎春》、李斛的《印度妇女像》、韦启美的《模范饲养员》、靳尚谊的《青年女歌手》等。这些作品,都被视为中国画现代化和油画民族化的典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正当画家们信心百倍,准备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艺术和创作水平时,“反右”斗争开始了,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很多参加“十张纸斋”晚画会的画家,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有的被送去劳教,有的被迫搁笔。晚画会的活动不得不停止了。“文革”期间,晚画会又被污蔑为“裴多菲俱乐部”,吴作人也因此多次受到批判。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参加“十张纸斋”晚画会的画家已大多不在人世,但晚画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它已成为当代美术史中的一段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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