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詹庚西及其花鸟画艺术
开放性研究潘天寿学派
2006年我完成了一个浙江省规划课题:《潘天寿学术思想研究》,结论部分有三个“形成”,认为潘天寿已“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形成了一个教育体系,形成了一个学派”。12年前讲潘天寿学派,算是一个前奏。去年文化部在京举办“潘天寿与民族文化自信”活动,潘天寿基金会在宁波大学举行“同于大道——潘天寿艺术与两岸美术教育”学术研讨会。通过交流、梳理、归纳,一个潘天寿同道、弟子、再传弟子的学术性集群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若用“画派”“艺术流派”来表述似乎不尽其然,因那会偏重于风格分类,可它难以仅作风格概定;以“学院派”来概述亦不确切,那会落入西方语境,而它的血脉与中国学统关系更为密切。这样一个业已存在,并将在“民族自信”“民族复兴”的当下继续发展的庞大群体,可以称之为潘天寿学派,对其进行研究,理清思路,我认为很有必要。
潘天寿 鸟石图 纸本 105×30cm 1928年 宁波美术馆藏
“潘天寿学派”是否是一个客观存在,如果存在,应如何定义其学理、主张、群体、成就和传承;其与历史上的浙东学派有否思想精神上的联系;与20世纪同时期的林风眠、徐悲鸿、傅抱石、张大千等群体的异同;以及潘天寿学派的现实意义如何,都需要探讨。
潘天寿学派是跨世纪的,综观其理论与实践,中心着眼点可以落在:新时期的国学演进。这种演进核心是哲学问题,却是在中国画领域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中国画是一个载体,捍卫与推进中国画其实也是在捍卫国学,其作用带有普遍性,意义深远。这个学派如果说存在,那就是自觉把“求真务实,民族自信,坚持特色,增高加阔”作为己任的学派。
潘天寿率先提出“世界的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统系”,即“两大高峰说”,那是在西画强势压抑中画的背景下提出的。潘天寿依然把诗性中国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中之文”置于尊位,毫不隐晦地表明要“为传统增高阔”,并热望他的学生弟子代代牢记,奋斗下去。
学派特色与通常说的艺术特色不是同一概念,潘天寿学派特点是:艺术重人格,实践出真知,既贵有所承,亦贵能跋扈。艺术家首先应该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称得上一个现代文化人,艺事才能登峰造极,达到育人的目的。他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从道、释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实施了对中和之美的继承和超越,具有丰富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潘天寿认为艺术家应该追求成为道德完善的人,这与儒家与他家乡浙东学派王阳明劝诫世人提升自我,拯救时弊,人人追求圣贤达人,知行合一,颇为吻合。
潘天寿中国画的接力棒是从吴昌硕那里接过来的,吴、齐、黄、潘到潘天寿才真正有形成一个学派的可能,而潘天寿则从学统方面更强调艺术的功能,艺术知行合一的完美个性表达,实现艺术育人。半个世纪来潘天寿的同道以及弟子因为有比较明确的共同认识,学理上求同,风格上存异,即“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视民族绘画的特色为生命,创作上始终居于群体高位。
我们提出潘天寿学派的概念并不是强调派别,潘先生身前也不主张这个派那个派的,更不是为了树山头、比高低。而是想通过学统梳理,重学理,明方向,强调知行合一,增加民族文化自信。对当前社会的物欲横流状态予以抵制,同时这也是潘天寿群体自律的一种呼唤,增加群体凝聚力。
历史上的学派都有传承,传承中开拓发展,好的学派都是开放性的,潘天寿学派同样具有这个特点,即包容性。潘天寿学派能否继续辉煌与潘天寿先生本人已无关系,但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关,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关,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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