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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宋代文化的雅与俗的特征「宋代首饰对现代首饰的影响」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意指女子日常生活中,有一两件做工精细、工巧别致的簪子与耳饰为自己做适当的修饰就足矣,由此可见,耳饰是女子装扮妆容,增娇益魅的首选饰物。
但是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之”,以及女子“全德全形”为美的古代封建社会环境下,穿耳戴饰成为了一种不耻之为,受尽人们鄙视。所以宋代以前,汉族男女都不流行穿耳孔。直到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大力推行,让女性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此后,为了区别男尊女卑,耳饰和缠足成为了女性不得不为之事。
所以,宋代不仅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耳饰命运的转折期,宋以后,穿耳之饰在汉族中真正风行。
宋代中原地区耳饰流行的因素1 社会各阶层的审美情趣趋向世俗化
唐朝建立初期伴随而生的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和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朝廷为了掌控权利,选拔优秀官吏,确立了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的实行从根本上打破了旧有的门第身份限制的选官制度,让大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得以进入朝堂、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
于是唐时大量新兴地主和平民阶层成为了国家官吏和知识精英的主体,到北宋时期,这些士大夫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统治,换句话说,科考成为了这些新兴士大夫从乡野走向朝廷,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桥梁,此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开始趋向平民社会发展,而大批下层士人经科举进入上流社会后,他们世俗化、平民化的审美趣味逐渐取代了过去单一、内隐的贵族审美。
此外,随着宋朝政局稳定,经济日益繁荣,地主积极们无需继续进取奋斗,他们开始满足眼前既得利益,追求俗化的享乐生活,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这一在北宋开始占社会上层统治主导地位的世俗地主阶层,虽然表面上标榜儒家教义,实际上却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之中: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前者——打着孔孟旗号,宣称文艺为封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就发展为宋代理学和理学家的文艺观。后者——对现实世俗生活的沉浸和感叹倒日益成为了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
因此,自从世俗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层的主导力量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改变,他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歌馆楼台是他们留恋不舍的场所,他们追求的女性美是柔弱矫饰,耽于修饰,他们引导的世俗美为富贵华丽,因此,不仅仅是耳饰,宋以前始终未曾兴盛的戒指、手镯、项饰、佩件等也都在此朝一并发扬光大起来。
2 女性地位的没落和特定阶层女性的出现
宋朝是我国两性关系从较为宽松走向严谨的过渡时期,而导致这种局面的一重要因素是程朱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观一度成为了禁锢女性、压制女性的道德枷锁,所以在这样的伦理妇教的封建统治思想下,宋朝的男女之别走向极端化。
一方面,女性在精神思想方面不仅要时刻恪守妇道、妇教,谨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肢体行为也被限制束缚,如缠足与穿耳。缠足后的三寸金莲让女性行走不便,柔弱之身一生被困于院墙之内,穿耳则是让女性身份难以隐藏,再也不能男扮女装,抛头露面。
另一方面,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儒家的两性道德观也发生了复杂的矛盾冲突,男性要求家庭女性恪守妇道,贞节自爱,但是他们却在外花天酒地,尤其是一些权势贵族或商贾富商,他们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充斥于歌楼妓馆的“风尘”、“烟花”女子,用来满足其享乐的快感。
此外,宋朝皇帝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宋太祖还公开鼓吹功臣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更是助长了贵族官僚大肆腐败纵欲之风,于是,勾栏瓦舍,酒楼妓馆一时间竞逐繁华,加之那些通儒经、信佛道、擅诗词的文人雅士们喜爱与能诗作画的歌妓舞女们诗酒唱和,吟诗作画。
长期以往,以色娱人的特定阶层女性成为了社会普遍认可的现象,而这些女子为了生计和迎合社会需要,自然需要各种服饰与首饰的装扮,这也就促成了耳饰在内的各种首饰门类的蓬勃发展。
宋朝耳饰的纹样特色1 耳饰纹样追求“形外之象”
据史料记载,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朝代,并且宋朝是第一个全面推行科举取士来为朝廷选拔官吏的朝代,此外,朝廷还在各个方面鼓励与优待科考,所以在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可谓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为此,宋代又称为“文治”的时代。
而这些文人士大夫既是国家政权的掌控者,又是艺术上的创造者,他们亦官、亦文、亦画,在他们高超的艺术修养和对世俗生活的热情推动下,整个时代风格偏向了儒雅的审美领域。
对于他们来说,“诗文可有‘言外之境’,音乐可有‘弦外之音’,绘画可有‘形外之象’”。于是,诸多带有隐喻或可言志、言情的意象被用作装饰纹样出现在世俗生活中。
其中象征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四君子”——梅、兰、竹、菊便是装饰纹样中常见的题材,众所周知,梅花,迎寒开放,独立于春,常被文人作高洁、坚强之喻,广泛使用于女性的服饰和首饰中,如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了一件梅花形耳坠,两朵梅花相衔接,花朵为重瓣梅,极为精致。
宋代的耳饰中还能常常见到与竹相关的纹饰,如湖南常德三湘酒厂出土有一对竹叶纹金耳环,在钩形的环身上零星刻着片片竹叶纹,小巧又不失精致。
“菊,花之隐逸者也”,于文人而言,菊花寓意着“不流庶俗,独善其身,高雅清逸的情怀”,所以菊也常常用于首饰纹样,如浙江建德大洋镇下王村宋墓出土了一对菊花金耳环。
对于士大夫来说,在喧嚣势力的社会环境中,寄情抒兴、借物喻志或许能让他们对理想的生活有所寄托吧。
2 耳饰纹样趋向通俗,充满生活气息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的确,宋朝虽然在政治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但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最繁荣的一个时代了,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合一”的城市制度又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宋朝的土地制度一改唐朝的“均田制”,实行“租佃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入城市,进而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增多。
而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娱乐业遍地开花,如北宋时的汴梁“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在商业繁荣,市民增多的社会环境下,都市生活走向世俗化的步伐加快,充满市井气息的装饰纹样也随之产生,具体表现为民间百姓们采用日常生活之物来创造纹样,如普通民众的窗台庭院、田间地头常见的植物、各色花卉瓜果都被大量用作首饰纹样。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吉祥寓意的耳饰纹样。
如江苏无锡杨名北宋墓出土的金瓜果枝叶纹耳环,中间两瓜对称,前后有茎藤枝叶盘绕,取其“瓜瓞绵绵”之意,还有湖州三天门宋墓出土了紫茄纹耳饰,其有紫袍加身,寓意高官得中,多子多福之意。
由此可见,只要纹样走向市井,融入世俗生活,那些所谓的高贵、庄严的意象形式,便变得富贵吉祥起来,因为“百姓喜闻乐见才是市井艺术的真正目的”。
结语于现代人而言,是否穿耳戴饰完全是个人化的选择,是一种审美态度和个人喜好,甚至耳饰已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大量的男性也加入了佩戴耳饰的行列。但在中国封建社会,耳饰的佩戴并没有如此的简单。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从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到国家,都是按照“礼”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人们的衣食住行、服饰耳饰也都符合礼制的要求,所以在古代,耳饰不仅代表着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是一种等级标志的象征,更是每个朝代的文化特色和生活习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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