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特点满天星斗「化石被称为记录地球历史的文字」

大家好，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特点满天星斗「化石被称为记录地球历史的文字」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编者按：标题为编者所起，作者虽无如此表达，但本文所表达的意思大抵如此。满天星斗者谓新石器时代到处都有文字产生，月明星稀者谓新石器时代后期只有汉字发展壮大，其它都慢慢消失了。

文/周晓陆

以田野考古学的眼光，去寻找古文字的实物资料，是必须的，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手段，这是必须遵行的。哪怕是可以向前推进的“虚构”的理论性探索，也必须从田野考古学收获的实际向前再进发。

1949年以后，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安东郊浐河畔的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图9）。这个时候，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文字学家都非常激动。唐兰认为找到了汉字的源头，郭沫若当时就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新看法，认为这些就是汉字的起源，它们像黄河上游的星宿海一样，星星点点发展起来，终于像黄河一样越流越汹涌澎湃。这些关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文字”的论断，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许多研究者都说这不是文字，只是符号，因为看不出它们中有实词，它们组不成句式，它们没有读音，它们可能只是制陶符号，或许有计数意义，或许什么意义都没有，看不出它们与汉字有什么关系，将它们和汉字比较是危险的。这便导致现在的许多文字学家都不敢肯定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是文字。

图9 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摹本

与许多研究者的意见不同，笔者肯定地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陶文、龟甲刻文、绘制文（一部分）是文字。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发现之中，目前至少有以下一些遗址的考古发现值得重视：最早的为距今约九千年，见于浙江桥头遗址陶器（图10）上所绘的文字；稍后的是距今约八千年，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所刻文字；距今七千年到距今五千年左右，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文（图11），江苏南通海安青墩遗址鹿角刻文（图12），山东、安徽数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和甘肃、青海数个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绘制和刻划的文字，还有山东数个龙山文化遗址陶器刻划文字，上海市及浙江、江苏的崧泽-良渚文化系统的多个遗址陶器刻划文字，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文字，等等。其中最晚的距今四五千年，就时代而言，它们已经站在夏商文明门口的台阶之前了。下面举一些例子来加以介绍。

图10 浙江桥头遗址陶器

图11 安徽双墩遗址陶文

图12 青墩遗址鹿角刻文摹本

距今约九千年的属于上山文化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位于金衢盆地的义乌江北岸的城西街道桥头村，遗址在东南地区，时代偏早，早于人们所熟知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目前发掘的面积达2 400平方米，在富有特色的碗、盆、瓶、罐、壶等红衣陶器上，出现了绘出的类似后来卦象的白色段线组合，结合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梳上的镂空刻纹，还有江苏海安青墩出土的麋鹿角上的成组刻纹，应当认为这组段线组合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贾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据碳十四释光测年显示距今9 000—7 500年，属于裴李岗文化，早于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8次发掘，共发现重要遗迹数以千计，出土文物5 500余件且发现大量动植物遗骸。遗址内发现的契刻符号（图13）共17例，这些契刻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契刻对眼睛的表达，它和商代文字中对眼睛的表达，即“目”字是不大一样的，它是比较具象的“正面眼”。它在龟甲上出现应当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龟甲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以后，可以确认是一种可以通天、通灵的占卜工具。而贾湖契刻只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或者中期早段，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唐建认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的探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笔者认为它们是文字，但看不出来与汉字有什么关系。

图13 贾湖遗址出土契刻符号

距今约7 300年的双墩遗址，发现于安徽蚌埠淮上双墩村境内，属于江淮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双墩文化”。这里出土了630多件刻划符号陶片（图14），这个数量是惊人的。符号均刻在陶器的底部，内容除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题材，还有狩猎、捕鱼、网鸟、养蚕等生活类题材。这个遗址的刻划符号群之中，应当已经有了句式的表达，但是依然看不出它们与汉字有什么关系。

图14 双墩文化刻划符号

仰韶文化的几大类型也有丰富的刻划文字符号，非常醒目，一般契刻在有黑色环带纹的陶钵的口沿上。分析来看，这些刻文分烧前刻和烧后刻两种，并以烧前刻为多。据统计，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共113件，有陶符号22种。相距不远的临潼姜寨遗址，共发现有此类符号的陶器及残片102件，有陶符号（图15）30种。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相距四五十公里，存在一定数量的相同的符号，这就肯定是文字无疑。半坡遗址的刻文在红陶钵的黑彩环上，红陶钵上面有个稍宽的黑彩环，黑彩环上刻字便是非常鲜明的，而这些与汉字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图15 临潼姜寨遗址陶文摹本

大汶口文化发现于1959年，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豫东、皖东北、苏北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是中国东部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6 500—4 500年。在距离跨度较大的数个遗址如陵阳河遗址、前寨遗址、大汶口遗址，以及安徽淮北的尉迟寺遗址之中都出现了基本相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应当肯定是文字。其中有一个大家较熟悉的字，现在甚至可以进行隶定，它表达的就是旭日东升的意思，这个字还有简体和异体（图16）。继承了大汶口文化的黄河下游的山东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早期黑陶上的文字（图17），一共11个字，为成句式文字。它们和汉字的关系，还在讨论之中。

图16 大汶口文化文字

图17 丁公龙山文化早期黑陶文字摹本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二省的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用颜料描画的符号（图18），据统计达60余种。马家窑文化曾被叫作甘肃彩陶文化，或者叫作甘肃仰韶文化，相关出土文物中出现了毛笔绘写的文字（图19）。毛笔绘写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今甘肃和青海境内，符号有几百个之多，这应当是早期文字了。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系统，都见到过刻划和彩绘的陶文（图20），它们未必与汉字有什么关系。

图18 马家窑文化陶器颜料描画符号

图19 甘肃彩陶文化文字

图20 屈家岭文化符号

在吉林、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少量此类性质的符号，它们被表现在陶器和部分玉器上。红山文化，一个对宗教狂热崇拜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人认为其已经站在文明的门槛上了，没有文字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文字的话，它的组织能力，它的以玉器制造工艺为代表的工艺的传承，它和其他文明的交流，都是不可想象的。

20世纪60年代，在长三角地区的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中，亦发现此类刻划符号（图21）十余种。继承了崧泽文化的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有多种刻划符号（图22）。其中，有的标本已见到句式结构，但它们和汉字的关系，还在讨论之中。

图21 崧泽文化刻划符号

图22 良渚文化刻划符号

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南荡文化遗存中，出土了距今约4 000年的刻划陶文，这一陶文呈双行排列，可以看作有句式的文字表达。这里的文化性质比较复杂——既有江淮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又受到北部的河南龙山文化、南部的良渚文化的一些影响。龙虬庄刻划陶文和汉字的关系，还在讨论之中。

在全国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的此类符号还有很多。关于这些符号的性质，目前有多种推测、讨论。唐兰、郭沫若、于省吾等前辈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文字，并且以为找到了汉字的源头。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很可能就是制陶专门化以后氏族制陶作坊或家庭制陶的一种特殊标记，很可能起了原始的图像文字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很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这个所有者，可能是氏族、家庭或个人”。随着研究的深入，李学勤、高明、裘锡圭认为：（1）这些不是文字而是符号。（2）不应将这些符号和汉字进行比对，把这二者联系起来是危险的。这些意见的第二部分是值得重视、很有道理的。

笔者的观点是明确的：这些新石器时期的符号一定是文字，但是大多数一定不是汉字，部分地可能影响到后来汉字的起源。在这些资料是否是“文字”的质询中，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些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设问）没有给予准确的解答：

第一，认为这些是符号而不是文字的意见，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者在讨论文字定义时，都指出文字是语言的可视符号，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文字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从这个逻辑出发，不承认这是文字的学者在表达上就出现了“（未识读）符号不等于（已识读文字）符号”，即“符号≠符号”的逻辑不自洽的现象。

第二，认为这些是汉字或者不是汉字的起源的学者，实际是将中国早期文字起源和汉字起源混为一谈了。这其实是两码事，汉字是在多种早期文字（原始文字）起源、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无论在性质还是形式上，与这些早期文字不能完全画等号。比如黄河下游的山东丁公龙山文化早期黑陶上的文字，一共有11个字，笔者从艺术考古的角度，认为它是较早的草书，但是看不出来它们和汉字有什么关系。后来，有学者将这些文字和古彝文对比识读，是否正确尚需更多的证据。即使到了后来汉字高度发展了，汉字的周围仍然存在一些不是汉字的文字，比如近代的江永女书就不属汉字系统。

第三，一些学者强调这些符号不是文字，并且反问如果是文字如何读出，它们是什么意思？笔者以为，这实属强人所难。例如，历史上的汉字数量超过十万，绝大部分人连一万字都认不全，其中有近十万都不被认识，那么除了被大家认识的汉字，难道这近十万字就不属于汉字吗？同样，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有些古文字就是“死文字”，现在的研究者就是读不出意思的，即便在将来，一些“死文字”也必将无法破解，但不妨碍它们被指认作以往的某种文字。

第四，有的研究者认为，若是文字，则要看出它们组成的文字句式出现，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成篇的文章？这个意见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全世界的文字出现开始，文字是从表意或者叫作图画形式的文字发展而来的，一开始都是实字，比如一个麦穗、一只牛、一只羊，还有一些是非实字，往往是计数文字，但是是有实际意义的，比如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些抽象化的意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不是实体，但是都是有实际意义的。一开始出现的都是这样的文字，之后连成句式的，表达了主谓宾关系的文字是成熟的文字，那出现在比较后期的，不能因为一开始出现的是单字，就说这不是文字。其实直到夏商周时期甚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和陶器上面也还有单字出现。当然，这些字已经明确是汉字了。那么，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符号难道因此还不是文字吗？

第五，还有人说汉字的特点就是形、音、意的结合，那么这些符号的读音是什么呢？这个也实在是强人所难。声音是动态的、流变的，从纵向看有古今声音发展之不同，从横向看有种种方言的区别，强行要求数千年之后的人们，去准确读出这些文字符号的声音是不对的。现在人们连孔子时代、秦汉时代的人操什么口音尚不很清楚，何况对早得多的新石器时代，因此，同样不能因为读不出声音就否认这些符号是文字。

面对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符号，笔者认定它们是文字是否率尔操觚呢？不是的。人类早期的文字和随心所欲的图画或者符号有个区别，那就是文学性质的符号在一定时空内，重复地起到一定的表意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那么在现今的中国，讨论文字的起源就不会很复杂。前面笔者提出的，文字的最小时间和空间范围的问题的讨论，也就凸显意义了。文字，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图画，而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面起到一定表达作用的符号，具有一定的重复认证性质。这一时间、空间虽然不好精确界定，但至少可能以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事件的起止为限。了解了这点，对了解今天不易识读的古文字，了解文字初创时期的探索很有意义。早期文字正如野草一般，一茬一茬地生发，一拨一拨地被扬弃，循环往复作用，而后，经过了陶寺文字、二里头文字的肯定与沿用。从考古学、文物学的角度看，汉字之所以一开始在商代的甲骨文当中大批量出现的时候，就显得那么成熟，正是因为其在前面经过了许多次的创制、使用的实验，吸取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文字当然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占据的空间越小，占据的时间越短，生命力就越差，例如西夏文字、玛雅文字；反过来看，占据的空间越大，占据的时间越长，生命力就越强，例如汉字、英文。

在中国，现在看到七八千年以前的文字符号标本，笔者认定了这是文字，这和大部分文字学家的观点不一样。那么，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不是文字的关键可能往往就在于他们太看重汉字的起源，可能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汉字几乎是唯一存在的文字。他们显然是以汉字为“零出发”的、最基础的，就是不同意这些非汉字符号是文字。“符号说”有很大的问题，除了上面指出的逻辑不洽以外，有许多符号，特别是马家窑文化体系及半坡文化体系的很多符号已经有了很复杂的结构，它们绝不是表明陶器盖子和身体的简单的关系。再说，即使这样的符号在表明这个陶器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他的时，如果一个部族、村落的人们都认识，都能够辨认、区别这样的符号，那么这符号其实就已经进入文字范畴了。

笔者现在把中国从南到北，具有早期文字性质的符号叫作“早期文字”或“原始文字”，也可以复杂一些地称为“汉字前文字”。但是，还要进一步指出，它们大多不是汉字，或者和汉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笔者的讨论如下：第一，在属于现代中国土地上的大多数早期文字的起源和汉字的起源未必有直接关系。第二，人们在这里通过考古学见到的早期文字，是排斥了具象的图画内容，掌握了熟练的以线条为基本表现的符号架构的。一部分符号具有象形或指事的特点对于汉字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一个定居的民族，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到了非造文字不可的时候，便会出现连贯的文字创造活动，比如埃及的文字创造。埃及的文字几千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古埃及文字直到希腊化时期基本中断，它的轨迹是一贯一元的，表现了图画象形文字为主的文字系统构架；而中华大地上最早的文字创造活动似乎并不连贯，是多元的。直到在较大型的阶级国家即将诞生之时，体系性的汉字才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之后才走上了基本一贯一元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在汉字起源之前，在中华大地上距今1万年左右到距今4 000年的这段时间里，有着频繁的、大量的创造文字的活动。这些文字在现在看起来，尚没有一支可以确认是系统汉字的直接先源，但是，它们都为后来的汉字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很多启示。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它们以实体字为主要成分，即表达客观物质实体的意义，另外一些非实体字就是数字，也有对应实体计数的意义，其中有些字可能有天文和方位的意义。比如说有个像“十”的字，在甘肃和陕西出现过，在安徽也曾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有的研究者将其解释为代表太阳的符号文字，人们热衷的“卍”字即与之有关，例如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为旭日东升之意的文字，明显是表现方位：在山的东边或者西边，以太阳和云彩为关照，可能与天文气象有关系。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先人是农业民族，关心天文现象是为了定季节播种和收获。中国的农业条件严格来说不如两河流域的好，甚至不如尼罗河谷的好，那里定期泛滥，观察到天狼星起来以后就知道要泛滥了，而中国，平原面积较大，因此计时耕种对农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还有淮河流域普遍出现了早期的造字实践。这种实践说明了这里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文字非诞生不可，一些语法性、连接性的虚字等还很少出现。

第二，应当把握这些早期文字和当时的社会交往的水平。以大汶口文化文字、崧泽-良渚文化文字、马家窑文化文字为例，它们的交往、传播范围都达到上千平方公里了，都超过现在的瑞士、奥地利，以及多个现代欧洲国家的领土范围了。这些已经在偌大的地域流通着的符号，难道还不是文字吗？

第三，这些文字或符号都不是具象、写实的。从理论上来说，东亚地区在早期应当有图画文字，但是至今田野考古学都没有提供系统化的证据，即没有系统化地发现所谓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东汉许慎讲过象形这个问题，少量的商周金文里面也可以看到“马”“牛”“象”“鱼”“人”“斧”“钺”“戈”等字是有些象形的意味，但同篇的其他文字都不象形。举一个最典型的象形文字的例子——“山”字，其实它还是由线段架构的，山体是抽象的，不是具象的图形。笔者认为，在中国的最早期的文字实践里，可能会有图画文字阶段，时间不一定很长，可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就很难肯定有图画文字（或说象形）阶段。如果在中华大地上的田野考古发现中，有一天见到了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阶段的文字，也不应当是什么太意外的事情，那应当不会是汉字。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的某些孑遗在金文里还可见到，但是到商周时代已经是遗影了，它们往往成为一个部族或者一个人的名字，具有专名或族徽性质了，并不参与文句的主要内容的表达了。

东亚大地上的早期文字为什么主要是线段型的，而不是普遍的象形？因为这里的人口数量巨大，社会生产生活同质化非常明显，具象象形反而不如抽象线段构架容易为人们接受。中国的书画艺术也有这个特点，中国人的艺术观是高度抽象，不以写实为旨归的。这点恰恰凸显了早期的文字是用于意向交流，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写形认证。这种线段化的、笔画化的特点，成为汉字一直保留至今的基本特征。

第四，大汶口文化的某些文字，其造字方式符合后来汉字会意、指事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及良渚文化（这两支文化在目前考古学和古史学界有被划为属于龙山时代，对此笔者尚有异议，但看作有一些共同文化需求的时代阶段是说得过去的）应当被看作创造汉字最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逐渐把某些实词固定下来，连缀成完整的句式，这就应当说是汉字开始走向成熟了。这一时期，汉字最成熟的表现应当是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文昜”（有读作：文邑、文尧、文命）等字，它们是用朱红色书写在陶片上的文字，这应当是无可置疑的早期汉字的表现了。

第五，早期文字文句化的表达，在东亚大地上表现得不平衡。在安徽双墩遗址、山东丁公遗址、江苏龙虬庄遗址，以及太湖周边良渚文化遗址，见到过早期文字成句式的陶文，有的可以“看出”大概的意思。可是，遗物总量太少，看不出各遗址之间的成句式交流，看不出和后来汉字文句的对应关系。

第六，关于早期文字的读音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起码目前还看不到这些文字和汉字读音的联系，所有关于早期汉字读音问题的探索实践，都发挥不了作用。即使是今后解决了部分早期文字的表意问题，系统的拟音问题恐怕也将是一个永远的盲区。

来源：万物简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