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什么时候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

大家好，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什么时候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印刷术在唐代应用的历史背景

公元618年, 唐王朝建立，结束了隋末的战乱局面，国家再度统一。唐代初期，生产有了发展，经济得到恢复。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魏晋以来的贵族世袭官制而代之以科举取士，教育得到普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和初步的发展。

1.唐代政府注重收集图书，社会上藏书增长迅速

唐代的统治阶级结束战乱、统一国家之后，对图书的搜集十分重视，高祖武德年间，即下令在民间购募遗书，重赏钱帛，并增置楷书令缮写。仅数年间，群书略备，太宗时狐德棻、魏徵等人又请下令征求图书，并派大学士进行校订、整理，国家图书大增，玄宗开元年间，命褚无量等校正内库藏书，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藏于东都干元殿。据毋煚撰《古今书录》记，此时国家藏书已达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三卷。另有佛家经律论疏和道家经戒符录二千五百多部，九千五百多卷。长安、洛阳两都聚书按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收藏。而且每部都抄写二份有正有副，轴、带、帙、笺以各种不同颜色加以区别。政府藏书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唐代后期，几经战乱，书籍遭到散失，但政府仍注意收集，时散时聚，图书继续有所积累。与此同时，私人藏书的数目也在日益增多，已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如玄宗时韦述家聚书二万卷，宣宗时柳仲郢家有藏书万卷，所藏书每部都必抄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社会上的藏书如此众多，反映了图书文化发展的迅速，但也逐渐暴露出只靠抄书与图书迅速增 长的速度是极不相适应的，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就越来越加迫切了。

2.学术思想活跃，各学科著作成果丰硕

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唐代的科学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成就，各学科领域人才辈出，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地理学家贾耽《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志》是史地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学方面，继《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后，唐代又完成魏、梁、陈、北齐、北周、宋、晋，隋书以及南史、著作。杜佑撰《通典》专门编述典章制度。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亦达到空前水平。近体诗和古文是代表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现了以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的著名诗人。诗文集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唐代传奇文学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由"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发展起来的评话，为后世章回小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最重要的三部历法。医学方面，有孙思邈的《急备金要方》；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此外，为适应读书人查考文献的需要，类书和文字书也越来越多，如《初学记》、《北堂书抄》、《艺文类聚》、《群书治要》等等，是检查唐代以前文章资料的重要参考工具书。科学著述新品种的大量涌现，无疑会加强社会上更为广泛、快速传布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和欲望。

3.宗教盛行，译经、抄经风靡全国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更加盛行。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十七年，取回二十五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二百五十二夹，六百五十七部。政府开设译经场，由玄奘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后又经义净等数十人，或译新经，或对旧译本重新翻译，所译佛经，必经大量抄写，以为广泛传布。如太宗时，听到玄奘新译出《瑜珈师地经》后，立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颁发给雍、洛、并、相、六充、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传。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已有自汉魏以来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开元之后，历代继续增添。代宗时曾从宫里拉出两车《护国仁王经》送给资圣、西明两寺。当时的东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经，至于民间的抄经、诵经更是达到惊人的地步。当时佛教宗派也很多，而且其它宗教也相继传入。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

4.国威强盛，对外交流广泛，与世界各国关系密切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文明发达的先进国家之一。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深深为当时各国人民所响往。各国使臣、官员、留学生、求法僧、商贾、乐士、画师，不顾艰辛来到中国观摩摄取。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后，入国学学习经史、仪制、文选、书法、天文、算学等大唐文化，太宗时国子监学舍增加一千二百间，增收学员八千余人。这些留学生归国时，带走大量中国的图书文献，以兴本国学业，他们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儒家学说在国外，特别是东方邻国日本、朝鲜、百济、新罗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中国，聚集著来自各国的各界人士，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工艺技术以及物产、商品，在广泛交流中，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启迪，取长补短，促进著本国文化的发展。唐代文化在向各国传布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外文化而愈加丰富多采。这种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会加强对快速、广泛地复制图书文献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

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特别是造纸技术，自汉代发明之后，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纸原料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改进提高。到了唐代造纸术更是发展到了高峰。产纸地区遍布全国，造纸作坊官、私并举。据《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个州邑是当时贡纸的主要地区。唐代的造纸原料已由麻，发展到楮皮、桑皮、檀、阳香、木芙蓉和竹。各地又因采用原料不同、制法不同而多有特产。《唐六典》：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衢、越的细黄状纸，均州的大模纸，宣州、衢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蒲白纸等用途广泛。

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可惜，唐代的刻本，留存下来的太少了。下面，我们仅从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实物，对唐代印刷事业的发生、发展作概括的介绍。

二、文献记载中的初期印刷活动

中国印刷术在唐代时已经开始应用，并得到初步的发展。从文献资料中可以了解唐代印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记载：首先是唐代的文献记录。

(1)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观，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又自注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模勒"二字，一般即解释为雕版印刷。说明当时唐代社会文化知识很为普及，元、白诗作，一开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已应用了印刷术。

(2)《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 置历日版。"历日版，即印刷的历书。这段记载，说明唐代政府曾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印刷历书。据《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可知下令的原因是来自当时任东川节度使冯宿的一份奏请："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说明每年中央政府还没有颁发新历，市上已有人售卖私自印刷的历书。据《唐书·地理志》，唐代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剑南分置东川、西川。说明在757年至835年之间的七十多年内，南方一带已经出现了私人印刷的时宪书。

(3)唐司空图《司空图表圣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题下注有"印本共八百纸"。文中提到"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文中所指之事，当为唐武宗禁佛时，寺院内的佛经遭到散失，武宗禁佛时间是会昌五年(845年)。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登进士第，至僖宗干符六年(879年)之间任职，他所提出的"欲更雕锼"佛经之事，当在这段时间。

(4)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尚书臮，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捻。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纥干臮在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年)任江南西道观察使，说明九世纪中叶，道家著作已经雕版印行了。

(5)柳玭《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玼是唐代著名藏书家柳仲郢之子，黄巢之乱，随僖宗逃入成都避难。看到城内书舖里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售卖。还说："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版小学书"。这段话，说明唐朝后期印刷的书籍种类日渐增多，而且当时的成都地区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刻印和销售书籍的坊肆。

(6)唐代来华留学的日本僧人宗睿，在《新书等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有关于唐代印本书籍的记载。宗睿是日本入唐的高僧之一，曾留学于长安西明寺。咸通六年(865年)归国，回去时带走图书、经卷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有西川印子《唐韵》五卷、印子《玉篇》三十卷。印子即指印本，目录中所记《唐韵》、《玉篇》都是剑南西川的雕版印书。说明唐代后期四川成都地区已有了字书、韵书雕版印行于世，而且流传到海外。

除唐朝人在文献中记述本朝的见闻说明唐代社会已出现雕版印刷之外，宋以后的历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唐代社会雕版印刷活动的论述。

宋王谠《唐语林》中说："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争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 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僖宗为避黄巢之乱，于中和元年(881年)逃到四川。这段记载说明，唐代后期由于路远交通不便，又逢国家战乱，政府颁发历书不及时，江东一带也已经有人用雕版印刷术印历书了。因为朔晦有差，而发生争执，可知当时雕版印卖历书的，不只一家，而有多种版本在市上流行。

宋人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下)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王应麟在其《国学纪闻·经说篇》中引《国史艺文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书、小学。"此外，欧阳修、高承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明人邵经邦在其所撰《弘简录》卷四十六《太宗后长孙氏传》中有以下叙述："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清末人郑机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一书卷十二《杂考上·人事类》引用了邵氏《弘简录》的这段文字。以此作为反驳印书发明于五代冯道说的依据，认为早在唐代初期太宗时，已经有了书籍的印刷了。

当代印刷史研究专家张秀民先生在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引述了《弘简录》中关于太宗贞观十年梓行长孙皇后女则一事，并通过考证研究，提出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的观点。

三、敦煌石室保存的初期印刷品实物

图1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咸通本《金刚经》

位于甘肃省西北边陲的佛教圣地敦煌县，在历史上，它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重镇，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早在前秦二年(366年)，已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开凿出第一个佛窟。后来，人们相继在这里的崖壁上修建佛窟。到唐代，莫高窟已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和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佛像、佛画等宗教宣传品和其它文书档案。

图2 现存最早的印本历书

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党项族占领河西一带，建立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僧侣们在逃避兵难时将大批经卷、文书、法器秘藏在一个石窟的复洞之内，以求免遭战乱的破坏。之后，由于中原的香客日渐稀少，敦煌随之冷落，逃难的僧侣也一去不返，因而藏在石室内的秘藏也就长期无人知哓。1900年石室的秘藏被道士王元箓所发现。王元箓是个到处化缘的游方道士，他想通过募化，积聚资金，重建一个石洞，以恢复敦煌石室当年原有宏伟壮观的风貌。在他设法修复一幅古代壁画之时，发现有一幅壁画残缺了壁土的后面不是石壁，而是由砖砌成的砖墙。他剥掉一点壁画，敲开砖墙，惊奇地发现砖墙后面是一间四周有墙、装满书籍的密室。经查验，室内收藏有数以万计的自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各种经卷、文书、写本、印本书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的文献。敦煌石室的发现，引起世人瞩目。然而，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昏庸和腐败，招致帝国主义者接踵而至，对敦煌宝藏进行了可耻的掠夺和盗窃。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造成了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的惨重损失。

图3 唐中和二年成都樊赏家印的历书

西方第一个来到敦煌、进入密室，并窃走敦煌石室宝物的是斯坦因。这位窃取最多的劫夺大盗，事后著有《南疆考古图记》一书。在书的第二卷，对他于敦煌石室发现七年后如何游历伦敦获知敦煌密室一事，如何设法进入密室，并将密室中的中国古代宝藏中的一部分运往印度和英国博物馆，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述。这些宝藏，譬如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刻印俱佳的唐代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刻印的历书残页等，至今收藏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连我们中国人也难得一见。

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华纳、日本的桥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也先后来到敦煌，参加了对中国宝藏的抢掠。使得中国保存在敦煌石室的这些无价之宝──石室文物之精华部分──流失国外，成为现今散布世界各地的敦煌石室文物的主要来源。

敦煌石室藏书数量庞大，类型繁多，涉及科学范围相当广泛。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宗教、哲学、文学、历史、艺术、语言、科技、医学等的重要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手写本佛教经卷。尤为珍贵的是，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的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可惜，敦煌所出为数不多的印刷品，均被帝国主义的所谓考古探险者掠夺而去，至今流失海外，不得归国。敦煌石室所藏的印刷品，主要有：

(1)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一份《金刚经》。这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图1)。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即将其掠去。至今存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2)唐僖宗干符四年(877年)印本历书(图2)。内容除记载节气、月大、月小及日期外，还印有阴阳五行、吉凶禁忌等杂记，与后代宋、元、明、清的历书已无太大差别。

(3)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印本历书残本。虽然残帙不全，却非常难得地保留了"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图3)字样和中和二年的纪年。与上述历书同为现今世界最早的历书之一，两份均存在伦敦博物院。

(4)在敦煌石室中，还发现了其它一些雕版印刷品单页，多为佛教发愿文之类，每页分上下两截，上截印供养佛像，下截为发愿文。

(5)敦煌遗书中，还有些文献虽然是写本，却是据印本抄录的。如现存法国巴黎的咸通二年(861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P2675)，书内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其印刷时间早于861年，本书是据印本转抄而成。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有"字九号《金刚经》残卷，末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七字识语，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题记。丁卯为唐哀帝李祝天佑四年(907年)。过家印本当为唐代印刷品。

(6)除唐代印刷品之外，敦煌还保存了五代时期的印刷品，如大晋开运四年(947年)雕印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和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图4)等等。

四、四川省成都市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实物

1944年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咒》，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据《唐书·地理志》唐代成都原称蜀郡，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升蜀郡为成都府。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图5)。

图4 后晋开运四年刻印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图5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

五、陕西省西安市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实物

七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唐代的印刷品，为研究唐代的印刷事业，增添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经过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及有关专家考证鉴定，有以下几件：

1.梵文陀罗尼经咒

1974年于西安市柴油机械厂建设工地，出土一件梵文印本陀罗尼经(参见图6-2)。出土时，装在一个铜腭托中，全长为27厘米，宽26厘米，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分三个部分，正中为宽7厘米、长4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口福"四字。方框外环绕四周是非汉文字经咒印文，印文四边以三重双线边栏，内外边栏间距3厘米，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经考证，属于唐代初期的印刷品。其理由，可归纳为4点(据韩保全撰《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一文)：

１经咒上"吴德口福"四个题字，是风行唐初的王羲之的行草。

２经咒边外框四周的联珠、纽丝等图案，是唐代初期金银器上所常见的。

３与经咒同时出土的一件"规矩四神铜镜"，其纹饰具有浓郁的汉魏以来流行于隋至唐初的传统风格。

４此印本佛经出土之时，放在一个铜臂钏中。专家考证认定这个铜臂钏是不晚于唐初的遗物(随葬品)。

2.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

1975年西安冶金机械厂出土。印本为长方形，边长35厘米，有残损，内容分三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人物绘像，经咒咒文环绕于四周，四周外为印制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宽4.6、高5.3厘米。框内绘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画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经咒文环绕于长方形框外四边，每边各十八行，行标以墨线相间，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栏，边栏长29厘米，边栏外3厘米宽边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栏边各有手印12种。经咒印文为汉字音译，咒文环读。在印本中心长方框所绘人像右侧，是经咒的名目，题为"佛□□□□得大自在陀罗尼经咒"。据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该经咒与诸经目录对照，其名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咒"，由印度人宝思惟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在东都洛阳天宫寺翻译。因此，其上限不早于七世纪末。

对于上述两件印刷品的具体年代，目前考古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提出，从印品本身及手书"吴德口福"的字体特征判断，应该是中晚唐时期。虽然存在分歧，但其为唐代印刷品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它们的出土意义非常重大，为我们研究唐代印刷事业，增添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还有三件唐代刻印的陀罗尼经咒，情况与上述两件类似，究系唐代何时遗物，尚有争议，此处从略。

六、流传于海外的中国唐代印刷品实物

1.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的《妙法莲花经》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方，发现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卷五，内容是"如来寿佛品第十六"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最初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收藏，后辗转为日人中存不哲购去。此经以黄纸印刷，卷轴装帧，每行19字，经文内使用了武则天时期的制字。现存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日目录学专家长泽规矩也考证断定其为武则天时期的印刷品。

2.1966年韩国庆州市发现的陀罗尼经

1966年韩国在新罗王朝(668-735年)时期的故都庆州市佛国寺释迦塔进行修复过程中，于二层塔身中央的上部一个方洞内，发现了一个丝绢包裹着的8厘米长、直径为4厘米的佛经经卷。经卷为卷轴装，楮纸印刷，纸长约6.65-6.7厘米，上下单边，板框直高为5.4厘米，每行有7-9字，经文由12张纸粘连成一卷。总长620厘米。发现时，纸张已经腐烂变质残破，经文分成几块，将内层部分展开，卷末有一行经名题字："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图6)。经文内使用武后制字四个，分别见于经文内容的八个地方。

图6 现存韩国庆州博物馆的唐早期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韩国以李弘植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据经文使用制字、印刷用纸等分析认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在704-751年之间佛国寺建寺修造塔时刻印后，放入塔内、并保存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发现的一份韩国的雕版印刷品。他的论断，受到中外学者的反对。

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及《南韩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中，首先提出，该陀罗尼经是中国唐朝的印刷品。张先生在对韩国发现的这卷佛经为唐朝印本作了精辟论证之后，指出：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贞观十三年(639年)新罗、高句丽、百济各遣子弟入唐国学读书。过了十年(649年)新罗用唐衣冠。新罗僧慈藏在唐初取去《三藏》四百余函，举国欢迎。新罗僧洪庆又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回国。既然卷帙浩繁的整部《大藏经》几次被他们和尚航载回国，那么轻轻一卷印本《陀罗尼经》被新罗僧人携归，自然更在情理之中。钱存训教授在《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及实物》一文，针对李弘植就该经印刷用纸，使用制字、经文、字体等判断为新罗文化的产品予以批驳。指出：李氏所举四点不足证明此经为新罗产品，而可反证为唐代中国所印刷。钱先生进一步提出的主要理由是：

1.楮纸(李弘植认为该经是新罗楮纸所印)、字体、及制字都源自中国，使用普遍，也是中国产品的特征，有大量文献和实物可以印证，即使新罗和日本也曾采用，但其在唐代中国的可能性远较新罗为高。

2.新罗时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印刷的记载，而朝鲜最早的印刷直至十一世纪初的高丽时代才开始出现，其间相距约四百年。如果此经为新罗所制，不可能无其它印品的记载或实物出现，而使这一印刷品成为孤立事件。

3.当时唐代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新罗遣唐僧数次携回大部头的佛藏，数以千百卷计，则此卷印本"陀罗尼"由遣唐僧带回，或系中国寺庙赠送佛国寺作为新建释迦塔的一件纪念品，则推断较为合理。

赵永辉先生在《关于印刷术起源问题的管见》一文中指出："韩国学者以经文字体和纸质古朴，得出就是新罗的雕版印刷的这一断语，显然毫无说服力"。并据朝鲜古文献"庆尚道江左大都护府庆州东岭土含山大华严宗佛国寺古今历代诸贤继创记"说"传创寺时，匠工自唐来人"。(转引自关野贞《朝鮮の建築と藝術》页649，东京1941年)。分析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佛国寺中之释迦塔纳自唐土传来的佛经自情理中事。"

此外，潘吉星、李致忠、张树栋等几位专家学者，都先后撰文，对印刷术发明的历史条件，庆州发现的陀罗尼经印本的翻译时间、刻印时间和刻印地点进行研究考证，认为该经不晚于701年在唐朝翻译，于702-704年刻印，刻印地点是唐代洛阳。

七、唐代雕版印刷事业初步发展的分析

从以上引述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可以基本上看到雕版印刷事业在唐代的发展脉络。

1.刻书地区

无论是北方或南方，都有刻书的活动。从文献记载，江南一带甚为活跃，如长江上游的剑南西川，中游的淮南道、江南西道，以及下游的扬越间。其中尤以四川成都地区印刷品为最多。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自秦以来又有都江堰灌溉著万顷良田，所以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素有"天府"之称。这里还盛产竹木，为制版和造纸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川的造纸事业非常发达，造纸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四川的麻纸是当地的名产，每年大量生产，承担著向朝廷进贡的重任。唐代中后期，黄河流域连年战争，唯有四川地区没有受到战乱的纷扰。社会比较安定。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不但没有波及四川，成都反倒两度成为临时首都，成了唐代另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事业相当繁荣，文人墨客荟聚。所以雕版印刷首先在这个地方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初期印刷事业发展的中心之一。此外，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资料来看，唐代的东、西两都：长安、洛阳，以及西北地区的甘肃敦煌一带，也都是首先得到发展的地方。首都是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是国家教育事业发达、读书人的聚集之地。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就给印刷术的应用与普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敦煌是唐代通往西域的重镇，又是佛教事业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各地商旅、僧侣往来频繁，香火不断，由于特定的环境和宗教宣传的需要，印刷术首先在这个地方得到发展，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敦煌石室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最珍贵的唐代印刷实物。西北地区气候比较干旱，埋存于地下的古代遗物相对来说，不易损坏。因之早期的印刷品也比较容易得到保存，这一点，从近年来西安唐代墓葬出土的数件印刷品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南方一带气候潮湿，纸质木刻雕版的印刷物，虽然也有地下遗存，但是不容易长期保存，年深日久，早已腐朽而不得见了。

2.刻印数量

这时期的印刷品已从初步的试验阶段的少量应用，发展到较大数量的规模。如江浙一带刻印元稹、白居易诗文，炫卖于市井，处处皆是；冯宿在给朝廷的奏请中说，中央没颁发下日历之前，印历已满天下。可见数目不是很少。司空图在其"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有印本八百纸"，纥干臮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一件印刷品，一次就要印刷数百、数千本，在印刷初期阶段，已经不算是少数。又如王谠在《唐语林》所说，江东市上有印卖雕版历书出售，常因为月份大小不同，发生争执。虽然当时政府已下令不准私印日历，由于民间的广泛需要，以及历书对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人们仍然等不及朝廷颁下新历，便自行印卖以供需求。而从市上出现的不同版本来看，说明印卖历书的人，不只是少数几家。这些文献的记载，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唐代社会的印刷事业已日趋繁荣。

3.刻印内容

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可以看出，唐代社会上的印刷品，内容已十分广泛。

(1)首先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书。作为一个封建制度的大国，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唐代虽然已有比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然而商贾们借以致富的仍然是靠农民们生产的谷物和布帛。掌握农家时，不误生产，是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历书则成为指导生活、生产的必需品，所以历书的刻印就是很自然的了。从文宗时期到冯宿上疏的数十年间，说明民间刻印历书已相当活跃，敦煌和四川保存的几份历书残卷更可以说明唐代社会上历书刻印的数量是相当多的。

(2)宗教宣传品：从文献记述和所举的实物遗存中，佛教方面的宣传品为数最多。敦煌保存下来的印刷精美的佛教经卷，以及四川、西安出土的数份经咒，乃至流传到日本、朝鲜的佛教印刷品，都充分说明，唐代社会对于佛教崇信之风已达到空前的境地。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宗教宣传的大量需要，只靠抄写传录，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具有便捷、快速的复制大量复本特性的新技术──印刷术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应用和发展的。

(3)诗文的印刷。唐代政府确定了以诗赋取士制度，促使诗歌创作繁荣，诗人辈出。诗歌、文学著作在社会上大量涌现。唐代的大多数帝王都比较注重文学、喜爱诗歌，影响着全国各个阶层，喜好诗歌、文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如白居易的作品"禁省寺观，邮候墙壁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出现了雕版印刷的诗人的作品，在市上售卖。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读书人增多，为满足应考及诗文著作的需要，于是又有了字书、韵书之类的工具资料书的刻印。这也证明，人民群众的广泛需要推动了印刷术的向前发展。

(4)唐代的初期印刷品中，还有道家、道教的著作，如纥干臮刻印"刘宏传"。柳毗在成都书肆内见到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杂品，名目很多。这些内容的读物虽然多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又是社会上民间广泛流行的。这些刊印的书，大多数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而只有对某一书有大量需要时，才有印刷的必要。通过对上述刻书内容情况分析可以看出，雕版印刷术是起源于民间的，是人民群众为满足自己对图书文化的需要而创造出这一新技术的。

4.刻印机构

唐代时印刷事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印刷品为数不少，内容也丰富多彩。然而毕竟还是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印刷术并没有得到全面推广。已经印刷的书籍中还没有出现维护封建思想制度的儒家经典书籍以及与之相配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正统的史部著作。从事刻书的人也并不普遍。从文献与留存实物来看，当时，社会上主要有两部分人在从事印刷活动，即寺院和民间坊肆。唐代自太宗时，就对佛教表现出异常的热心。曾下令广度僧民、宠信玄奘、占地建寺。以后的几个皇帝主要都效仿太宗，崇佛、度僧、建寺，乃至自己亲自参加翻译佛经。因此，寺院遍及全国，凡皇帝敕建的寺庙，赐赠人、马、车、田庄。一个寺院相当一个庄园。寺院拥有众多僧民，占据大片土地。再加上善男信女的赞助，有足够的经济财源进行宗教宣传。可以雇佣工匠，大量地进行经、像、咒、传的雕版印刷，以不断扩大争取信徒，宣扬教义。

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从唐代遗存下来的实物中，可考的刻家就有"成都府樊赏家"、"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京中李家"等。此时，在扬越间、四川、江东、江西、淮南等地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印卖诗文、历书、字书、阴阳杂记为业的手工业者。

唐代三百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官方刻书。分析原因，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到唐时，封建制度已有近千年，长期以来，封建社会形成的重学轻术思想，极端严重，统治阶级对于从民间发明出来的印刷术，并未给予关注。所以朝廷和官署对于一切文学、书籍的应用，仍停滞在抄写方式。从唐文宗时仍沿用汉魏时期雕刻石经以及政府下令禁止民间私印历日，足以说明统治者的因循守旧。其次，中国人自简牍到纸张的发明，用手写书，形成了传统的社会生活习惯，很难被打乱，习惯的势力是极顽强的。因为当时的印刷术还是初创时期，雕刻、制版、印刷等各个环节尚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和熟练的工匠。有些印刷书的质量还没有赶上写本书，最高统治者自然不会去采用的。第三，在封建社会中，向来重视代表正统思想的经、史书籍或诗文集等大部头著作，这类书籍的印刷，需要相当多的经费和时间，短时间内雕刻上版，反不如抄写为快。因此，唐代的印刷事业只局限在寺院和民间。只有当印刷术的水平继续提高改进，保守思想逐渐克服。上述现象才会得到改变，这时，历史正进入五代时期。（郑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