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文房用具「文房器物有哪些」

(汉) 墨丸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砚是基于墨的发展而生的，将合成的墨精细研磨、去除杂质，才能将书写文字的墨色与墨性表达出来。据《西京杂记》考，时至汉代砚即已出现，隋唐以后随着制砚技术的改进与文人需求的增强，砚已不单单是研磨墨丸的工具，更多成为文人雅士玩赏、收藏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受西来风格影响的转变期。南朝文人的清谈不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边地风情相互碰撞，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类型多样而繁荣。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墓的墓主人生活图纸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六国时期纸画，由六块大小相近的纸拼接而成，纸质厚实，呈土黄色。画面横向展开，依次绘出行图、墓主休憩图、庖厨图。画中颜色鲜艳浓丽，笔触已出现中锋、侧锋之分，可见此时的毛笔笔头应有较长的笔锋。

(东晋) 陆机 平复帖 (局部) 纸本墨笔 纵23.7厘米 横20.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相较于纸本绘画资料的稀缺，晋唐时期的书法名作与名家则是中国书法史中最灿烂的篇章。纸张代替绢帛用于书写，大体源于魏晋时期，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世称“墨皇”。《平复帖》凡九行，为陆机问候友人手札。全幅以麻纸为地，虽因纸面损伤而散失部分字迹，却可见晋唐纸本艰涩的本质。其中墨书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字体犹存隶意，却不似隶书波磔分明，左右翻飞间可见全以硬芯笔写成，虽秃笔枯锋却尽显贼毫，是隶草演变过程中的代表书作。

(晋)王珣 伯远帖(局部) 纸本墨笔 纵25.1厘米 横17.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晋)王珣 伯远帖(局部) 纸本墨笔 纵25.1厘米 横17.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王珣《伯远帖》与前文《平复帖》为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书法。“书圣”王羲之并无真迹传世。王氏一门世代擅书，仅族侄王珣有此短笺留存，风神俊朗，潇洒流利，行草用笔之精微，可谓稀世之珍。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此帖也倍加珍视，以侧理纸装裱并御笔亲绘木石图以表珍爱。侧理纸是魏晋名纸，晋王嘉《拾遗记·晋时事》：“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理，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可见魏晋名纸对当时书法名作的出现确有不少辅助。

晋唐时期，随着家具由低矮的坐具向胡床、胡凳的发展，原本的书写方式也配合坐具的变迁而不断更新。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晋《女史箴图》是顾恺之传世画作中样貌最忠实的一本，此作虽被认定为唐代摹本，但画中仍然忠实记录了东晋时期各类名物图像。《女史箴图》是晋人张华以历代贤妃事迹撰文，讽刺惠帝时贾后专权，并借此教育内廷妇而作的“苦口陈箴、庄言警世”名篇。卷尾女史双手执笔于手卷，正表现了此时毛笔硬挺适于持卷书写的习惯。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卷则向我们呈现了不同于顾恺之的北方绘画风格。此作虽为宋摹本，但仍保持画作原貌。北齐画家杨子华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车马画家，笔下骏马生动传人，曾引起观者在夜间产生听闻马声嘶鸣的幻觉,被称“画圣”。北齐世祖高湛在位时（公元561—565年）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供职宫廷，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成为当时北齐宫廷御用画家。他所画人物形象丰满圆润，融合胡风的健硕体态，有别于顾恺之的“秀滑清丽”，画风影响唐人，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此作所画为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十一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情景。图中胡床之上可见清晰的辟雍砚。《礼制·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类宫。”辟雍源于早期太学建筑，为天子讲学之所。东汉蔡邕《明堂丹令论》载：“取其四面环水，园如璧，后世遂名璧雍。”魏晋南北朝砚中，有带足圆盘形最为流行，此砚砚池围绕砚堂，如辟雍环水，故名“辟雍砚”。早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南北朝则演进为五足到十足不等的珠足砚、辟雍砚，到了隋唐时期则发展出圆形多足的辟雍砚。

东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三希”中，除《伯远帖》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亦为佳作。此帖为王羲之写予“山阴张侯”雪后问安的短札。虽为唐人摹本，却因使用“影拓”技法而忠实保留了王羲之作品面貌。“影拓”原以唐代硬黄纸双勾摹拓而成，硬黄纸以白纸经黄檗染潢可驱虫，再浸蜡捶打，质地透亮而光滑；双勾摹拓则将原本中的字迹细节逐笔精摹，形成与原作一致的笔迹。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记：“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辟蠹。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影拓”除传世王羲之诸多摹本外，另有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书翰帖）为代表。此本中，除将原作笔墨摹拓廓填外，还以乌丝摹除原本缺损虫蚀之处，成为研究王氏一门书帖面貌的一手资料。

(唐)禹受洛书传说图 甘肃敦煌藏经洞出土〔英〕大英博物馆藏

除唐代书法外，唐人画迹亦见有文房用具。敦煌藏经洞中曾出土《禹受洛书传说图》，相传文字尚未发明前，伏羲氏因治天下有道，目睹“龙马”背负河图并从中得到阴阳、四象、八卦的启示。此画为残本，另有禹受洛书段残，画中伏羲身着冠服，手持笔、卷，面对高大的龙形马蹄异兽，奋笔疾书，火光熊熊，可见早期执笔手写之姿。

除站立书写外，唐代亦出现伏于低矮几案书写的形象。

(传）唐 王维 伏生授经图（局部）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唐王维《伏生授经图》是现存争议最小的王维画迹。图中描绘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博士伏生将《尚书》藏于壁中，至汉初年伏生已年过九十，文帝派晁错求学《尚书》二十八篇的故事。画中伏生虽年迈体弱，仍伏案不倦，双手展卷指证，似在向画外之人讲授《尚书》。面前八曲足几上可见用完搁置的随行砚与毛笔，座下蒲团前方另有手卷与小罐状砚滴，另一侧则放置已经用经帙打包好的手卷。画中随形砚状如天成，只中心砚池微凹，墨色黝黑，下侧辅以木架承托，足见此砚并未过多雕琢，全取自然之美。本卷曾藏于北宋宣和内府，足见画中所见应为宋前之物。

晚唐时期，随着坐具与几案的逐渐增高，书写的习惯与形态也愈发趋于现代。大英博物馆藏《地藏十王图》是根据唐《地藏十王经》所描绘。画中地藏菩萨头戴僧帽，双手执禅杖与宝珠，半跏坐于石台之上。左右随侍专司善恶记录的善恶童子与十殿阎王，前景画崔判官、僧道明、狮子、持笔吏，牛首狱卒正押解戴枷魂魄在镜前观看生前杀牲之罪。画中十殿阎王侧身相对，桌案已改为高足方桌，并装饰帷幔案裙，桌上除判生死罪福的书卷外，另可见置于案侧的箕形砚。箕形砚又称“箕斗砚”，形如畚箕，又因砚尾外撇似“风”字形而名“风字砚”。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唐代。

五代 周文矩 《琉璃堂人物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五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政权分裂，百家争鸣，孕育出了丰富的艺术流派，这其中对北宋艺术的影响尤为深刻。南唐最为风雅，皇帝不仅是艺术的赞助人，更是艺术的追求者。周文矩是南唐时期较负盛名的人物画家之一，后主李煜在位时（公元961—975年），任翰林待诏。笔下人物、佛道绘画皆精。《文苑图卷》是传世周文矩绘画中极为精到的一件，此卷原为《琉璃堂人物图》内容后半，全卷应绘唐代诗人王昌龄诗友琉璃堂厅前诗会场景。画中文房概览，松下一人卧于石台之上，执笔托颌若有所思；面前童仆正手执墨锭，在砚堂中悉心磨墨。卷尾二人捧卷品读，身后都篮似为文具盒，颇为引人注目。

纸墨之于书法，以南唐李廷墨、澄心堂纸最为著名。南唐李超、李廷父子所制之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多制于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北宋灭南唐后，廷墨便输入内库，成为宫廷珍藏，至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更是“千金易得，李氏之墨不可得”。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存世唯一李廷制“翰林风月墨”，长方略薄，满布断纹，墨面黝黑如漆，正面有泥金草书“翰林风月”四字，背面朱书三字已不可辨，可谓稀世之珍。

(北宋)蔡襄 澄心堂帖 纸本墨笔 纵24.7厘米 横2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给友人写去一封短札，委托搜寻南唐名笺——澄心堂纸。澄心堂纸为南唐后主李煜设局令承御监所造御用纸，因藏于澄心堂而得名，相传其质“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欧阳修、梅尧臣、蔡襄等人皆赋诗语赞。蔡襄《澄心堂帖》纸质缜密光洁，很可能就是蔡襄用来作为让受信人搜寻澄心堂纸样本。此时蔡襄年五十二岁，用笔庄重，结体端正，笔墨体态雍容，可谓其晚年崇尚端重书风的代表作。

佳纸名墨滋养下的南唐画院可谓人才辈出。王齐翰为后主李煜时翰林图画院待诏，工人物、佛道，兼擅山水、花鸟。现藏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勘书图卷》是其传世名作，此卷除卷首徽宗赵佶瘦金书题名，更有苏轼、苏辙、王诜及金代史公奕等人题跋。巨大的山水屏风下，文士长须宽衣，闲来挑耳，侧对书案。案头横置文房笔墨，卷册堆积，架于砚池旁的毛笔墨色尚浓，应是表现勘校休憩之时。身后胡床堆满待勘卷册，更有难得一见的大轴，可见此时卷轴书画装裱已颇具规模。

（北宋）沈辽 行书动止帖 纸本墨笔 纵二十七点一厘米 横三十六点六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两宋时期，随着内廷文艺的发展，散于各地的文人阶层也逐渐进入士族、朱门的交际圈。雅集遍布，诗会品古的文人生活亦逐渐被宋代上层所接受，成为一时风潮。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北宋沈辽《行书动止帖》原是沈辽写与友人的问病短札。沈辽长于诗词，尤精书法。此帖用笔意气高古，字里行间神韵俊逸，极见功力。帖用水纹砑花笺，纸面洁白无瑕，字迹犹如浮于流水之中，更显飘逸。苏轼《书蒲永画后》言：“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所谓“印板水纸”，应是沈辽此帖所用水纹砑花笺。宋钱康公《植跋简谈》曾载“蠲纸”，原为吴越（公元907—978年）顶替蠲赋的珍贵白纸。文房中所谓“衍波笺”或即为与水纹砑花笺相似的特种书画纸。

佳纸难得，尤以晋唐故纸、小幅笺纸最为少见。宋黄庭坚《审教帖》中曾有：“欲为索儿录数十篇妙曲作乐，尚未就尔。所送纸太高，但可书大字，若欲小行书，须得矮纸乃佳。”可见此时书写纸已分大小，随用就幅已经成为信札与书卷用纸的共同特征。

宋代随着文人赏石玩古意趣的生发，砚学也随之发展。古时用来研墨的砚台也成为镌刻文人题记的书斋风雅之物。《砚谱》载：“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墨、龙尾砚三物，为天下之冠。”传说苏轼极爱龙尾砚，曾多次赋诗赞美。黄庭坚亦有《砚山行》诗：“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青端州紫。”认为龙尾砚中的名品金星石，可比肩端州紫砚。作为藏砚名家的米芾，曾有《紫金研帖》传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讲苏轼曾借得米芾挚爱的紫金砚，因喜爱备至，临终竟“嘱其子入棺”。此紫金砚原为紫金石所制，米芾《乡石帖》记“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宝晋英光集》则云：“吾老年才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下。”以紫金砚与王右军（王羲之）砚并峙，可见此砚品质之上乘。

北宋砚有陶、瓷、石、木等多种材质，体积精巧者仅数寸，大者盈尺。蔡襄《致彦猷尺牍》中曾讲：“大研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足见北宋巨砚之冠。宋徽宗赵佶《文会图轴》描绘唐太宗时期十八学士，意在称颂当朝人鼎之盛，文治胜唐。娑罗树后石台之上，可见笔墨砚台，旁有古鼎相佐，正是宋代文人崇古的表现。

宋 薛绍彭 草书大年帖页 故宫博物院藏

南唐时已颇为珍贵的李廷墨至宋时已近失传，此时佼佼者为张遇墨。蔡襄曾记：“世以歙州李廷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张遇、孙处厚皆为制墨名家，并以煤代松烟，将制墨技术变革。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魏公苏颂同修国史，御赐即为“承晏笏挺双脊龙墨、张遇丸墨、澄心堂纸”，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宝之。”可见内廷所藏张遇墨亦珍贵。故宫博物院藏宋薛绍彭《大年帖》是写予北宋宗室、画家赵令穰的一封短札，薛、赵两人皆为当时著名藏家，文中薛绍彭希望借观赵氏所藏李承晏、张遇所制名墨，若是真品愿以薛氏自藏王羲之《异热帖》交换，也足见当时张墨之贵。

北宋 米芾 行书珊瑚帖页 故宫博物院藏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原为使用过程中为防止笔头散乱而放置蘸墨毛笔的工具。晚唐罗隐《咏史》中即有“徐陵笔砚珊瑚架”语，至宋代以珊瑚随形为笔架者多见，《珊瑚帖》是北宋米芾唯一传世画迹，只见帖页左侧信笔写珊瑚一枝，虬曲自然，浑然天成，“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明杜堇《伏生授经图》画伏生教授晁错《尚书》二十八篇的故事，画中晁错奋笔疾书，案头所置即为山座珊瑚笔架。笔山亦作研山，除与珊瑚笔架组合外也可单独使用，宋代鲁应龙《闲窗括异志》称其“远峰列如笔架”，米芾就曾藏宝晋斋研山与苍雪堂研山。至元明时期，研山已不仅为实用笔架，也为文房微缩山水陈设之一，与赏石、写景相融，成为案头独特风景。高濂《燕闲清赏笺》记：“余见宋人灵璧研山，峰头片段如黄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钱大，深半寸许，其下山脚生水，一带色白，而起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伪为，此真可宝。”明吴伟《武陵春图卷》中亦见此类山形笔架、板砚与小罐形砚滴。

(明)杜堇 伏生授经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147厘米 横104.5厘米〔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宋代文人嗜好燕居，常有数本消夏图传世。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槐荫消夏图册》为个中翘楚。画中文人高枕于山水屏风之下，怡然安睡，卧游江山，身后桌案陈设多足砚、经卷包袱与斑竹毛笔、宝字形笔架。此类笔架多实用器，吐鲁番阿斯塔纳206号唐墓曾出土木笔架即如此物，只两侧支架不外撇。画中桌案左侧另置一四足鱼形金铜砚滴，此砚滴身为鱼形，下安四柱足，犹如异形四足鼎，盖顶上有长管状口，应是以手按压流入空气，以此控制鱼口处流水速度的装置。古代砚滴重在精准出水，唯此才能保证墨汁颜色浓厚。前文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与《武陵春图》卷中所见砚滴，则为较普遍的小罐形。

(宋)佚名 槐荫消夏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25厘米 横2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笔洗亦盛于宋，黄庭坚《致公言通直执事尺牍》中言“本往乞一小盂子，研旁洗笔”，可知此时砚旁已陈设笔洗盛水专门清洗毛笔。宋代名窑瓷器中多见笔洗，尤以汝窑记录最为全面。乾隆皇帝为了记录他的古物收藏，曾特命清宫如意馆画师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两度绘制铜、瓷器图册，其中《燔功彰色图册》与《埏埴流光图册》就是瓷器图绘。《燔功彰色图册》中录入两件汝窑，其一为宋汝窑舟形笔洗。而收录在《埏埴流光图册》中的则是宋汝窑磬口洗及宋汝窑舟形笔洗。对照传世文物可知，《燔功彰色图册》所绘的宋汝窑舟形笔洗内底“中有如意暗花二，底微坳，有三钉”，应是现藏英国大卫德基金会的北宋汝窑青瓷椭圆洗。

文房清供本是文人书写工具，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这些“尚意”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的洪流中记载甚少，但绘画的“记录”功能使得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窥古代文房的清雅样式。文房本为书写与绘画服务，流传千年后却已成了绘画、书法所记录的名物史的标志。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第33期，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