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艺术观念「徐悲鸿对中国美术的贡献」

大家好，徐悲鸿艺术观念「徐悲鸿对中国美术的贡献」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科学无国界，而艺术尤为天下之公共语言。吾国现在凡受过教育之人，未有不学数学的，却未听说学西洋数学，学素描当然亦同样情形；但数学有严格的是与否，而素描到中国之有严格之是与否，却自我起，其历史只有二十来年，但它实在是世界性的。

艺术家既有求真的精神，故当以阐发造化之美为天职（并不仅是义务）。如美丽之都市北平，其天然环境比之伊斯坦布尔、罗马不如，即在国内亦远不如桂林、昆明、杭州、福州；它虽有整齐之皇宫建筑，但亦不能比巴黎或印度。当然它有媲美雅典两千五百年前巴尔堆农女神庙之天坛，但仅此一项，亦不够代表整个东方之美丽都市！它之所以美丽，还全靠千年以来这分布大建筑物左右几百株之古柏与白皮松！此乃世界任何大都会所无的！如果把这些奇古雄壮之古柏巨松去掉，则北平必干枯寂寞乏味与其他不著名之都市一样。但这些奇古雄壮之古柏巨松，从未在图画上出现（有之还自我在十五年前所写之两古柏，今藏巴黎外国美术馆）。自辽金元明以来，北方少画家，但董其昌、王原祁皆服官北京甚久，他们都应当看见过这些奇美之物，而他们画中之树皆是不到三十年之嫩枝，此足证明他们够不上称艺术家。荆浩善写他所习见之火层岩，董源、倪云林、黄子久皆写江南平山远水，真实不虚，而气韵自足。吾人应以古人造诣为标准，如后之石凳、石涛能自立境界；不当如收藏家之董其昌、王时敏辈那种依赖古人之惰性，致失去会心造物之本能，并致造化之奇熟视无睹，变至冥顽不灵，丧失感觉！试想天下有没有无感觉之艺术家！

吾国自唐迄宋为自然主义在艺术上最昌盛时代，在山水上自王维脱离印度作风建立真正之中国画，后有荆、关、董、巨、李成、范宽、米芾、郭熙等大画家之外，尤有徐熙、黄荃、黄居寀、易元吉、崔白、滕昌佑、徽宗等大花鸟画家，其所造记录至今尚能保持，此举世之人咸感觉敏锐，故一切制作皆美妙高雅，如宋代瓷器、织物，千变万化，无一不可做后来取法者！岂如自《芥子园画谱》出世后，举世皆成冥顽不灵毫无感觉之现象，因致一切艺事皆落后退化！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黯无光彩。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诸位想想，倘不幸如果是，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

我们的雕塑，应当继续汉人雄奇活泼之风格；我们的绘画，应当振起唐人博大之精神；我们的图案艺术，应绍述宋人之高雅趣味。而以写生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因艺术作家，如不在写生上立下坚强基础，必成先天不足现象，而乞灵抄袭模仿，乃势所必然的。

有人喜言中国艺术重神韵，西欧艺术重形象，不知形象与神韵均为技法，神者乃形象之精华，韵者乃形象之变态，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希腊两千五百年前之巴尔堆农女神庙上浮雕韵律，何等高妙！故说西洋美术无韵，乃不通之论。惟韵有东韵，亦有江韵、庚韵、寒韵、支韵，且有易韵，并不一律。欧洲自十九世纪英国之康斯坦布尔及透纳两大风景画家出，遂夺去吾国山水画在世界艺坛上建立之纪录。透纳之画光辉焕发，气象万千。二人皆为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印象主义之先驱。印象主义出，绘画上亦重视韵律，其中巨子如莫奈、西斯莱、毕沙罗均以密点瑶敷彩，放弃线条，较大小米尤精妙。至如梅南尔，画中充满诗意，塞冈蒂尼之画如闻上界笙歌之乐境，尤以倍难尔之作品凤凰于飞，和鸣铿锵，中国古人亦均无之。此指近代绘画而言，若古代绘画如米开朗琪罗之西斯廷教堂之藻井，拉斐尔之教皇宫壁画中雅典派，威尼斯派中提香之《耶稣下葬》，及丁托列托之《圣马可的奇迹》等等杰作，安能无韵而得如此美妙！至如鲁本斯之《天翻地覆》、委拉斯开支之《长枪火神》等幅更精明韵律，尤以伦勃朗实物与画底浑为一体，光气榕榕，尤称最高妙之韵！凡未见博知，不可安下断语！中国人所见之西洋画仅郎世宁作品，而郎世宁之名并不见于西洋美术史，遂好武断臆说，在此新时代尤为不合也。且吾国先圣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应知所先后。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懂形象，安得神韵？故不能把握现实，而徒空言气韵之人，我将动用大文豪鲁迅所形容刊划的人物，名之曰“艺术中之阿Q”！

我现在再指出抱残守缺的不当，比方刊印，从前人推重文彭、何雪渔，便以为了不得；近世地下爱宝，出土之古印日多，如山东陈玺斋一人所收三代及秦汉古印便有两万余方，十钟山房印举出世，已无人重视浙派与西泠八家之印。绘画亦然，从前人见到董其昌四王浑吴作品，便以为眼福，近代印刷术进步，国内已刊布流传古代杰作不少，日本人尤精益求精，印出无数罕见之宝物，如周昉、荆浩之巨迹，古之达官贵人所不能见者，今寻常人亦能观其精神所在。比如诵诗，不读三百篇、古诗十九首与曹子建、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之作，而偏去哼无言八韵的试贴诗，这不是土，还有什么更切当的形容词呢？所以我把素描写生直接师法造化者比作电灯，取法乎古人之上者为洋蜡，所谓仅得其中；今乃有规摹董其昌四王作品自鸣得意者，这岂非洋蜡都不如的光明么？自然在停电的时候，豆油灯亦是好的！

[注析]

此文发表于1947年11月28日的天津《益世报》，即三教授罢教事件刚刚结束后不久。徐悲鸿像一位越挫越勇的战士，再次大倡师法造化、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再次反对一味临古，贬斥董其昌四王一类追求，所谓“把素描写生直接师法造化者比作电灯，取法乎古人之上者为洋蜡，所谓仅得其中”，而那些学董其昌四王的“自鸣得意者”，则是连洋蜡都不如的“豆油灯”！该文与《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将徐氏二十多年来改良中国画的意图、目的和追求，充分阐释了出来，若再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和一贯言论，脉络就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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