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千种万朵开「如何让菊花开花快」

大家好，菊花千种万朵开「如何让菊花开花快」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菊花》/ 克劳德·莫奈 / 1878

秋日宜赏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古诗词塑造了菊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它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象征着清净、淡然与隐逸。

放眼全球范围，除却菊花东渡日本后短暂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日本皇室的象征，更多时候，它是艺术家灵感的来源：普鲁斯特将它写进《追忆似水年华》，莫奈为其创作系列油画。

历史上与菊花有关的奇闻逸事，有和平也有暴力：十七岁的少女手举菊花，用来对抗举着刺刀的国民警卫队；美国黑帮头目以其作为贩酒的前哨……

下文即是一段关于菊的历史与记忆，摘选自《花朵小史》，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枪炮与花朵

1967年10月21日，新闻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接到一个任务，去报道五角大楼外面多达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列队守卫五角大楼，抵挡前来汇合的示威者。示威者的面孔如此年轻，这让吕布深感震撼。

“我拼命地拍照。”他回忆道。那时数码相机尚未出现，这意味着他的胶卷最终会被用完。然而，吕布说，往往“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最好的”：“镶嵌在我取景器里的正是美国年轻人的符号：一排刺刀前有人举着的一朵花。”

在国民警卫队的刺刀前献花的简·罗丝·凯斯米尔（Jan Rose Kasmir）

马克·吕布摄，1967年

这是一朵菊花，十七岁的简·罗丝·凯斯米尔用手举起这朵花。“我前后来回走，向士兵打手势，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队伍，”她回忆说，“他们都不和我用眼神交流。但是，那个摄影师后来告诉我，他注意到他们在摇头。我想，他们害怕接到向我们开枪的命令。你看我的脸，我是极度伤心的：那时我意识到那些士兵是多么年轻的男孩啊！”

凯斯米尔的手势因吕布拍摄的照片而不朽。这个手势后来成为20世纪60年代花朵力量的意象，而手捧花朵面对刺刀这个策略不是从那儿开始的。

大多数说法认为这个策略源自诗人、社会活动家艾伦·金斯堡196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如何游行/制造场面》（“How to Make a March/Spectacle”）。

金斯堡最关心的是——减弱好战的“地狱天使”（Hells Angels，一个摩托车帮会，美国司法部视其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地狱天使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成员通常为男性，他们穿皮衣，骑大功率的摩托车横冲直撞，因其疯狂、暴力的行径而声名狼藉。）带来的暴力威胁。

金斯堡曾尝试在伯克利发动一次“有趣、喜悦、幸福、安全的”和平示威活动，他建议示威者都携带“成捆的花朵”、玩具、气球、糖果——分发给骑自行车的人、警察、政治家和记者。

“建议参与游行的群众带着自己的花”，他如此说道，“前面的队伍要有组织，需提前把花备好。”此次游行进行得和平而顺利，为以后的游行示威活动开创了先例。

就在五角大楼附近的示威游行发生前五个月，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又称易比士）的创始人之一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于1967年5月美国军人节（Armed Forces Day）这一天，在曼哈顿带领自己的“鲜花团”进行反战示威游行。

电视台报道说，抗议者遭到拳打、脚踢、啐口水，他们的花朵和宣传“爱”的粉红旗帜也遭到愤怒的践踏。这是一次恐怖的经历，媒体的报道彰显了它的价值。

霍夫曼随后写道：“鲜花团首战败退，但是，美国，要警惕啊！我们的花朵装备很差，所有花朵都是市郊的花卉商提供的。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自己种花，正计划在东河边种上水仙花，用蒲公英花链把士兵征召站包裹起来。我们会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挖洞，埋下花种，盖好土。‘权力归花儿’的呼声在美国大地上回响。我们不会枯萎。让一千朵花儿开放！”

霍夫曼把“权力归花儿”定义为“爱与勇气的结合”。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都高举“权力归花儿”这面旗帜，商业利益也很快追赶上来。

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为蒙特雷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创作了一首推广歌曲，敦促去洛杉矶的游客头发上“务必佩戴鲜花”，在“到处弥漫着爱的夏天”到来时，花环与花的图案无处不在。人们仿佛无法明确区分玫瑰与百合、雏菊与水仙。

1967年10月21日，在五角大楼前，人们把“一抱又一抱的鲜花”递给五角大楼前的士兵。凯斯米尔手里拿的是一朵当季的菊花，而常年生的康乃馨成为这一天另一个意象在摄影师伯尼·波士顿（Bernie Boston）的镜头里，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小心翼翼地从美国警卫队一个卫士的枪管上取下一朵康乃馨。（这个男孩名叫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他正在从纽约到洛杉矶的途中，他到洛杉矶后将改名为希比斯克斯[Hibiscus，意思是“木槿”]，然后进入卡利弗劳尔镇[Kaliflower]。）

与此同时，反战抗议组织“追求和平的另一位母亲”（Another Mother for Peace，AMP）走的是“中产阶层的、温和的路线”。这个组织举办的很多活动都围绕母亲节传统中反战的焦点，但它对母亲节的奠基性象征白色康乃馨毫无兴趣，反而选用向日葵作为组织符号。

20世纪初参与政治运动的妇女强调母爱的纯洁与持久（以康乃馨为象征）。60年代末，妇女运动的重点转移到青少年的权利和他们的天真无邪，这样的理念被很好地体现在艺术家洛兰·施耐德（Lorraine Schneider）为“追求和平的另一位母亲”设计的海报上：海报中的向日葵是天真的儿童形象，配文是“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物的健康有害”。面对军事和工业的综合体，和平、爱、童真和鲜花这些理念形成一个联盟。

菊花东渡

还有其他联盟。凯斯米尔手里举着的菊花是19世纪从日本进口的菊花的后裔。日本对菊花的依恋非常悠久，对菊花的意义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总的来说，在日本与其说菊花象征和平、爱和理解，还不如说它象征日本帝国权力的巩固。

我们首先需要看看中国，因为日本的菊花以及对菊花的认识大多源自中国。

中国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培育菊花，被用在医学、烹饪、装饰和仪式等领域。对菊花最早、最有名的记载是在陶潜（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二十首》（“Twenty Poems on Drinking Wine”）的第五首诗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只是到他屋子东边的篱笆处采撷菊花，无意间看到南山（江西的庐山）的绝妙胜景。这首诗具有哲学意义，暗指此地与彼地、寻常生活之短暂性（花朵、日子、季节、人的生活）与无垠世界之永恒性（圣山）之间的紧密关系。

菊花后来在中国文化中获得的意义大多源自这几行诗。菊花逐渐与重阳节（九月九日，吉祥的双阳节）这个古老的节日联系在一起。

神秘色彩和医学成分在这里融为一体，因为人们把凝结于菊花花朵和叶子上的秋露视为青春的灵丹妙药，至少是晚秋的精髓。（许多故事、诗歌、戏剧和油画都表达或呈现人们采集重阳节露珠的情景与愿望。）

今天人们依然庆祝重阳节：家人一起登高，在山中漫步，佩戴茱萸的枝子和浆果（驱邪），喝菊花酒或菊花茶（不是喝露水）。近年来，重阳节基本变成年轻人孝敬年长亲人的节日。

2018年重阳节的广告海报

这一天是中国阴历的九月九日

海报左上角的时间显示，2018年的重阳节是阳历的10月17日

10世纪时，中国的高僧东渡，把菊花及与菊花相关的礼仪带到了日本。

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描述了日本贵族如何以极大的热情接纳重阳节。皇室设计了一套新的仪式来确保它的长盛不衰：“天皇要赏菊时，有人就用前一夜放在菊花中心、受露珠浸润的‘菊花棉’擦拭他的身体。”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放弃了封建制度，将自身塑造成一个以天皇为首的现代国家，与菊花相关的联想也得以复兴。

1889年，以16个花瓣的菊花为样式设计的徽章成了日本皇室（也称“菊花王室”）的纹章和官印。日本的最高荣誉一直是最高菊花勋章（Supreme Order of the Chrysanthemum），这枚勋章清晰地印在日本军队的标志和武器上。

有些人专门收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缴获的步枪，时常发现印在枪炮后膛的日本帝国徽章被人刮掉或被划了痕迹。有人认为这是1945年率领占领军的麦克阿瑟将军下令这么做的，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士兵为维护天皇的荣耀而划下的印记（每一杆枪，每一个士兵都“归属”日本天皇）。倘若第二种说法是真实的，人们就会看到另一个完全军事化的、传统的花朵符号：樱花。

现代日本将自己定义为樱花的国度，因此，春天樱花落下，在传统上象征生命的短暂，与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紧密相关。

冈仓天心（Kakuzō Okakura）1906年为西方读者用英语写成《茶之书》（The Book of Tea），他在书中用“勇敢”和“荣耀”解释“花祭”（the Flower Sacrifice）的意义。

他说，樱花“不像人那样卑怯懦弱”，樱花“慷慨纵身、跃向风中”，“须臾，当它们任欢腾的流水驮负而去时，远处似乎传来它们的声音：‘春天哪，再会了！我们就要航向永恒。’”

历史学家平泉澄（Kiyoshi Hiraizumi）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精神”的阐释更清晰：“在紧要关头，我们需要像樱花一样为天皇而颓然落下。”这个比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日本神风特工队（the tokkō-tai）进行自杀式袭击，每架飞机的机身上都印着一朵粉红色的樱花。这些飞行员出发去赴死时，少女们向他们挥舞樱花的花枝。

日漫《秒速五厘米》中，有句经典台词“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

从日本这种复杂的象征主义的视角看，1967年凯斯米尔在五角大楼前用手举起菊花的一幕，让人浮想联翩。在战争中，年轻人总是在紧要关头像樱花一样从天空坠落，他们的鲜血浸染土地，从土中长出的是虞美人花。倘若“菊花王室”可以命令年轻人赴死，那么一个女孩和她的“妈妈”也许可以阻止这样的死亡。

日本的菊花并不总是这样壮烈。19世纪50年代，日本闭关锁国两百年之后，向世界开放贸易港口。西方许多人痴迷于日本的瓷器、和服、折叠屏风、木版画和艺妓的故事。日本的艺术风尚激发了西方人对牡丹、樱花、槭树的热爱，当然，还有对菊花的热爱。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和一个名为“菊”的妇女产生恋情，他以自身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畅销小说《菊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1887），后经普契尼（Puccini）改编成《蝴蝶夫人》，菊花的形象在此过程中得以强化。

画家、园艺家古斯塔夫·卡耶博特和克劳德·莫奈深受菊花吸引，视之为尤物。

在日本的菊花品种到达欧洲前，中国的菊花曾两度被引入欧洲。17世纪末，荷兰花园和切尔西药草园（Chelsea Physic Garden）都曾培育过几种杂交菊花。也许因为它们和本地的药用小白菊非常相像，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于是就失传了。

1789年，在广州、澳门做生意的一位商人把三种更令人喜爱的栽培品种带到法国。但是，只有“老紫菊”（Old Purple）这一个品种存活下来，并在18世纪末成为一种珍贵的展品，激发了欧洲人对这种花朵的渴望。

“老紫菊”（Old Purple）

1843年，《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英国向中国发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伦敦园艺学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派遣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去中国温带地区采集更多植物，尤其是耐寒植物。

福钧的工作基地设在繁花似锦的舟山群岛，在几百个品种和栽培品种中，他从基地带回英国的是以小花朵为亲本的蓬蓬菊花。园艺学会喜爱这些菊花，因为它们开花足够早，是北欧在此后许多年里可以在户外种植的唯一的菊花品种。

19世纪60年代，福钧在日本发现多彩、丛生的菊花品种，着实引起了轰动。这些菊花很快在插画艺术和暖房景观中获得明星地位。

丹尼斯·米勒·邦克（Dennis Miller Bunker）在1888年的一幅油画里呈现了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在波士顿设立而后获奖的私人收藏。

在这幅油画诞生的前几年，詹姆斯·蒂索（James Tissot）画了自己的暖房，画中茂盛的菊花丛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

在蒂索的画中，茂盛的白色花朵和黄色花朵既表达女人惹人喜爱的、奢华的性感，又与之共鸣。

詹姆斯·蒂索，《菊花》，1874—1876年

同样，在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在少女花影下》里，红色、粉红和白色的菊花流露的“羞涩”烘托了奥黛特（Odette）及其客厅呈现的“奇特、诡秘的奢华”。

日本的菊花在欧洲大量种植，其声名渐长，比其他菊花品种更受人喜爱。小说家H.赖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算不上菊花爱好者。他的邻居种植“大而精致”的栽培品种，并在著名的挪威菊花展览中获得二等奖，这使哈格德爱上这种“大而精致”的花朵，他甚至不让自己的园丁种植“大花朵”以免与邻居竞争。

园艺作家玛格丽·菲什（Margery Fish）的丈夫沃尔特·菲什（Walter Fish）的行为更加夸张。他的园丁因“溺爱他的菊花，常常抚摸它们，竟忽视了园内其他花朵”。沃尔特看在眼里，对园丁勃然大怒。有一天，他拿着砍刀冲进温室，“把那些精心呵护的宝贝砍得精光，露出地皮”。

卡耶博特和莫奈思想开明。无论是温室培育的大花菊花，还是花园里耐寒的新品种菊花，既生长在他们的花园里，也出现在他们的油画里。

这些菊花包括园艺师查尔斯·巴尔特（Charles Baltet）推广的“哈瓦那烟草色、角豆色、水獭皮色”，也有“铜锅色”，都是复杂的现代颜色。

卡耶博特和莫奈搜集最新的栽培品种，种在花园里；他们互相通信，讨论哪些是最好的品种，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或买到。

卡耶博特还设法向莫奈提供1891年巴黎园艺博览会上展出的很别致的新品种菊花。

他们共同的朋友、菊花爱好者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还从自己广泛收藏的菊花品种中给卡耶博特送来“形状怪异、颜色美丽的”可扦插的枝条。（莫奈对菊花的痴迷和用心可见于他在南方写生时寄回的家书，信中流露出他焦灼的心情。那是1888年4月，他从法国东南部的昂蒂布写信给他的伴侣艾丽丝·霍舍德，托付她立刻把一批新品种的菊花迁移到蔬菜园里，“间隔要宽些，让它们能够生长；等我回来时，再把它们移植出来”。）

卡耶博特和莫奈一边仔细侍弄日本栽培品种的菊花，一边饶有兴致地研究日本的花卉油画。

葛饰北斋，《菊与虻》（Chrysanthemums and Horsefly），约1833-1834年

莫奈拥有一幅复制品，如今在法国吉维尼镇莫奈的故居展出

他们发现，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的“大花朵”木版画体现了平面的装饰效果。

他们认为，与欧洲传统风俗画（genre painting）体现的静止的生命和视角相比，日本木版画是另一条动人心弦的艺术之路。

卡耶博特把这种风格应用于法国中产阶层的环境里，创作《小热讷维耶花园里的菊花》（Chrysanthemums in the Gardenat Petit Gennevilliers，1893，下图）时，画布的边缘内充满花朵和叶子，他着力呈现一个场景的细节而不是这个场景本身。

卡耶博特去世后，莫奈也许为了向自己的朋友致敬，于1897年创作了系列油画《菊花》，画中没有丝毫的花园或暖房这些背景的痕迹，仅有一个丰富的平面。

莫奈尽情陶醉于颜色和质地的纯粹的油画效果，曾有一个评论家把这种风格的油画比作一张壁毯。

克劳德·莫奈，《菊花丛》（Massif de chrysanthèmes），1897年

这一系列的菊花油画表明，莫奈朝着后来近乎抽象的睡莲油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用鲜花轰炸城市

多个迪安·欧班宁（Dean O’Banion）传记作者都特别说明，这个“矮小、瘸腿、满脸微笑的”帮派分子是一个热爱菊花的艺术家。

迪安·欧班宁的传记

可是，他喜欢汤普森冲锋枪远胜过画笔。

他“对设计和颜色的眼光天生具有天赋”，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他从事违法贩酒的岁月里，他就能设计“有艺术品味的花饰”和“优质的”葬礼纪念碑，颇有名气。

欧班宁的主要身份是芝加哥北边帮（North Side Gang）的头目。在1921年，他又在威廉·F.斯科菲尔德花店入了股。

这家花店位于圣名大教堂（Holy Name Cathedral）对面，地理位置便利。从某种程度上说，花店是一个方便的前哨（大比尔·F.斯科菲尔德日复一日地处理花店大部分的生意；帮派成员在楼上聚集，讨论“酒和血”浸泡的、多达百万美元的大生意）。

欧班宁为黑帮成员主持葬礼时安排奢华的鲜花仪式，他真切地为之感到自豪，他们有的是钱。

北边帮和以约翰尼·托里奥（Johnny Torrio）和阿尔·卡彭（Al Capone）为首的南边帮（South Side Gang）以及小意大利的“可怕的基纳兄弟”（terrible Gennas）有过几年行得通的合作。

1924年11月，欧班宁拒绝勾销安吉洛·基纳（Angelo Genna）欠下的一笔赌债，帮派之间因而发生变故。

“让西西里人见鬼去吧！”这是欧班宁漫不经心但有些愚蠢的态度，因为西西里人做出的反应就是让欧班宁去见鬼。

基纳说服托里奥和卡彭派手下的人去斯科菲尔德花店佯装为迈克·默洛（Mike Merlo）的葬礼取鲜花。默洛是颇具影响力的西西里联盟（Unione Siciliana）的领袖，受到广泛的爱戴，葬礼上的哀悼仪式使用的鲜花价值约10万美元。

斯科菲尔德和欧班宁用鲜花做了马靴、金字塔、支柱和被子，卡彭自己委托人做了价值8000美元的玫瑰雕塑。

默洛的去世之所以意义重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渴望维持和平，曾说服卡彭和基纳不要对欧班宁下手，但是现在默洛死了，接着就是欧班宁的末日。

警察到花店时，发现欧班宁倒在地板上，满身是子弹打穿的窟窿（有一颗子弹打碎了玻璃柜，落入展示“美国丽人”玫瑰花的橱窗里）。

在他左手边几英寸的地方，有一把花卉师专用的剪刀和一些修剪好的、沾满鲜血的菊花。

菊花预示长寿，这种预示到这里便终结了——欧班宁只有三十二岁。

欧班宁（还有许多其他的非法酒贩子）遭到厄运之后，花店反而迎来了福气，帮派之间紧接着血雨腥风地斗争了六年，斯科菲尔德花店却在这期间蓬勃发展，生意兴隆。

黑帮的暴力和花店的业务这两者的不和谐，如同枪支和玫瑰（或樱花或菊花）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给故事蒙上一层传奇色彩，增添了魅力。

最近，美国家庭票房有线电视（HBO）推出电视剧《大西洋帝国》（Boardwalk Empire），剧情发生在美国禁酒时期，斯科菲尔德花店在剧中出现。

2018年，格拉斯哥的一个花店开业，自称是“欧班宁花店”，表明花店决心用良好的艺术品味“用鲜花轰炸”这个城市，做“苏格兰超一流的花店”。

本文节选自

《花朵小史》

作者：【英】卡西亚·波比（Kasia Boddy）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贝页

译者：杨春丽

出版年：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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