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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东土并蒂莲华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上「修梵摩」

时间：2023-01-04 14:05:15 来源：禅林网

大家好，梵天东土并蒂莲华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上「修梵摩」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到南北朝格局形成，不同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大割据、大融合和文化多样性的纷乱时代，最终走向隋唐大一统。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迅猛了发展，与国家政权和世俗信仰的结合日趋深化，与此同时，中国佛教艺术在吸收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开始加速本土化的进程，为中国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盛唐艺术的先声。

中国最著名的三位求法高僧游学印度，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他们是东晋法显（334－422年，399-413年访问印度）、唐玄奘（602-664年，625-645访问印度），唐义净（635-713年，671-695访问印度）。他们在笈多王朝与后笈多时期到达印度，他们的游记被西方学者称为“照亮印度历史黑暗”的重要著作。

随着丝绸之路的影响，汉化佛像的出现，海上交通的发展以及南北政权的互动等，佛教艺术中心在各地纷纷出现，如山西云冈，河北定县、曲阳、邺城，山东青州、诸城，河南洛阳、巩县，陕西长安、耀县，江苏南京，四川成都和甘肃等，遍及全国。由于政权更迭，政治中心转移，艺术中心往往也随着贵族集团的迁徙而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变化。每一次变迁都伴随着艺术风格或审美取向的转变。政治中心以外的地区，艺术的区域性逐渐发展起来，构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全景图。

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甘肃、河北、陕西等地的多个地方政权均盛行佛教信仰，其佛教以及佛教艺术的传统成为北魏早期艺术创作的源泉。自北魏迁都平城（398）至统一北方（439）以来，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不断对这个新兴的政权产生影响。

北魏早期造像主要受到河北、西域、凉州、平城等地佛教造像的影响，直到迁都洛阳之前（493）。迁都后，北魏开始实行汉化政策，佛教艺术受也开始了汉化的进程，形体清隽、褒衣博带的形象广为流行；南朝佛教艺术受到海陆两条丝路的影响，从四川向北走河南道与西域联系是陆路的重要线路。海路的主要路线是通过越南、斯里兰卡影响到广东、山东等地区。

北魏迁都洛阳后，艺术中心由平城转移到洛阳，像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造像、永宁寺泥塑像均是皇家艺术水平的代表性作品，而在山西南、陕西关中、河北、山东、甘肃陇东等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地方艺术风格。

到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建立，北方艺术出现了明显的地方化特点。这时期北朝的艺术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国艺术本土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二是北齐时期山东青州、诸城两地的造像开始出现笈多艺术特点。

南朝造像保存数量不多，以四川成都近年来发现的石造像最具代表性。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但是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处在向唐代成熟期过渡的阶段，仍以北朝风格为主。

随着中国的统一与政治稳定，佛教雕塑艺术进入繁盛时期，初唐已经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质：风格成熟稳重，人物形象饱满生动，装饰日趋华丽精美，标志着佛教雕塑艺术成熟期的到来。

| 甘肃 |

佛坐像

西魏（535―556年）石
高89厘米宽61厘米厚25厘米

麦积山石窟开凿于陡峭的崖壁上，自后秦、西秦，又经北魏、西魏、隋、唐，至宋、元、明、清各时代均有营建。这尊坐像原为麦积山西崖第117窟的主尊，头部略方，高肉髻，饱满的脸颊，目光俯视。西魏造像继承了北魏造像传统，人物仍具有秀骨清像的特征，但人物身躯更为饱满，富有张力。佛像于须弥座上结跏趺坐，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外披厚重的袈裟，衣褶垂搭于台座前，层层叠叠的处理富有韵律和节奏。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残损。佛像身后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以莲瓣装饰。两侧的弟子像，残存右面一身，侧身面朝主尊，一手持净瓶，姿态恭谨。造像身上仍保留有当时的彩绘，得以一睹当时洞窟内的华彩。

佛坐像

北周（557-581年）泥塑
高84厘米宽32厘米厚26厘米

这尊像位于第135窟，此窟原为北魏后期开凿的大型石窟，北周时期又在正壁中央龛两侧各增加了一龛，此佛像就安置于新开凿的左龛右侧。麦积山北周时期造像风格在西魏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人物造型敦厚、简练，形体粗壮。这尊佛像头部稍稍前倾，肉髻低平，脸型方圆丰润，垂目俯视，嘴角微微上翘内敛，表现出佛陀慈悲、内省、沉静的精神世界。佛像所着袈裟厚而简约，垂足坐于方形台座，膝盖以下已残损。丰满柔软的两手置于胸前，似乎正在为众生说法，呈现出精妙的肢体语言，虔诚而自然。这尊造型高度简约的佛像，是麦积山北周时期的佳作。

李阿昌造像碑

隋开皇元年（581年）石
高146.5厘米宽50厘米厚16厘米
甘肃省泾川县水泉寺出土

甘肃境内的造像碑始于北魏时期，其后造像碑体量逐渐增大，内容也更加丰富起来。这件隋代造像碑从上到下大致可分为四层，上方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各有一佛二弟子小龛。其下为一佛二菩萨，再下为弥勒倚坐像与二弟子，两侧各有一佛二弟子小龛。最下层区间内刻文殊与维摩诘对坐说法。这些题材常见于北朝至隋的造像碑上。此碑在人物的组合排布上显得十分成熟，虽人物众多，仍被安排地有条不紊，如维摩诘像，坐于帐中，身后有几位立姿的人物，虽空间狭小，仍能将人物的前后主次关系表达清楚。造像碑左右两侧各开四龛，均为一佛二弟子像。碑阴上部正中设弥勒菩萨龛像，碑身刻发愿文与供养人题名，发愿文中提到：“维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廿三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之秋合为仲契……”，可知此碑为开皇元年，由李阿昌等二十家结社所造。

| 新疆 |

佛像范

5－6世纪石膏
高41厘米宽34厘米厚8厘米
1989年新疆于田县喀拉墩遗址采集
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这种石膏范是用来制作黏土或灰泥塑像的，采用这种材料做范与帕米尔盛产石膏有关。佛像结跏趺坐，禅定印。头发呈水波纹状，眉毛细长，眼睛俯视，鼻梁挺直，嘴角微微上翘。佛陀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均匀流畅的U字形排列，垂搭于手臂上的部分，依据人体结构转折自然。此像从内敛沉思的表情，到流畅如水的衣纹，都明显具有印度笈多时期马图拉地区的造像特征。

佛头范

6－7世纪陶

高22.5厘米宽17.5厘米厚14厘米
1980年皮山县杜瓦遗址出土
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新疆地区佛教寺院遗迹发现的许多泥塑佛像，多使用模型制作，为避免大量生产造成的千篇一律，人物面部使用模制，而发式、装饰等部分单独制作，特征各有不同。这件佛或菩萨面部模具，鼻梁与眉弓以圆润的弧线连成一体，眼睛细长，嘴唇小而多转折变化。与犍陀罗地区的佛像相比，新疆的风格显得婉约柔美，而与同时期内地汉化的脸型也有很大差异，具有独特的西域特征。

佛残像

3－4世纪泥塑
高30厘米宽18厘米厚11厘米
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

此像残损较为严重，只剩下头与胸的一部分。佛面部偏圆，眉毛以墨线绘出，上眼睑和眼皮在塑造的基础上同样以墨线勾勒，上眼睑弯曲，下眼睑较平。鼻翼饱满，口唇小巧，嘴角的凹陷表现出微笑的神态。颈部残断，胸前残存的一块显示出佛所穿着的袈裟，佛的右手贴于胸前，施无畏印。

天人立像

3－5世纪木雕
高64厘米宽18厘米厚9厘米
民丰县尼雅佛寺遗址出土

发现此木雕天人像的尼雅遗迹，既有日常生活场所，又有与佛教相关的空间。木雕天人一共出土了四件，散落在建筑物靠近中央的木柱附近，应与建筑装饰相关，在现存的同类型遗物中也罕见。天人像刻在柱子的正反两面，原来应该是依靠彩绘来表现眉眼和细节的，颜色脱落不存，只剩轮廓，人物左手举起，右手上屈，头上有圆形发髻，下着裙，从这些特征来看与龟兹壁画中的梵天相似，当为天人像。

佛像范

5—6世纪
高14.8厘米宽14.3厘米厚5.8厘米石膏
1959年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
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此佛像范保存较为完整，外缘为圆形，下端稍有些损坏。中央为一坐佛，端坐于菩提树下，菩提树的枝叶刻画简洁而具有装饰性，巧妙填充了佛像背景。佛头上有螺髻和高肉髻，眉目俯视，表现出沉思冥想之神态。佛像着通肩式袈裟，两手于腹前结禅定印。衣纹随着身体动态排列成整齐宽大的皱褶。在佛像两肩，有两个火焰状的三角形凸起，这种佛像样式一般被称作“焰肩佛”，源自贵霜时代，在阿富汗喀布尔地区曾经出土著名的舍卫城神变焰肩佛，以及肩部带有火焰的佛坐像，表现了佛陀不可思议的力量。

佛坐像

约6世纪泥塑
直径17厘米厚3厘米
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
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城西北50公里处的沙漠中，是一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此作品为建筑装饰构件，正圆形的莲花中央有坐佛一尊，面部磨损，高肉髻，大耳垂肩。身着袒右肩袈裟，腹前U字形的衣纹清晰可见。两手置于胸前，两膝向两侧张开，交脚姿势。佛像身后有正圆形的头光和身光，最外侧是一圈莲瓣。这种在莲花纹样之中描绘人物的构图，在公元前2世纪建造的印度巴尔胡特大塔上就已大量出现。在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中，也曾发现与这件作品类似的圆形建筑构件。

佛说法图浮雕

6－7世纪石膏
高40厘米宽50厘米厚5厘米
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
现藏喀什地区博物馆

这块浮雕石膏板周围饰以卷草纹，正中画面有四位人物，右数第二位坐在梯形龛下，着通肩式袈裟的是佛陀，在他的左右，各有一位双手托钵的供养者，头上高发髻，饰物华丽，屈膝跪地，姿态恭谨。最左侧的人物骑在一头伏卧的骆驼上。人物背景施以各种装饰，佛龛背景刻有菱形纹样，上方是一排圆拱小龛，两角有鸟形装饰，左侧人物背后是一棵花朵繁茂的树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调查发掘了脱库孜萨来佛寺遗址，其发掘记录体现在报告《图木舒克》一书中。图木舒克地区属于古代疏勒王国故地，脱库孜萨来遗址是研究疏勒佛教的重要素材。

脱佛像

唐（618-907年）泥
直径6.5—8厘米厚2—2.5厘米
交河故城地下寺院遗址出土
现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脱佛就是模制佛像或佛塔，通常体量较小。这种习俗源自印度，为佛教供养荐福之用。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西国诸寺“造泥质底（即支提，塔）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 此脱佛为圆形，由佛像、佛塔和梵字构成。外围一圈书写真言，正中圆形区域的中央为坐佛，禅定印坐于莲台之上，圆形头光，两边各有佛塔一座。在佛像和佛塔的空隙处遍布真言和种子字。

人首牛头水注

唐（7－8世纪）陶
高20厘米宽6厘米厚8厘米顶部口径3厘米
1976年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
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这件器物设计独特，将人头与牛首相连接，形状类似来通杯。人物面部特征是典型的西域人，眉毛浓密，络腮胡，高鼻梁。此容器内有空洞，从人物头顶到下端贯通，但容器内部空间狭小，似乎不宜储存液体，关于其用途，尚需研究讨论。约特干位于和田市西约11公里处，是古代和田王国都城遗迹，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盛逐渐消失。

佛立像

唐（618-907年）木
高21厘米宽6.4厘米厚5厘米
民丰县安迪尔古城遗址出土
现藏和田地区博物馆

此佛像头顶有馒头形肉髻，脸型圆而饱满，面部风化严重，依稀可见俯视的眼睛和佛像肃穆悲悯的神情，头后方残存半个圆形头光。佛像着通肩式袈裟，衣纹较密，以身体正中为轴线，呈大的U字形分布。左手自然下垂握衣襟，右前臂残断。佛脚下踏仰莲台，其下承接须弥座。这尊像出土于安迪尔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牧场东南约27公里的沙漠腹地，始建于汉代，于公元11世纪逐渐被废弃，是丝绸之路南道汉唐时期的重要遗存之一。

人物头像范

唐（618-907年）陶
高10.5厘米宽10.2厘米厚4.2厘米
克理希居住遗址出土
现藏库车县龟兹博物馆

这件陶范为圆形，刻画了一位肖像特征较为明显的人物形象。涡卷状的头发整理排列成两层，额头宽阔，眉弓突出，应是塑出人物形象之后再用墨线将眉毛画出。眼睛呈半圆形，上眼睑较直，下眼睑弯曲。嘴唇微张，两侧各有S形的三撇胡须。沿着脸的外侧是一圈络腮胡，均以波浪状的线条刻画。新疆地区流行模制的佛像和人物，使用陶范可以大量制作各种形象，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人物像

唐（618-907年）泥塑
高10.5厘米宽7.9厘米厚3厘米
1986年穷先古城出土
现藏库车县龟兹博物馆

新疆现存古代塑像当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此人物像应当为婆罗门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经常表现为诙谐幽默的形象。人物表情夸张，动态丰富，眼睛似嗔似笑，张口露牙，似在说唱，络腮胡从耳侧到下颏，围绕整个脸部轮廓。他大腹便便，左手持鼓状乐器，右手弹拨横于腿上的琵琶形乐器，两腿交叉，脚尖着地，生动刻画了一位正在边弹边唱的人物形象。

佛立像

唐（618-907年）泥塑
高16.9厘米宽6.2厘米厚2.5厘米
现藏阿克苏地区博物馆

此类小像在新疆多有发现，通常是用模型压制，将之大量贴于寺院墙壁构成千佛，或者作为化佛贴于佛像背光。佛像着通肩式袈裟立于莲座上，厚重的衣褶显示出犍陀罗地区的特征。右手抬起施无畏印，左手握持袈裟一角。近乎圆形的脸，弯弯的眉毛，扁杏仁状的眼睛，饱满圆鼓的脸颊，是这类佛像常见的面部特征。由于体积较小，发髻制作相对简略，常以磨光肉髻涂以青黑色颜料，配以简素的圆形头光。

佛坐像

唐（618－907年）木雕
高13.3厘米底宽7.8厘米厚2.1厘米
现藏阿克苏地区博物馆

从新疆现有遗存的制作材料上来说，塑像最多，小型木雕也很流行，石像与铜像较少，这与西域的地理特征和风土有关。此像面部风化严重，脸庞方圆。肩颈处可见圆形领口，原应着通肩式袈裟，两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结跏趺坐的两腿前侧已残损。木雕外原有彩绘，个别地方还残留小块红色颜料。

人物头像

唐（618-907年）泥塑
高12厘米宽7厘米厚7.6厘米
1989年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采集
现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这件陶像刻画了一位勇武的男性形象，头发以织物包裹缠作高髻，脸型偏圆，双眉皱起，眼睛圆睁，鼻翼略张。脸上的胡子表现得尤其夸张而富有装饰性，嘴上方的胡须呈横向S状，下方的胡须似波浪包裹整个脸颊。新疆向东连接中国内陆，向西毗邻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位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是佛像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佛教雕塑艺术发达，在3世纪以后，犍陀罗地区泥塑艺术逐渐兴盛，并且影响到周围的地域。新疆地区的泥塑和陶像，受到犍陀罗地区佛教美术发展影响，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菩萨像

唐（618-907年）泥塑
残高12.4厘米宽8.9厘米厚3.6厘米
1989年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采集
现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焉耆县西南约30公里，位于霍拉山东麓。遗址的盛期在七、八世纪，属焉耆国。七个星佛教遗址中，发现的塑像较多。这尊菩萨残像采集于七个星佛寺遗址，面庞饱满，眼睛细长，嘴角含笑，是西域典型的菩萨形象。菩萨目光微微朝向右侧，恭谨眺望的神态惟妙惟肖，发束高髻，以花朵装饰，双手于胸前合十，衣服和披帛以简洁的线条稍作刻画，与微妙细腻的面部线条形成对比。

人物头像范

唐（618-907年）石膏
高11.4厘米宽8.5厘米厚4.6厘米
1989年和硕县乌什塔拉采集
现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新疆地区盛行制作翻模泥塑，这一技法对于干燥少雨、石材不足的沙漠地带来说是十分适宜的，加上模制塑像可以大量制作，在新疆各地寺院遗迹遗存不少。泥塑的图像种类也多种多样，有佛、菩萨、天人、鬼神、婆罗门、士兵、供养者等等。此陶范塑造的人物形象眉毛高挑，眼睛圆睁，浓密的头发向上束起，结成发髻，两侧鬓角的头发也向后梳理，于耳侧形成两个半圆形的鼓起。面部下方的胡须被表现为三角形。

佛头

唐（618-907年）泥
高14厘米宽9厘米厚7.5厘米
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
现藏喀什地区博物馆

新疆地区艺术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其地理位置，它位于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间，长期以来是连接古罗马、伊朗与中国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交往的通道。新疆古代佛教艺术很少有确切的时间证据，编年难度极大，佛教雕塑盛行的时间大致是从5至9世纪，新疆在周围地域如犍陀罗、中印度、伊朗和汉地、周边诸小国等影响之下，形成了独特的西域样式。这件泥塑佛头，造型简约，面部饱满，五官小巧精致，细而长的眉毛和眼睛使用青黑色墨线勾勒，嘴唇涂朱，神情恬然。尤其是略显集中的五官，配以磨光的头发与肉髻，具有西域造像特征。

| 四川 |

无量寿佛像碑

南齐永明元年（483年）石
1921年四川省茂县东较场坝中村寨出土

这是一通四面皆有造像和题记的长方形造像碑，1921年在农民耕地时被发现后就地安置。1935年，四川军阀李家钰部参谋黄希成盗窃此碑，将碑打成数块，把其中造像较多的四块先运至成都，准备转卖国外。消息传出，舆论愤慨，政府将此造像截留，但仅余此四块，其余部分经盗凿后已丢失不见。

经拼接复原后可知，造像碑上端雕刻一圈小龛佛坐像，龛下刻一圈帐饰，帐饰下凿出长方形的主龛。正面主龛内雕立佛一身，高肉髻，面部较宽，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束带，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屈两指施与愿印，跣足立于圆台上。龛右上角刻“无量寿佛”4字，说明立佛为无量寿佛。背面主龛内雕坐佛一身，面部、手印、袈裟皆同立佛，袈裟下摆厚重分三层覆搭须弥座上。座下雕一长方形壸门，内有十多列题记，剥蚀严重，仅见“比丘法明”、“比丘法爱”两列。

造像碑的左侧面保存较为完整，有佛龛、山中坐禅比丘像、菩萨立像外，还有造像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群生发弘旷心，明信三宝，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聂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比丘释僧成掺□□□共成此功。”这段题记写明了造像时间、造像人和造像目的，也明确了背面主龛中的坐佛为弥勒佛。碑石右侧面仅剩中间一段，有四组造像，从上至下依次是两龛坐佛像，一龛内并坐二比丘像，群山中一龛立佛像和两列偈语，一龛菩萨立像。

比丘晃藏造释迦像

梁中大通二年（530年）石
高41厘米座宽28厘米厚11厘米
四川省成都市西安路出土
现藏成都博物院

此像由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构成，一铺造像由众多人物组合而成，是南朝佛教造像的特征之一。主尊磨光肉髻，方额宽颐，五官清秀。左手抬于腹前，手心向外自然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襟搭于左前臂上，袈裟于两腿前呈宽阔的U字形分布，垂下的衣缘多层重叠，两角略外侈。两侧的四位胁侍菩萨头戴高冠，面容慈悲亲和，宝缯垂至两肩，披帛、飘带披挂华丽。四位弟子像只露出上半身，穿插于四尊菩萨与佛之间的空隙，面朝主尊站立。在佛、菩萨像的前面两端，雕刻有二力士，圆形头光，头梳高髻，束带，颈部青筋尽现，但身体姿态略显放松，项圈、披帛与菩萨装饰有相似之处。台座前方正中央为力士托举香炉，两侧各有一蹲狮，昂首张口。背光中央是主尊的三层头光，由正圆形和桃形组成。头光上方浅浮雕说法场景，正中帐内有佛端坐，两侧是成组的人物整齐排布。背屏最外层是十身飞天，各持乐器，飞舞的天衣与飘带装饰性极强，顶端正中央为宝塔。碑阴分上下两部分，上方是说法图和供养人，人物的衣饰与姿态简洁刻画地惟妙惟肖，呈现剪影般效果。下方两侧各浮雕有僧人坐于山洞中修行的场景，中间长方形碑面刻有发愿文：“中大通二年七月八日，比丘晃藏奉为亡父母，敬造释迦石像一躯，藉此善因，愿七祖先灵、一切眷属皆得离苦，现在安稳，三界六道，普同斯誓。”

张元造释迦多宝像

梁大同十一年（545年）石
高43厘米座宽32厘米厚10厘米
1995年四川省成都市西安路出土
现藏成都博物院

此像主尊为释迦、多宝二佛，结跏趺并坐于莲台，莲台下的莲茎和枝蔓从底端罐中长出。二佛皆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磨光肉髻，左侧一尊，左手施禅定印，右手举于胸前，手指自然握起。右侧一尊，左手于腰际，掌心向外，手指自然上握，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二佛之间与外侧共有五尊菩萨，均戴宝冠，二佛之间的菩萨戴项圈，身着袈裟，其余四尊均着披帛、璎珞、飘带等饰物，手中持物，装饰华丽。佛与外侧菩萨之间，可见两身弟子像，只露出上半身。在佛座前侧，两边是着菩萨装的二力士，一手于胸前握拳，一手下垂握持兵器。二力士内侧是两只蹲狮。在众多人物的排列上，这铺像显然是经过精心构思的，近处是力士和狮子，向后依次是二佛、诸菩萨、二弟子，形成前后明确的四层构图，有条不紊地将诸多形象排列于有限的空间内，使得平面的雕刻有了纵深感。佛像背屏上，表现了佛于天上说法的场景，以及空中飘舞的飞天和佛塔。

碑阴雕刻内容分为两部分，上方浮雕一铺说法图，佛陀坐于正中菩提树下，后面有两组跪坐弟子，上方两身飞天，正中为山峦，佛的前方，左右两侧各有四位供养人，面朝佛陀，拱手而立。下方长方形碑面阴刻发愿文：“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土，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鄣碍，愿三宝□（应）诸，夫自□（身）。”

王州子造释迦像

梁天监十年（511年）石

高62厘米座宽35厘米厚12厘米
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出土
现藏成都博物院

此像为一佛四菩萨组合，正中立佛螺髻，脸型长圆，双目俯视，口鼻小巧，面容清秀，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束带下垂，衣摆左右张开。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握起，右手上举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大覆莲台座上。左右两胁侍菩萨各立于带有莲茎的莲台上，戴宝冠，束高髻，装饰华丽，披帛交叉于腹前圆形纽，均为一手上举一手自然下垂的姿势。最外侧的二胁侍菩萨面朝主尊，立于力士托举的莲台上，各自于胸前持拂尘手柄，尘尾搭于肩后。五尊的排列、高低，错落有致，巧具匠心。宽大的背屏外缘，是十身衣袂飘飘的飞天，左右各五身，各持乐器演奏，飘举的天衣和飘带似火焰、似云气般升腾，正中顶端刻三层宝塔一座。在背屏的内区，佛像上方刻有浅浮雕说法图一铺，中央华盖下结跏趺端坐一佛，左右各立三位弟子，两侧最外各有汉式门阙，旁有一弟子跪坐。碑阴为阴线刻，分为上下两个区间，台座上方是一幅说法图，中央有坐佛一尊，左右各刻两位供养人，面佛而立。下方有六位供养人和侍女像。人物形象以极其简略概括的线条凿出，虽只有轮廓，仍能生动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衣着和姿态。下方台座上阴刻铭文：“梁天监十年，佛弟子王州子、妻李慧女，咸割身口，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过去有亡父母值俉诸佛，面睹世尊，普及三界，五道众生，普同斯愿。”

一佛二菩萨像

齐永明八年（490年）
残高64厘米座宽46厘米厚22厘米石
四川省成都市西安路出土

此像上部残缺，主尊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头后为莲花形头光。肉髻残，弯眉与鼻梁相接，眼睛如弯月，鼻翼宽厚肥大，嘴角上扬，表情慈悲而具有亲和力。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缘覆盖双膝并分三层垂搭于座前。主尊左手于腹前掌心向外，拇指、食指与中指伸开，其余两指握起，右手残损。两侧胁侍菩萨比例较小，各持持物恭谨立于两旁，披帛交叉呈X状，裙摆开张，桃心形的头光大而宽。佛像背屏上残存坐佛四尊、飞天一身。台座两旁有立狮各一，正中为力士托举香炉。碑阴刻交脚菩萨与二胁侍，位于带有鸱吻和屋檐的建筑内。交脚菩萨坐于中央圆形华盖之下，头戴宝冠，缯带平直伸出再垂下，下角向上卷扬，颇具装饰感。颈部有桃形项圈，左手残，右手抚膝，下着裙，裙摆覆盖台座。胁侍菩萨分立两旁，手中持物，头后有桃形头光。建筑两侧各刻有铭文两行：“齐永明八年庚午岁十二月十九日，比丘释法海与母为亡父造弥勒成佛石像一躯，愿现在眷属、七世父母，龙华三会，希登初首，一切众生，普同斯愿。”

佛坐像

通高48厘米宽26厘米厚11厘米
南朝（6世纪中叶）石

1955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
现存四川博物院

此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正面坐佛圆形头光，素面肉髻，脸庞方正，面带微笑，外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肩搭偏衫，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袈裟下摆分三层敷搭在座沿下。主尊左右各立一弟子，身着袈裟。弟子外侧为菩萨，戴宝冠，宝缯披肩，披帛腹前交叉，双手胸前捧钵或持物。菩萨外侧为力士，头巾扬起，着菩萨装，左手皆下垂，右手平抬于胸前或举起于体侧。菩萨与力士均有圆形头光，跣足。须弥座的两侧为正面朝向的护法狮，座前站立两供养比丘。莲瓣型背光上内圈凿出七个圆拱形小龛，龛内须弥座上各雕刻一身禅定佛像，背光中间一圈连珠纹，外圈雕出十二身各执乐器与供物的飞天。本像在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中是最完整的一尊背屏式造像，保存状况亦较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和历史研究价值。

一佛二菩萨像

齐建武二年（495年）石

残高36厘米座宽27厘米厚15厘米
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出土
现藏成都博物院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组合，石碑上部已残。主尊脸部有一定程度的风化残损，仍依稀可见弯眉细眼、嘴角上扬、慈悲微笑的面容。左手手心向外，拇指、食指与中指伸开，无名指与小指握起，右手手掌向外施无畏印。佛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于胸前束带，带垂出领口之外。袈裟下缘厚重，分三层垂搭于台座前。主尊左侧胁侍菩萨上半部已残，只能看到垂下的左手持桃形持物，立于莲台，右侧菩萨头梳双髻，披帛于腹前交叉，左手掌心向外举于胸前，右手自然下垂贴于腹前。佛座两侧各有半蹲状狮子一只。造像表面原有贴金，佛像胸口与菩萨手部尚见残存。碑阴有浅浮雕屋形龛，内坐交脚菩萨，龛下方阴刻铭文：“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途八难之苦，面都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珎）斯□（誓），□（发）果菩提，广度□切。”

佛立像

梁中大通元年（529年）石
残高155厘米宽58厘米厚37厘米
现藏四川博物院

佛像头、手皆失，肩部瘦削，身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薄衣贴体，右侧身体与右腿上的衣纹呈“U”型汇集于左肩，身体轮廓清晰。内层佛衣下摆衣褶呈波纹状。左腿直立，右腿微屈，双足后靠一条石，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像背面下部阴刻铭文12行，现存119字，节录如下：“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敬造释迦像一躯……与一切众生等成佛果”。

佛立像

梁（502－557年）石
通高137厘米宽61厘米厚36厘米
1950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
现藏四川博物院

佛像头、手均缺失，外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祇支。衣纹在身体右侧与右腿处呈“U”字形汇集于左胸处，疏朗有致。袈裟贴体，身形轮廓隐现。

成都万佛寺创于汉延熹年间，梁时名安浦寺，明末毁于兵燹。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起先后有四次出土石刻造像，出土众多南朝造像，题材丰富，布局完整，雕凿精美，许多还有纪年题记，是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

阿育王像

南朝（6世纪中叶）石
通高177厘米宽88厘米厚60厘米
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
现藏四川博物院

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从文献记载这种造像样式的时间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从成都地区出土的带题记的阿育王像中，可以总结出阿育王像的一些特点，比如硕大的束发状肉髻，明显的八字形胡须，杏仁状睁开的双眼，通肩袈裟呈“U”字形的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捏袈裟的衣襟等。此尊像头、手皆残，披通肩式袈裟，薄衣贴体，胸前及双腿间衣纹呈“U”形凸起，左肘下有一组凸起的百褶状衣纹，内层佛衣下摆仅及小腿中部。双腿直立，双足后靠一条石，跣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底座未见铭文。从袈裟衣纹特点判断，与梁太清五年的阿育王像十分相似，因此可以断定其为阿育王像。

阿育王像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地区造像的特征，其自天竺经西域进入中原，而后流传江东，描绘了佛教雕塑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

阿育王像

梁太清五年（551年）石
残高48厘米宽18厘米厚8厘米
1995年四川省成都市西安路出土
现藏成都博物院

此像为圆雕作品，保存较为完好，原有的贴金尚有部分残存。此像发愿文称“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因缘及六道合令，普同斯誓，谨□。”

由发愿文可知，此为阿育王像。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略称，在我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有着特别的信仰和尊崇。现存作品以四川的南朝造像当中尤为集中。此像涡卷纹高肉髻，螺发表现为大的磨光凸起，眉眼俯视，颧骨突出，有八字胡须，特征较为明显。身着通肩式袈裟，薄衣贴体，胸腹和腿前的衣纹呈U字形排列。残存头光上有环形纹饰带，现存坐佛五尊。阿育王像所立莲台装饰华丽，由仰覆莲瓣组成，仰莲为肉质感较强的双层莲瓣，花瓣上原有圆形和菱形嵌物，现已不存。像的背后，可见残存的头光上刻有供养人像，双足后面有一条石，刻有铭文，如前文所述。

佛头

梁（502－557年）石
高35厘米宽25厘米厚25厘米
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
现藏四川博物院

佛头高肉髻，细密的螺发均匀覆盖、排列整齐，面相方圆，眉线细长，鼻梁与额头平齐，嘴唇较厚，嘴角微微上翘，浮现出一丝自然恬静的微笑。

造像底座

南朝（6世纪中叶）石
高105厘米宽72厘米厚50厘米
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
现藏四川博物院

本件造像碑残座1954年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红砂岩质，风化较为严重，横断面近圆形。外侧高浮雕、菩萨、力士数身，皆有头光，人物之间有侍从像，体量较佛菩萨为小，面容奇特，似是西域胡人。这类形制的造像碑座在四川以外地区所见较少，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

| 陕西 |

佛立像

北周—隋（557—618年）石
通高155厘米座直径55厘米

佛面相大而方，螺发，低肉髻。眉毛与眼睛修长，鼻翼宽大，有损伤。嘴角上翘，表情慈悲平静。颈部比例稍短，刻有三道纹。通肩式袈裟厚而有质感，披垂而下，衣褶简洁，袈裟随着身体起伏被刻画地自然而流畅，内着僧祇支，胸前打扇形结，佛的左手握衣角，右手抬起，已残，原应施无畏印。脚下踩圆柱形台，下面承接扁平的覆莲和八角形台座。这尊宽大厚重的立像，脸型和五官都保持着西安地区北周造像的特征，只是佛的袈裟更为厚重宽大，右手下的衣服边缘呈波浪状下垂，衣纹的转折与躯体起伏相应，处理手法成熟，显示这尊像的制作年代有可能稍晚于北周。

刘保生造无量寿像

北魏景明三年（502年）石
高50厘米宽35厘米厚20厘米

佛像脸型长圆，五官清秀。同心圆式涡旋纹高肉髻，额间有白毫。身穿通肩式袈裟，衣纹的处理多见细密的平行线，装饰感较强，是陕西北魏佛教雕刻常见的手法。衣裾分三层下垂覆座，双腿处衣纹呈八字形，下垂衣纹在中间翻向两侧。佛像双手结禅定印，手心向内。坐佛两侧蹲踞狮子，头向外。佛像头后有同心圆形的头光和莲瓣形背光，背光纹饰由外向里是火焰纹、化佛与圆形莲花相间。造像碑背面凿出一长方形，上刻发愿文：“景明三年岁次任（壬）辰（午）四月一（乙）丑朔十一日一(乙)亥，弟子刘保生为亡父母、见存眷属敬造无量寿佛石像一区……”。

交脚弥勒像

北魏（386-557年）石
高40厘米宽30厘米厚15厘米
1983年陕西省西安市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这龛造像体量小巧，内容丰富，正反面均刻有不同的佛教美术题材。龛正面分上中下三段，上方开三个小龛，其中各有坐佛一尊，中央坐佛左右立胁侍菩萨，两端巧妙利用三角形小空间，雕凿胡跪姿势的供养人。中段是龛的主体部分，表现了五尊菩萨，主尊是交脚菩萨，身份应是弥勒，左右各有一尊思惟菩萨，外侧分立胁侍菩萨各一尊。五尊菩萨上方左右各有一身飞天，龛楣上也充分利用狭小的空间刻跪姿顶礼的供养人与飞天形象。最下段长方形空间开有五个拱形龛，中间为二佛并坐，其余小龛内刻坐佛一尊。龛背面分为四个长条形的区域，浅浮雕表现了树下诞生、九龙灌顶、太子踰城等故事场面。

比丘法和造像碑

西魏大统三年（537年）石

高110厘米宽50厘米厚14厘米
1972年西安市未央区出土

此碑四面雕凿。正面构图分上、下两层，上方尖顶龛内为一佛二思惟菩萨，下方长方形龛内仍是一佛二菩萨组合，两侧菩萨各捧持物，恭谨站立。佛像袈裟垂搭于台座上，形成华丽的波浪状悬裳，台座两旁各有一只张口的狮子蹲立。台座下方的空白处刻铭文“魏大统三年岁次丁巳……，比丘法和……敬造释迦多宝、定光、弥勒、维摩文殊、观世音、普贤石像各一区，愿法界众生之□敬发菩提心，□此之善，弥勒三会，同登出手（初首）。”石碑背面仍为上、下两层布局，上层表现了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对坐说法的场景，维摩诘右手持麈尾，倚凭几，目光直视；文殊菩萨戴花冠，右手抬起，似乎正在辩法。两人身旁各有胁侍菩萨，后面背景中有围观的众人，只露出头部，巧妙处理了前后的空间关系。文殊与维摩诘下方两侧各有五身比丘，中央一力士左右两手各举长茎莲花，莲台上各立一人，共同托举持物，持物已残损。下层凿刻一佛一菩萨，各立于伞盖下，形成两个单独的场景，左侧佛像右手抬起，左手缺失，身旁一童子踩于另外一童子肩上，应是阿育王施土的场面。此故事讲释迦牟尼佛与弟子阿难入城乞食，遇一群孩童在路旁游戏，将泥土作成房屋与仓库，其中一孩童见佛顿生布施之心，即捧仓中名为“米”的沙土献佛以表虔诚，此童子后来转生成为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右侧立姿菩萨双手结与愿印和无畏印，两侧分立持物弟子一尊。石碑两侧各开两龛，上面龛内刻交脚菩萨，或骑象或坐于台座；下方龛内刻佛像，或一佛独坐或二佛并坐。

一佛二弟子像

北周（557-581年）石
高42厘米宽26厘米厚10厘米
1975年4月西安市未央区草滩出土

此造像龛为规整的长方形帐型龛，垂幔装饰华丽，上端饰有莲花、莲蕾，以整齐的皱褶表现厚重的织物质感，两侧垂挂流苏。主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胸前束带，厚重的袈裟衣缘富有垂挂感，翻卷的衣褶呈双层重叠。佛陀面部饱满，五官精巧，左手置于腿上，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身后有同心圆状头光和舟形背光，两侧分立二弟子。下端正中雕刻香炉，两侧有向上翻卷的荷叶和莲蕾，优美华丽，这种香炉样式常见于我国北朝造像中。香炉两边是相向伏卧的狮子，威猛可爱。

菩萨立像

北周（557-581年）石

高95厘米宽29厘米厚21厘米
西安市未央区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菩萨头戴华丽宝冠，面部大而饱满，眉弓平缓，鼻翼宽大，双目俯视，嘴角上弯，是完全汉化的面孔。颈部佩戴宽大的项圈，披挂璎珞，于腹前穿过一圆环，交叉呈X形，在两膝处上绕，垂于体侧。下着裙，胸前系带，裙摆宽大，下缘呈水波形垂于脚面。菩萨左手于腿侧持净瓶，右臂残损。与北魏和北齐造像相比，北周造像头部偏大，身躯偏短，配饰稍显粗大厚重，这些特点也体现在这尊菩萨像中。

佛立像

北周（557-581年）石
通高106厘米座宽34厘米厚34厘米

西安地区出土了大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从造像出土的位置来看，主要分布在长安城内，尤其是在宫城的周围比较集中，说明这一带当时佛寺相对密集。这些北周时期造像有着类似的特征，比如佛像肉髻低缓，有些甚至没有明显界限，额头宽广，弯眉修长，脸型方中带圆，脖子短粗，肩宽体阔，从比例来说，下身显得略短，座上常有狮子。这尊佛像正好反映了这些特征，难能可贵的是袈裟上保存至今的彩绘以及不同于青州佛像的衣纹表现，足以思考同一粉本被不同地域工匠修改与发挥后呈现的浓厚的地域特征。

佛立像

北周（557-581年）石
通高173厘米像高136厘米座边长60厘米
1978年西安市中官亭村出土

此像为圆雕，像与座分体雕刻，袈裟与座上原施彩，面部、颈部与手足等肉体部分贴金，现大部分已脱落。佛像肉髻大而低缓，小螺发排列细密整齐，脸型方圆饱满，眼睛细长，鼻梁直挺，嘴小唇薄，左手握袈裟衣角，右手抬起施无畏印。袈裟厚重贴体，衣纹较为简洁，与人物姿态和动势相一致。佛像脚下为覆莲座，莲瓣宽大，瓣尖向上翘起，富有力量感。座的四角各有一蹲狮，两两相背，昂首呲牙，肌肉紧实，增添了造像刚健有力的气势。

菩萨立像

北周（557-581年）石
通高79厘米座边长30厘米
1996年西安市未央区出土

菩萨像以白石圆雕而成。菩萨头梳发髻，戴宝冠，脸型圆润，发辫垂至肩两侧，眉目细长，嘴唇小巧饱满，透出一种含蓄和丰腴之美。菩萨身上所着装饰华丽厚重，束带、披帛、衣裙层层叠叠，又披挂项饰、璎珞等饰物，彩绘贴金，显得华丽而繁缛。菩萨左手持净瓶于体侧，右手抬起于肩部持柳枝，双腿直立，身姿饱满。菩萨跣足立于仰莲台上，又整体插在一个大的覆莲座上，座下有长方形座基，座基上蹲立两只护法狮。从造像比例来说头偏大，下肢偏短，这是北周时期常见的特征，也昭示着北朝向隋唐风格的过渡。此白石菩萨立像，1996年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西查村出土，一同出土的白石菩萨像共三尊，风格类似，且装饰手法雷同，都有彩绘和贴金，据推测是在灭佛之时被集中掩埋的。

观音菩萨立像

北周—隋（557-618年）石
高85厘米宽30厘米厚30厘米
1959年西安碑林区和平门外出土

观音发束高髻，头戴宝冠，宝冠上端残损，正面残存一尊结跏趺坐的阿弥陀，坐于莲台上。菩萨面庞圆满，弯眉细眼，略带微笑。披帛于腹前穿璧交叉，戴项圈和璎珞，项圈胸前正中间垂花朵状装饰，璎珞较为粗大，从肩膀垂至膝前。下着裙，裙腰翻卷向外，呈均匀的波浪形，裙下缘层叠有致。菩萨右手自然下垂，握璎珞，左手从肘部残缺。

菩萨像

隋（581-618年）石
残高100厘米宽70厘米厚37厘米
1987年西安市唐礼泉寺遗址出土

这尊菩萨残像体量较大，因此得以表现许多细节，现只存腰以上部分。菩萨头戴高花冠，地刻纹饰，上有圆形饰物，挂坠璎珞和珠串，中间上方有月牙和宝珠。宝冠两侧缯带于耳朵上方打花结，宽宽的带子垂于肩上。脸型宽阔，细眉长目，鼻翼宽厚，面带微笑，五官的刻画使用精准劲利的线条，简洁勾勒出慈悲温和的相貌。菩萨佩戴精致华丽的项圈，项圈地刻花纹，与花冠一致，上嵌菱形和椭圆形宝物及花朵形装饰，同样垂挂璎珞和铃铛。菩萨丰腴柔软的右手举起，握柳枝于肩部，柳枝的叶子与枝干清晰可见。整尊造像虽大半残损，但如此体量且雕凿精美的菩萨像并不多见，依然可以体现出北朝至隋代佛教雕刻艺术的高超技术和极强的表现能力。

菩萨头

隋（581-618年）石
高36厘米宽30厘米厚27厘米
1958年3月陕西省考古所交

菩萨头戴扇形高宝冠，地刻花纹，垂挂粗大的璎珞和流苏，与1987年西安市唐礼泉寺遗址出土的菩萨残像宝冠装饰有相似之处，宝冠两边各有扇形花结。菩萨额头宽大，眉弓弯而修长，双目细长，充满笑意，宽鼻翼，嘴的边缘刻画明确。与北周造像相比，这尊像的五官略显紧凑，下颌稍窄，暗示着造像风格的变化。

佛头

唐（618-907年）石
高30厘米宽16厘米厚12厘米
现藏西安博物院

此像为白石雕凿而成，莹润精致。佛面部卵圆形，眉毛如月牙般弯起，眼睛细长俯视，鼻子大小适中，鼻翼饱满，嘴角微微上扬，唇边缘刻画简洁清晰，线条起伏自然，似乎微微张开，正欲说法。佛像高肉髻，佛发上布满小而密的螺髻，排列整齐，上刻涡卷状的发丝。在肉髻前部，有一大的圆珠从发髻中显现，为髻珠，即佛发中所现宝珠。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

唐（618-907年）陶
高8.6厘米宽8.6厘米厚1.3厘米
1954年陕西省西安市玉祥门外出土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此类形式的造像称善业泥，即指小型模压而成的泥质浮雕佛像，是将和好的泥土压印在木模或金属模上，取出阴干后，再经过低温烧造而成。此善业泥呈半圆形，正中为释迦牟尼坐像，左手施禅定印，右手触地施降魔印，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佛座下排列7列小字，内容为法身偈：“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佛像背后有题记十四字：“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供奉者苏常侍，陈直先生考证为宦官杨思勖，他笃信佛教，造善业泥颇多。根据像上的文字，特意点名此为“印度佛像”，表明佛像直接来自印度粉本。佛像袈裟贴体，只在领口、袖口和脚踝处表现袈裟边缘，类似萨尔纳特的佛像风格。加之佛像宝座四周有四个小塔，表明此为金刚宝座的式样，带有浓郁的印度特征。

董钦造阿弥陀像

隋开皇四年（584年）铜鎏金
高41厘米座宽29厘米厚24厘米
1974年陕西省西安市南八里村出土

这铺铜鎏金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人物组合，加上台座和狮子，保存完好，鎏金精美。台座后侧所刻发愿文称：“ 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区……”，可知这是公元584年所造的一铺阿弥陀像。主尊肉髻低平，脸型偏圆，眉毛以阴线刻出，双目细长，嘴角上翘，面带微笑。身着袒右肩袈裟，左手向前平伸，右手抬起，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姿态清秀自然。佛的两侧立胁侍菩萨，体型细瘦，宝珠形头光，头戴宝冠，缯带从宝冠左右垂至膝侧，下着裙，披挂璎珞等饰物，帔帛搭于两臂，垂于体侧，跣足立于莲花座上。左侧菩萨右臂自然下垂，平托一莲蕾，左臂上举，捏宝珠。右侧胁侍菩萨右手举与肩平，持莲蕾，左手置于胸前，手心朝下。两菩萨的前面是二力士，稍稍侧身握拳，竖眉鼓目，嗔目怒视，衣裙随着人物的姿态动作飘向一侧，与相对静止的佛与菩萨形成对比，渲染出一触即发的力量感。两力士中间为地神托举博山炉，地神一手撑地，另一手与歪向一侧的头部承托底盘，圆形平托上有莲花与莲叶簇拥的博山炉。带有护栏的台座四边开壸门，前面两侧有相向蹲立的狮子，昂首挺胸，前腿伸直，筋肉鼓起，充满着紧张感，似乎随时都会一跃而起。这铺铜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均十分考究，是隋代金铜造像中的精品。

一佛二菩萨像

北魏末—西魏（520-556年）
高35厘米底径10.9厘米
1999年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堡村出土

此像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式组合。主尊为波浪式高肉髻，眉弓上挑，柳叶形的眼睛平视前方，口鼻小巧，略带微笑。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纹厚而密，显示出服饰的质感，两腿之间的衣纹呈距离均等的U字形，袖缘和衣摆层层叠叠，排列参差有序，富有装饰感。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双层覆莲台之上，莲座下承接圆柱体台座，台座表面装饰兽面口衔莲花，两侧各插一个单独铸造的龙吐莲花，莲花枝叶与龙保持着向上升腾的动势，在视觉上支撑着上方宽大的三尊像和背光。主尊两侧莲台上各立一胁侍菩萨，穿着华丽，衣摆向两侧飘动。佛像舟形背光，外缘为火焰纹，主尊头部上方装饰一簇莲花，伞盖般的花朵与枝叶向四周舒卷，主尊身体两侧有自下而上生长的莲蕾。此像体量较大，保存完整，整像装饰华美，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

马法先造释迦像铜鎏金

北周天和五年（570年）
通高22厘米宽12厘米厚15厘米
1977年西安市未央区出土

此像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厚重，宝珠形背光，圆筒状的人物，半球形的莲座和方形台座，几个简洁的几何体，勾勒出北周造像的特征。佛像为细密的螺发，肉髻明显，面相清秀，柳叶形的眼睛，平缓的眉弓连接直挺的鼻梁，嘴唇如月牙般上弯，显得慈悲而自然。佛像着通肩式厚重袈裟，衣纹从胸前至膝下均为不同弧度的U形，统一规整。内着裙，下摆垂搭脚面，无衣纹，于两脚侧外撇呈三角形，平衡了头与身体的重量感。佛像左手握持袈裟衣角，右手抬起于胸前施无畏印。身后有两重同心圆的头光，外侧是火焰纹。脚踩的小莲台之下，是两只狮子夹香炉的配置，狮子鬃毛飞起，张口怒目，威风可爱。中心为夜叉或地天托举香炉，以简洁洒脱的刻画，表现出双腿蹲立、用力托举的形象。双层方形台座带壸门，后侧刻发愿文称：“天和五年三月八日，比丘尼马法先为七世父母、法界众生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供养”。

| 山西 |

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碑

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石
碑身高79 厘米宽37.5 厘米厚22厘米
山西省新绛县樊村出土

碑首呈半圆形，高浮雕六螭首交蟠，碑首高浮雕覆莲座，座上立佛一身，尖状桃形背光阴刻火焰纹，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内斜披僧祇支。碑阳上部开一圆拱尖楣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佛像跏趺坐于高座之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下摆厚重下垂，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头面残缺。两侧胁侍菩萨面部均残，头系宝缯，右手持净瓶，披帛横于腿前。佛龛下部刻发愿文，计19行16列，节录如下：“夫至理虚玄，无无我物……延昌寺比丘成公僧门□平郡，东雍州沙门统昙聡文，武定二年九月一日 ”。碑阴碑首处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中部为一圆拱尖楣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龛下为五行竖列雕刻的造像者姓名。碑左侧方形帷幕龛内雕一坐佛，龛下部线刻三层供养人并铭记。碑右侧与左侧基本相同，亦为方形尖拱龛内雕一坐佛，佛龛下为一排连环五叶忍冬纹带，忍冬纹带下为三层减地刻供养人画像及铭刻。新绛地处山西南部，属于东西魏频繁争执区域，在造像传统上除继承山西传统外还受到一定关中因素影响，值得特别注意。

郅阳造像碑

北齐（550年-577年）石
高118厘米宽56厘米厚17厘米
山西省新绛县天王庙征集

郅阳造像碑正背面各三层，采用菩提树火焰纹龛楣，帷帐式龛、帐形龛等形式，碑阳分上中下三龛，上龛内刻画了交脚弥勒菩萨及二弟子二辟支佛，中龛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部刻力士托宝珠，执莲花的供养人、执香炉的比丘及护法狮子。碑阴上龛刻一佛二弟子二思惟菩萨，中龛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龛刻七佛并坐。本件造像碑雕造精细，保存完整，且长期以来在寺庙中供奉，为信众摩挲多年，表面包浆醇厚，色泽亦愈发光亮油润。此外，此碑在孙迪、杨明权编著的《巩县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里称“真伪待考”。

菩萨立像

北齐（550年-577年）石
高205厘米宽55厘米
山西省榆社县福祥寺出土

菩萨头戴宝冠，面相椭圆，眼角和面颊处稍残，小嘴薄唇，双目微睁。身着袒右僧祗支，颈饰项圈，两肩挂华绳璎珞，两条璎珞呈“X”型相交于腹前珠环上，环中饰一莲花。两臂自肘以下均残断，现仅存榫卯孔，下着宽松长裙，腰系带，带在腹前笔直垂下，在中部打一花结，跣足立于莲台上。该像体型较大，用工粗犷，衣纹线条简略，具备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立姿造像的经典特征。

佛头

北齐（550-577年）石
高50厘米
1954年山西省太原市华塔村出土

1954年太原华塔村出土了一大批佛教造像，其中以北朝尤其是北齐造像居多，这件佛头就是其中一件。肉髻扁平，螺发立体，呈盘旋式样。眉骨细长如弯月，双目微睁、鼻梁高挺，小嘴厚唇，佛面整体方中见圆，开唐式佛像先河。太原在东魏北齐时期一度作为陪都，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在北齐统治者大力崇佛的推动下，太原所处的山西中部地区也成为除邺城之外的另一处造像艺术中心。

郭妙姿造释迦像

东魏武定三年（545年）石
高41厘米
山西省太原市华塔村出土

佛头磨光肉髻，背光残损，面型长圆，鼻梁高挺，神态安详。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手指均残断。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袈裟下摆分三层垂于座前，结跏趺坐，方座正面为博山炉与护法双狮。座背刻记：“武定三年……”。佛身两侧还应该有胁侍，但因为残损已无法知晓胁侍身份。

菩萨立像

北齐天保四年（553年）石
通高40厘米座宽19.5厘米

菩萨头戴冠，左手下垂持一桃形物，右手举于胸前。身后饰舟型背光，上减地雕出火焰纹。身着长裙，披帛在腹前穿璧交叉，长裙曳地，双足露出，脚踏覆莲座。下为长方形基座，正面减地浅浮雕一摩尼宝，其两侧为护法狮子相向而立。造像台座背有“大齐天保四年”款识。

菩萨立像

北齐（550年-577年）石
高31.5厘米
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征集

菩萨通体为一整块汉白玉雕造而成，面型圆润，眼睛直视前方，双唇丰满，微微抿起。宝缯从发髻两侧垂至双肩。身着披帛长裙，璎珞在胸前交叉成结再垂于双膝之前，长裙曳地，双足露出，脚踏覆莲座。座下一长方体石台，正面中心以墨线绘莲花，着红彩，两侧为二护法狮子相对。菩萨的舟形背光上以墨线绘火焰纹奔腾燎绕。背面绘有一比丘像，身着红色僧衣，祥云环绕，席地而坐，姿态闲适。北朝佛教题材雕塑半成品存世数量较少，该尊造像使我们得以直观了解这一时期造像的基本雕造工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