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用艺术的方式唤醒乡土的巨大潜力「艺术乡建与乡村产业发展」

大家好，艺术乡建:用艺术的方式唤醒乡土的巨大潜力「艺术乡建与乡村产业发展」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海美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似乎人人都在城市里寻求机遇。但是也有人“逆流而动”，他们自发地走向乡村，寻找乡村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书《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了六个典型案例，集中呈现了艺术乡建的成果，让人们看到用艺术方式唤醒乡土的巨大潜力。

《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

阎海军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六块“试验田”

《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是一部聚焦乡土文明的纪实文学杂志书，倡议更多的人关注中华文明的根脉，并从中梳理能够助益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力图打破边界，形成“跨界人文艺术表达共同体”，立足新乡土，创造新文艺，培植新青年。书中关注了六位艺术家，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以艺术家的身份开展乡村文化建设。

中国当代艺术在北京宋庄滥觞。类似宋庄的艺术家聚集村，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景象。徐弘滨作为最早进入宋庄的艺术家之一，见证了宋庄的起伏跌宕、兴衰荣辱。他在宋庄十多年，除了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还用人类学视角对宋庄现象做了细致入微的体察。他和友人曾在宋庄发起“白庙计划”，较早提出“艺术乡建”概念。这是关注“艺术介入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艺术家们送给宋庄的应许之物，也是宋庄艺术聚集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后来，离开宋庄的艺术家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又生发了更多的艺术乡建案例。

程美信从欧洲归来以后，投身福建厦地村，从事老房屋的修缮工作。他为了“多、快、好、省”地维修老房子，试验了因地制宜的“工料法”：对每座古民居先做测算评估，根据用途制定修缮方案，利用本地工匠技艺，尽可能省去没有必要的程序。他总结，自己的努力在于唤醒人们的家园意识：“一个乡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丧失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即便提高识字率、普及高学历，也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趣味本质。”

厦地古村

本为北京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的李向明，受贵州朋友的邀约，来到贫困村洪江村，发起了洪江国际艺术村的建设，吸引了众多艺术家进驻洪江，修缮村民已经废弃的老房子，安家落户。这既帮助当地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又让各类艺术家在洪江定居并且开展跨界交流。他痴迷“补丁美学”，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艺术王国，延续了自己的理想之光。

土语南居原貌

土语南居

邹长斌自幼喜爱绘画，曾立志要做画家，但造化弄人，后来他“弃艺学商”，投身商海。可他对艺术和美的追求从未放松，他创办社会企业，在云南围绕“艺术和美育”先后改造了数个村庄。他身体力行推动卢作孚“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的乡建理念，让每一个参与改造的村庄都能吸引当地村民，尤其是当地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充分激活乡村的内生活力，“让艺术浸染人心，协力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云南安宁光崀村田园餐会

陈荣鑫留学回来从教，一头扎进自己的故乡——福建后田小渔村，开辟了行动剧场，以“艺术创作在村庄”找寻创作体验，进而反思当代艺术所依赖的都市化资本主义场景越来越隐蔽所导致的虚无感。他将自身与所在的土地做了深度关联，将生活和情感真诚地投注到脚下的土地中去。

后田村行动剧场——《坐西向东》，现场行为

刘建国是典型的“北漂”艺术家，他从北京逃回老家，是出于对传统艺术没落的反叛。他以复兴安口窑为总抓手，重新梳理和调研关于安口的地方知识，策划了《安口》非虚构驻地创作项目，计划实施了一系列重构小镇精神生活的公益行动，试图重拾一个拥有手工制造业传统和现代工业历史的小镇那业已失去的自信心。

《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认为，这六位艺术家都有体悟大地和人民、反思资本主义危机、升发中国本土文明的诚心。他们或悲壮、或艰难的行动，代表了一种潮流和趋向，“这类似春芽幼蕾的发端，正在期盼一个美好的成长季节”。

重返“田园牧歌”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民族厚重历史的载体，寄托了浓烈馥郁的美丽乡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原先地区间、城乡间、乡村间因地理分割导致的文化差异迅速缩小，多样化的乡村逐渐变得单调，传统村落的文化底蕴和乡村主体的家园意识被大大削弱。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已经出现对乡村建设的革新探索。梁漱溟率先发起“儒学下乡运动”，提倡用儒家思想改造农民思想与道德文化素质。后来，晏阳初与陶行知通过教育与文化，进行乡村建设改造。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先进的思想与教育的文化运动都无法彻底改变农村环境。

古今中外，艺术与“田园牧歌”的乡村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法国南郊的巴比松，一百年前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由于安静，由于周边的风景，由于枫丹白露森林，也由于部分艺术家对学院艺术的反感，以杜比尼、柯罗、卢梭、米勒等为代表的艺术家聚集到此生活、创作，不仅形成了“巴比松画派”，而且让这个小村变成举世瞩目的游览胜地。

位于法国巴黎北部城外的蒙马特高地，昔日就是一个小山丘。百年前，自然地聚集了梵高、毕加索、马蒂斯、雷诺阿等许多画家。他们在这里创作了具有艺术史意义的作品，特别是与当地风貌有关的作品，比如红磨坊。图卢兹·劳特累克就以红磨坊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名作。由于艺术的影响，这里的红磨坊、小丘广场，至今常年游客络绎不绝。

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真正介入乡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一些艺术家聚集在文化中心北京，并“漂浮”在北京周边的村镇，圆明园画家村、宋庄画家村、798艺术区就是“北漂艺术家”的集聚地。“北漂艺术家”代表人物有陈丹青、刘小东、曾梵志、艾肥子、蔡火药、“四大金刚”等。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拆迁，艺术家们开始向宋庄迁徙。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宋庄极其“偶然”地成为一个艺术家聚集村落，并开始驰名中外。《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将之称为“是一次艺术家与乡村的碰撞与融合，也是源自西方的现代艺术与东方古老传统的相遇”。除了给村民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带来了解艺术的窗口，带来可观的名气与收入外，更关键的是，中国最先锋的当代艺术，给一个村庄带来了无限可能。

进入新世纪，“宋庄效应”逐渐溢出，扩散至全国各地。艺术家们开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山西和顺“许村计划”、广东顺德“青田计划”、甘肃秦安“石节子美术馆”、安徽黟县“碧山共同体”、河南信阳“郝塘村营建行动”、贵州黔东南“茅贡计划”、云南翁基村“景迈山计划”、浙江湖州“乡村重塑莫干山再行动公共艺术创作计划”……一个个艺术化村庄的试点，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点亮了乡村的希望之灯。

不是乌托邦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其实早有先例。

当初日本经历工业化之后，出现了乡村凋敝的情况，为赋能乡村，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启乡村建设，在完成基本的农业设施保障与产业发展之后，更加注重美学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不管是濑户内海的艺术祭，还是农产品外包装设计的案例，都可以看到艺术介入的作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视觉语言形象直观，更易被人们感知、理解和认可，在信息交流、概念传达、思想表述方面，有利于实现友好沟通。

在浙江宁海县前童镇大郑村，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乡建”团队用艺术和设计语言，使村子从洁化、美化向艺术化转变。公共艺术作品《共生》，是用艺术点亮乡村的开端。在大樟树下，石头与古树融为一体，意喻“和谐共生”。慢慢地，小村庄的风景越来越美，原来简陋的白墙被重新设计，刻上山水画，并镶了木框，“山水墙”成了村里的“网红打卡地”。此外，凉亭、竹园、故事墙、咖啡厅、美丽庭院也不断被改造升级。

湖北孝昌县王店镇樊家湾曾以打石磨为主要产业，随着社会发展，机械取代人工，石磨逐渐退出视野。然而，当地的石匠还在，石艺还在，山和石也还在。因此，设计团队决定通过艺术设计，重新开发石艺，提高石头的利用率，比如在石头上绘画，研发茶台、茶具等文创产品。同时，团队将一些桌垫、桌旗图案分发给村民，教村民带着游客共同制作，既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也带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艺术乡建的模式越发多样化。有些地方帮助村民开展艺术创作，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有些地方以艺术的方式改善村容村貌，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有些地方以文化创意推动农村手工艺、土特产走出大山……

《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认为，乡村建设是一个宏大而没有终结的旋律，每个时期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是不相同的；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潜质，根本不可能去套用同一个模式。这就要求乡建的工作者深入实地去做深刻的田野调查，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乡建的阻力和障碍有时候是自我包裹下的偏执，也可能是对理想的讨好和顺从。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项目，不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需要不同角色身份和不同知识结构的人一同参与驻地调研，这个工作艰辛而孤独。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已成为乡村振兴独特的发力点。人们可以期待，一个真正充满理想与梦幻的艺术振兴乡村模式能够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