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表征:概念理论梳理与辨正思维「新闻主观倾向性」

大家好，新闻表征:概念理论梳理与辨正思维「新闻主观倾向性」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4期

【摘要】新闻表征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或字面意义的使用上，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和意义产生的历程中吸收有效成分。无论是文化研究、社会心理研究，还是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新闻表征的因素和运用。同时，学者对非表征理论的研究也将表征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关键词】表征；理论梳理；辨证

表征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兴起的一个非常红火的概念。但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不是从概念的核心意义出发，而是使用一种潮流性的外在形象。这使得人们关于表征的研究停留在一个热闹的外在场景上。对于表征的核心内容、核心理论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新闻自然也是一种表征。新闻作为社会现实的表征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和影响力。研究新闻表征对于提升人们对新闻学的学理性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新闻表征相关理论的梳理与辨正，以期展示新闻表征研究的大致脉络。

一、新闻表征概念的梳理与辨正

谈新闻表征，自然要从表征开始。国内人文社科学界开始使用表征，主要是从2003年霍尔的一本书开始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97年编著的作品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ng Practices出版。2003年，我国学者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在这本书中，霍尔明确了表征的基本概念，即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1]其后，这本书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者们发现了一个可以使用的新鲜词汇，广泛开始使用，并在多个学科展开讨论。霍尔的概念与巴尔特有相类似之处，过于关注语言表征。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

和霍尔一样属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曾对以represent为代表的一组词进行过解释。他把representative作为词条进行解释，从词根出发进行了挖掘，他的解释具有考据的性质，表达的是“使出现”的意思。他指出representation即一个符号、象征(symbol)，或是一个意象、图像(image)，或是呈现在眼前或心上的一种过程。[2]

现在我们知道，表征是意义的产生问题。霍尔在《表征》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事物、符号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通过概念系统我们能够赋予世界以意义。通过符号我们能表达概念系统。语言成为这种符号最经常使用的一种。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3]我们不难看出，概念是我们用来表征世界的事物，我们使用符号来表征这些概念，而在通常表达中，语言成为最常用的符号，将外界事物、概念进行了连接和表征。

文学艺术界关于表征的问题非常古老。探讨文学作品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孜孜以求的东西。从柏拉图的模仿说到现代的反映论，都在表达艺术是客观世界的图像或镜子。在新闻传播学上，与表征相关的研究较早的学者是美国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皮尔士很早就指出，是一个事物的特征(character)，通过这个特征产生某种心理效果，从而可以代替另一个事物。具有这个特征的事物就是再现体(representamen)，心理效果或者思想就是解释项(interpretant)，所代表的事物就是对象(object)。[4]皮尔士在这里说的是符号的三个组成部分。他在文集中多次使用representation来表达相关意思，比如他说，我把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个单词限定在符号的操作或与表示解释对象关系的范围上，代表的具体主体我叫做符号(sign)或再现体。[5]

总体来看，新闻表征并没有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很多学者使用表征时多使用其“表面特征”或“表现出的特征”的意思。一方面，学者希望通过新的词汇来增加研究的前沿性，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深入或者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表征问题。这就使得关于表征的研究停留在一个尴尬的地步。

二、新闻表征相关理论的梳理与辨正

直观来讲，新闻是社会现实的表征。伯格和卢克曼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现实”是一种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之外的现象的性质。伯格和卢克曼提出，人的表现度可以客观化。一种比较特殊但却相当重要的客观化状况就是意义化(signification)，即人类创造的符号产物。符号可以通过其作为主观意义标示的直接意向而与其他客观化事物区别开来。[6]

伯格和卢克曼在此已经引入了符号的问题，并且重点对语言符号进行了介绍。语言提供给我一种早已准备好的可能性——将我已经历经过的事物持续不断地客观化。[7]这里的客观化就是符号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表征的过程。

新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包含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现象学的答案是“意识”。胡塞尔说，现象是“纯粹意识中的存在”，“给予性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8]现象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认识与现实的问题，或者说认识与客体的关系。舒茨(Alfred Schutz)认为，我不仅发现了我对于我周围这个生活世界的全部思考，我和其他人的生活及其相关的、各种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属于这个生活世界，它们既主动又被动地把这个生活世界塑造成一个社会世界。[9]他想表达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先天的历史文化积淀，这种积淀包括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主体之间共同创造了生活世界。舒茨把个人先前经历的人与事物作为个体对新认知事物的基础性要素，同时又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观照。这样，人们对事物的建构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构成和影响要素。这些要素是我们进行新闻表征时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讨论表征载体符号问题时必须关注的内容。

对于这个主体世界的理解，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典型化(typification)的方式进行推进。他指出，行动者将原先储备的现有知识或者常识性的理解带到解释关系中，他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将另外一个人典型化，并且能够估计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作出的反应，从而保持与他人的交往。[10]典型化带有去除部分因素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取其核心的或者经常被人们称为本质化的东西就成为要求和选择。这也可以称为片面化。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表征出现了片面化。这种要求和选择既是符号的客观表现，也是人们认识的必然过程。

新闻作为社会现实表征的一种形式，必然是片面化地反映社会现实。片面化是符号化之必须：无关品质，可以甚至必须忽视，不然解释效率太低。显然，这不是符号载体本身所决定的，而是解释的需要。[11]人作为解释的主体，在新闻表征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因此，在表征的过程中涉及生产的主体和解释的主体，这两类主体都会存在片面化的情况，在具体研究中需要进行区分和推衍。

戈夫曼的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也可以归入探讨新闻与社会现实的范畴。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大众媒介“是形成并限定公众假设、态度和情绪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通过无孔不入、广为接触以及突出符号的能力等长处，为社会不同部分命名”[12]。这种命名是一种选择和符号化，这种命名带有传达意识形态的特性，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

与框架理论相关的还有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布尔迪厄“场域”概念的提出，文化生产场暂时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的位置。无论他们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受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13]新闻生产是一种文化生产。这种生产不是单纯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是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就是社会权力。我们需要看到，作为社会权力表征的新闻呈现出如何的社会权力，如何呈现这种权力，如何呈现这种权力的博弈斗争和妥协。与此同时，社会和社会权力又是由人组成的，人的行为、意识以及群体的人产生的行为和意识都会让媒体呈现不一样的表征，这种表征不是新闻包含的直接信息和表面信息，都带有广泛的权力内容。

表征也被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并形成社会表征理论。社会心理学原本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因为它主要着眼于认知问题的研究。但一遇到社会研究就呈现出学科交叉的问题。社会表征理论着眼于从社会文化层面研究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知，同时探讨这种认知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依照莫斯科维奇的研究，社会表征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定锚和客观化。定锚是对不熟悉的事物进行命名或是赋予特性，用熟悉的名词来定义，使其可以被解释并沟通。客观化是让那些模糊和抽象的观念变得具体化。[14]

社会表征理论研究表明，社会表征过程要同时具备表征主体、表征对象具体实体或抽象概念、表征建构的社会背景三大要素。[15]这三大要素如果用符号学的概念来进行解释的话，可以认为是符号主体、对象、符号解释主体。用皮尔斯的话可以近似地理解为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如果我们把整个过程作为一个表征过程的话，近似的可以理解为符号发出者、符号、符号的解释，符号的解释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或者说符号解释要有文化的参与。

与新闻表征关系十分紧密的还涉及话语问题。这方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学者有梵·迪克、诺曼·费尔克拉夫等。已经有学者开始质疑梵·迪克关于话语的研究问题，认为其更多的是语言研究而不是话语研究。[16]费尔克拉夫关于话语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的方法是将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和与话语及语言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用框架或者分层的方式进行社会分析和研究。费尔克拉夫的框架指的是在“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框架范围内分析话语。涉及文本分析的那部分程序可以称为“描述”，那些涉及话语实践的分析、涉及社会实践——话语为其一部分的分析的部分可以称为“解释”。[17]

深入探讨话语分析的问题，必然要涉及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J.L.Austin)认为，语言不仅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行为。[18]学者依照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言语行为的充分定义法”。我们首先要确定新闻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或者说这一行为的规定性要素是什么；其次，这一新闻“行为”决定了其在“言语行为”上的构成性要素是什么；最后，我们在充分理解其“构成性规则”的基础上，了解其种种“策略性规则”。[19]这里的策略性规则指的是实现“行为”的方法和手段，而实现“行为”的方法和手段必须以“构成性规则”为基础。由此不难看出，言语行为理论与话语分析理论基础是同源的，都是要对话语和话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推衍。

总体来看，话语分析的基础、言语行为理论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关系密切。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理论就是系统功能决定论。具体到语言领域，就是什么功能决定使用什么语言。在系统功能语法看来，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主要来源于对语篇的研究，而语篇的研究又离不开语境。按照韩礼德的理论，新闻语言表征形式的选择也是由其在新闻话语表征上的目的所决定的，而不同的目的选择背后往往隐含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

韩礼德关于语境的思想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后来，语言学家弗斯(J.Firth)进一步发展了情景语境的概念，他建立了一个可以描述情景语境的框架。这个框架包括情景的参与者(the participants)、参与者的行为(action)、情景的其他相关特征(features)、言语行为的效果(effects)。[20]如果我们将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与西方批评话语研究放在一起来观察的话，无论是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实践”“社会实践”、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还是后来弗斯提出的框架问题，都是更多地在寻找外围的突破，在寻找更为广泛的途径来认识人们表达的过程，在探寻人类思维过程中意义的传播和推衍。而我们使用表征来推进研究时，使用符号在整合表征中，意义的探究同样是前提和根本。

新闻文本作为社会现实的表征，必然是在情景文化中推衍而成的。新闻文本是各种现实生活的表征，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交融和共进，其中也包含有各种各样所谓权力关系的博弈。文本作为表征的产品，表征着现实的社会和社会的现实。与此同时，这些符号的深层结构隐喻使文本变得更加丰富和鲜活，更为重要的是，文本被赋予了鲜活的文化含义。这个文化含义赋予的过程是表征的第二系统，是空间与生活在空间中的人之间互动的结果，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或重塑空间的隐喻、象征和想象。

三、新闻表征与非表征理论

当我们观察新闻表征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问题。这正如我们看一个问题时不能只专注于问题的正面，要想看清楚某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反面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非表征理论，来自人文地理学，主要是由奈杰尔·思瑞福特(Nigel Thrift)及其同事和他们的学生提出并发展的。该理论挑战那些使用社会理论进行地理研究的人去“超越表征”，去专注于身体力行的体验。[21]非表征理论不是研究和表达社会关系，而是注重实践，去体验人类和非人类的构造是如何形成或实施的，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所产生的东西上。[22]他们认为从世界中提取的知识不能作为优先考虑的认识论工具。在他们看来，体验或者实践才是认识社会的关键，而那些“深思熟虑的知识”也是在体验和实践中产生的。有鉴于此，思瑞福特认为，通过身体感觉反应这种“非表征”能力去认识世界与通过认知能力去认识世界一样多。[23]

按照非表征理论的论述，人们进行非表征活动是为了自由地表达、为了追寻某种记忆。在非表征活动中，身体文化、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联系似乎达到了实践的核心。[24]所谓身体文化，其实就是个体的实践和体验，通过个体的实践和体验得到更为真实、自然的东西，更为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东西。显然，这种实践和体验具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这也是非表征理论重点强调的问题。但是当实践和体验与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勾连时，我们又如何保证这当中没有理性的表征参与其中呢。因为知识的产生和使用都与表征关系十分紧密，这恰恰是非表征理论所拒绝的。

非表征理论倡导混合研究方法。借助各种相关的传统，努力去摆脱对已有理论的死板应用。从这种理论出发，人们会认为呈现甚或再现(即我们说的表征)的不可能性。尤其是当某些事件不是完全意识的记载，如一些事件产生的影响，在传统理论的应用和过滤下，难免会产生错误的意识和表征结果。问题是，对任何研究者而言，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去避免已有的理论，也不管运用哪个领域的方法和知识转化策略，都必须通过意识来对事件进行再现和表征。

严格来说，文化地理学强调空间问题，因为没有空间就很难找到学科的立足点。文化地理学要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研究生计文化、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作为研究的基础，无论如何不可能摆脱对文化的认知和表征。实际上，文化地理学也要运用文献研究和民族志的方式，虽然要有田野工作的配合，要有实地考察的内容，无论怎样强调体验，我们提供的文本一定也是一种认识的表征。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提倡体验和实践，这本身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但体验和实践本身就是在进行表征。对事物的概念化、对概念的文本化或者媒介化，正是通过表征才得以让体验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表征活动作为一种个体的实践和体验，最终创造的是一种隐性的、更具个体性的知识。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我们不把这种隐性的、更具个体性的知识变为显性的知识，即采用文本或者媒介表征出其具体内容，并进而使这些具体内容成为社会的知识；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我们所进行的非表征活动到底能创造多少价值就很值得怀疑了。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社会学中包括很多其他学科也在借鉴使用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归纳方法，试图通过不断地比较观察来总结和发现理论。学者认为，扎根理论的关键是，在没有假设的情况下收集资料。最初的资料决定了所要观察的关键变量，而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也同样来自其所收集的资料。不断持续的资料收集过程会影响研究者的理解，反过来，也使得资料收集的目的性更强。[25]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非表征理论正是一种强调体验和实践的扎根理论的应用。

这样看来，所谓的非表征理论作为一种表征理论的反动，作为对人类认知活动的补充和提醒，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由于表征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载体、过程和表现物，无论人们怎样强调表征之外的东西，包括个体的差异、体验的不同，都难以撼动表征的存在和价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学者对非表征理论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例如Lorimer认为“超表征性”(more-than-representational)对于考虑和传达的研究内容而言，是一种更好的表述。[26]

上述对新闻表征的概念理论的梳理和辨证，多以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展开，虽有涉及哲学，但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将另文专门探讨哲学层面的表征问题。应该说，这种梳理未必会令人满意，甚至会存在牵强之处，特别是关于非表征理论的探讨更处在较浅的层面和初级阶段，但作为从表征角度来讲的一种探讨，作为一个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话题，还需要更多方家参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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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