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的内卷「现当代艺术」

埃德加·普连斯（Edgar Plans）《Colors》，布面油画，122×162cm，2020年

相关记录尚有许多，前几日佳士得上海晚拍便传来喜讯：博阿福2020年所作《Orange Shirt》以876万元创下新高、埃德加·普连斯（Edgar Plans）的“大眼仔”则拍出604万元……而以上艺术家及作品皆被囊括于当下二级市场最为火爆的“超当代艺术”（Ultra-contemporary art）的范畴中。

2019年，为顺应消费趋势，市场将这个崭新的艺术类别细分为“1975年至今出生的艺术家”，并阐明将“以此通过加强二级市场为最年轻的人才带来宝贵的知名度”。此后，藏家对于该艺术类别以及类似艺术新星们的消费趋势便开始明显膨胀。

艾德里安·格尼《杜尚的葬礼》，布面油画，200×300cm，2009年

除以上艺术家外，我们还能在“超当代艺术”范围内看到无数熟悉的名字。去年，富艺斯与保利联合秋拍中便有以“超当代（Ultra/Neo）”为主题的部分，上条晋（Susume Kamijo）、加藤泉（Izumi Kato）、陈飞等多位艺术家作品皆呈现其间。

这次拍卖的成绩也如实反映出当下趋势：在日拍前五大成交中，超当代艺术家占据两位；哈维尔·卡勒加（Javier Calleja）、加贺温（Atsushi Kaga）、山本麻友香（Mayuka Yamamoto）等艺术家皆在拍卖中刷新拍卖纪录。但同样在此场，大师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之作却未卖至其最低估价……在这样的滔天热度中，超当代艺术家向市场展现了其狂飙的影响力。

上条晋（Susume Kamijo）《日出》，纸本蜡笔、粉彩，127×96.8cm，2018年

加贺温（Atsushi Kaga）《即使月亮被云朵遮盖，我们依然在这里（在封锁期间）（继萨金特）》，布面丙烯，151×121cm，2020年

2020年，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名为《炙手可热的新艺术家感叹其作品被倒卖以谋取利益》（Hot New Artist Laments That His Work Is Being Flipped for Profit）的文章。该文章描述了近年来爆火的艺术家阿莫科·博阿福在完成《The Lemon Bathing Suit》后，作品极速被企业家Stefan Simchowitz买下再售出。

整个过程仅有短短八个月。博阿福在谈及此事时说道：“我所感只有悲伤。这幅画太新了。”

阿莫科·博阿福《The Lemon Bathing Suit》，布面油画，205.7×193cm，2019年

阿莫科·博阿福《Aurore Iradukunda》，纸面油画，70×50cm，2020年

的确，这是年轻艺术家从未有过的市场热度与速度。推翻拍卖行估价、在“画还未干”（the paint is still wet）时就被预定以及耸人听闻的上涨速度……“超当代艺术”是令人不安的，却不妨碍藏家们前仆后继。

松山智一（Tomokazu Matsuyama）《圣尿》，布面丙烯，228.6×142.2cm，2012年

今年年初发布的一张市场变化趋势图，总结了自2013年至2021年间“超当代艺术”的总销售额变化。

在2014年该类艺术品销售总额突破1.5亿美元后，曾一度下跌。其势头在2018年后、甚至疫情中却开始稳步上升。数据显示，在去年上半年，“超当代艺术”在拍场中的销售总额达3.02亿美元，这个成绩可与古典大师相媲美——后者在该时段的总销售额为3.382亿美元。而超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距今不过30年，古典大师与我们则有六个世纪之遥。

2013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的“超当代艺术”总销售额变化趋势图片

如若追其源头，这波耸人的热度与线上拍卖逐步上升的趋势息息相关。疫情期间骤减的国际艺术展、画廊开幕和大型展览，令藏家更为关注于拍卖领域流通的作品。这使得年轻的艺术市场巨星在短时间内涌现出来。

再者，藏家们愈发偏爱利用社交媒体追踪艺术家动态。抽象作品在视觉上难免处于弱势，多为鲜艳且具象的“超当代艺术”作品则足够抓人眼球。且该类别艺术家正值创作的黄金年龄，作品供量有保障，其中95%的艺术家都由各大蓝筹画廊全权代理，在市场中自然潜力无限。

山本麻友香（Mayuka Yamamoto）《小白狗》，布面油画，45.6×38cm，2020年

但在火热的市场表现以外，“超当代艺术”的模样仍然模糊不清。人们对于艺术家们究竟在画什么、表达什么似乎并不深究。只不过相关艺术品足够流行与诱人：具象夸张的人体、卡通可爱的形象、或许再带些具有趣味性的“超现实”感……

罗比·迪·安东诺（Roby Dwi Antono）《隐晦微妙之处》，布面油画，180×130cm，2013年

这便不难理解为何活跃的千禧一代热衷于为此类艺术“加持”。年龄相当、经历相仿、市场价格尚未飙至巅峰，年轻藏家们与“超当代艺术”可谓“心心相印”。不同于其父辈愿为稳健的“老大师”们支付高价，该藏家群体自我且大胆，他们的审美偏好也与超当代艺术家们更为贴近。

六角彩子《Untitled》，布面丙烯，64×90.5cm，2011年

此外，相对于当代艺术萌生之地美国，“超当代艺术”的风潮则吹遍全球，以亚洲最甚。尤其新一代亚洲藏家越来越多地现身香港拍场，而“超当代”亦能看出不少亚洲艺术喜爱的元素，如卡哇伊风格的“大眼睛”，又如形似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诗意涂鸦。

仅以当下来讲，“超当代艺术”正与市场共生共荣。

井田幸昌《头》，布面油画，45.5×45.5cm，2019年

诚然，相比于在战后萌生的当代艺术，“超当代”多了几分亲人的氛围。但既为“超”当代，其对于当代艺术的超越又在何？

反观现代主义向当代艺术的转变。虽然二者至今尚未厘清界限，但已有相对泾渭分明的创作意义。如现代艺术以创新的方式刺激大众觉醒，反对旧式浪漫主义的审美，作品亦由写实逐渐转为抽象；当代艺术则是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深度探索，并以其观念引领观众重视当下的社会问题。

朱莉·柯蒂斯（Julie Curtiss）《横向拥抱II》，布面油画、丙烯，76.2×76.2cm，2018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时期毕加索颠覆性的立体主义，也能在当代艺术领域中领略杜尚的作品《泉》和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后者相较前者所表达的主题是超越性的，媒介亦扩展至物品，甚至身体。但是，“超当代艺术”尚未从当代艺术中脱离，亦未演变出足够成熟的体系与哲学，反而朝着愈发精细和内卷的方向前进。

所以，如大多数热极便冷的趋势一般，难免有人担心“超当代艺术”注定会失败。它所戴的“高帽”的确引人注意，可内容、题材或技法的变化却乏善可陈，似乎还不足以被载入史册。

James Jean《Messengers》，布面丙烯，60×48cm，2021年

哈维尔‧卡勒加（Javier Calleja）《Do Not Touch》， 布面丙烯、树枝、钢铁，116×100cm，2020年

加藤泉（Izumi Kato）《无题》，布面油画，162×130.5cm，2008年

但目前看来，“超当代艺术”的未来尚且光明。毕竟，当下市场仍旧狂热，作品价格在人们的瞠目结舌中一涨再涨。狂热的投机氛围还未让观者退潮，新鲜艺术品供应的迹象亦未减少。而强劲售价也为年轻艺术家与市场传统核心圈外的人提供了一张漂亮的入场券。

艾德加·普连斯（Edgar Plans）《外星人》，布面油画，162×130cm，2020年

禤善勤《狗狗请进》，布面油画，160.2×200cm，2014年

虽然，不排除杞人忧天的可能——参与这场游戏的藏家只欲短线投资，“割一波韭菜”。那么博阿福的忧虑则不无道理，年轻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会因作品多次快速转手而损害，其作品价值后续也难免会遭遇贬值。

与此同时，旁观者对其热度的警惕性也不应降低——我们期待的应是“超当代艺术”群体绽放更为诱人的艺术，关注的需是其中艺术性有所颠覆的成员。如此，面对飞速上涨的市场价格，藏家们才更能“稳如泰山”。若你的角色恰好是艺术家、藏家抑或相关从业者，仅被一个由市场造势创造的词汇牵着走，这篇文章便是警钟一响。

编辑、文于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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