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百科:杜军书画
大家好,绘画的演变「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到实践中」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 / 谷泉、李春阳
每一位中国画的创作者都很注重绘画材料的运用,随着风格的逐渐形成,在特有的工具媒材探索过程中,注入鲜明的个性。所以创作者既是研究者,他们所做的也是带有研究性的创作实践。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美术理论的研究者,也从事中国画媒材的研究,他们探寻材料发展的历史源流,以笔、墨、纸、砚等工具材料为切入点,阐释艺术本体规律,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促动他们动起手来,进行创作,并将他们的理论经验加以转化、应用,落实到具体画面中。谷泉、李春阳就是这一类的艺术家,他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画材料,也从事创作。谷泉运用水墨材料表现当下状态,游离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李春阳则保留了中国画的山水图式,把中国画材料转换成其他材料语言。本期[案边点滴]特别约请谷泉、李春阳谈中国画材料的质地特征、发展源流以及由此带出的创作实践问题。(主持人/阴澍雨)
谷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画材料,主要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笔、墨、纸、砚,其他还有颜料、绢帛、胶矾之类。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写意画大兴之后,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些材料都得到很好地拓展。它们与中国画相互生成,相互促进——可以说脱离笔、墨、纸、砚,就没有中国画;中国画消失,它们也就是动物毛发、碳粉、植物纤维和石头。百余年来,中国画的样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材料以及对于材料的认识,是不是也跟上了如此改变?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那么,针对中国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创作者是不是应该多加考虑材料以及对于材料的认识。毕竟,过去中国画的成就,与材料息息相关,现在也很难想象脱离材料的中国画如何发展。这其中,对于材料的认识尤其关键。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现代的视角,再次确认传统中国画材料与中国画的关系,二是材料以及对于材料的认识,也是中国画发展中不能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李春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笔、墨、纸、砚出现极早。毛笔的雏形,源于原始社会彩陶时期。先秦以黑色矿物作墨之用。松烟墨汉代已有发明。至于用纸,元以前纸多为书法之用,生活政务记载使用量大,绘画比较珍贵,多用绢帛。依照董其昌的看法,文人画起源于盛中唐之交,发展于宋代,元以后逐渐兴盛,明清时在画坛已成压倒优势。宋以前文人倾向的绘画,也在绢上绘制。唐代张璪的泼墨、南宋梁楷的泼墨,都是泼在绢上的,可见文人画的出现乃观念使然,材料紧随其后。当然,文人画作为中国画写意形态的一种,在现成的画材中选择了水墨作为载体,取其单纯,可为道之文化符号。王维所谓“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水墨也反过来助长文人画的发展。“中国画”称谓出现时间晚,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对传统绘画的总称,相对于西洋画而出现的,最初还有一个国粹画的过程,其概念大,画材指涉广泛。我们讨论中国画的材料,与不同时期概念的变化也有关系。但我赞成你的观念,笔墨纸砚确是联系中国画的某种核心价值。
谷泉 万岁山 (1) 纸本水墨、木 30×10×10厘米 2018
谷泉 万岁山 (2) 纸本水墨、木 30×10×10厘米 2018
二十年来,我不曾扔掉一片纸屑。所有不满意的平面作品,都会被化为纸浆,制作纸雕塑。这样,我就尽量使用好的材料,并且创作时随心所欲,因为没有浪费一说。我经常会利用纸浆创作山子。既然二维的纸张,可以承载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与内涵,为什么三维的宣纸纸浆不可以?
谷泉:传统的书画家,特别重视材料。这不仅表现在有大量的相关文字存世,更是因为他们的创造,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画的创造。就比如,自毛笔出现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结构。在中国人的笔下,出现在全世界范围最有品质的线条,与毛笔构造的合理性,以及中国人孜孜以求对于线条品质的探寻,密不可分。再比如,即使有几百种石头满足磨墨的使用功能,端砚、歙砚仍被认为最佳。它们之间仍有区别:前者发墨细腻,适合小楷与工笔画;后者锋芒毕露,匹配大字和写意画。甚至它们的石品、质感,都与书画气韵相得益彰。
李春阳:中国书画同体同源。书法美学成熟得更早。许多绘画理论直源于书法理论。如毛笔的运行,情感抒发与点画使转,很早就在书法实践中运用,至少西汉时期出现理论研究。书法用笔的意味运用于绘画,最早的提出者是中唐时期的张彦远,在他所著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体”“书画同法”的主张。“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的道家水墨观念,也是他的看法。这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那时文人画理论还未正式提出。可见,材料是文化观念的承载物。
李春阳 霓衣风马 (局部) 纸本水墨 16×100厘米 2010(请横向观看)
谷泉:笔、墨、纸、砚,有一个共同点——敏感。它们几乎把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任何细节,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中国画的图像,不仅停驻在材料之上,更在之内。它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是视觉的,也是物理的。中国人、中国画、中国画材料、中国文化,四位一体,极其全面地展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即,中国画的诸多品质,与人、材料、对于材料的认识(文化)无法割裂。它们又极其坚韧。以宣纸为例,普通人知晓宣纸一捅就破,怕光、怕水、怕火、怕虫蛀生霉,保存起来有诸多不易;可了解纸性的画家,还明白宣纸又能够承受压力,拥有千锤百炼,百折不挠的内在品质。但是,了解前者多,神会后者少。一直以来,只有具备极高人文修养的艺术家,才能控制住这些材料,而不被材料所控制。那更像是属于画家的秘密——中国艺术的魅力,恰恰在于凌驾矛盾的两级,并且不断扩大的张力。他们还会有更深的体会——材料坚韧的底色,保证了材料敏感的彰显,或者反过来,材料敏感的彰显,突出了材料坚韧的底色。宣纸如此,笔、墨、砚也是同样。它们和他们所追寻的审美目标一致。它们满足了他们对于审美的极高诉求。
李春阳:古代绘画材料一直在改变。战国至汉魏六朝及唐宋,作画主要以各种各样的绢,因追求精致,一般不用粗糙的纸。宋代作画用纸的有米芾父子,李伯时作画用“平滑如玉”的澄心堂纸,发散性敏感度谈不上了。元以后才普遍用纸作画。他们主用黄麻纸、白麻纸,是一种半生熟纸。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即为树皮棉料纸之半制品。明朝数百年使用的,也是这种半生不熟的纸。你所称颂的生宣,清初出现。那时候的画家,已有以熟纸为耻的风气。可见画史上的材料,都在不停地变化。材料变了,绘画技法风格也跟着改变。我们说元代绘画的笔墨好,就与画家普遍使用半生熟的纸有关。但元纸与清初的生宣还很不一样,吃水性与发散性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这种半生熟的纸,也是元人的主动选择。因为元画思潮中,书画结合蔚然成风,半生熟纸在当时是最佳选择了。宣纸在唐代就有使用。《历代名画记》记载那时的宣纸是熟纸,与清初生宣纸是两回事。既然画材史上材料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对待中国画工具材料的观点,是不是也不应太保守。重视材料的观念中,还应有大胆改变材料的意思,这是绘画创新的物质基础。
谷泉 自由生长 纸本水墨 136×68厘米 2015
大家习惯在宣纸上画山水画,说明宣纸与山水画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材料上的联系。可能不能不用毛笔,以及“画”的方式,让材料自己发生联系,直接生成山水图像?我在画毡上铺好宣纸,将几种胶性不同的墨汁,直接泼到宣纸上。我泼的水量非常大,以至于浸湿纸张下面的画毡。画毡需要1至2天才可以完全干透。在这个时间段里,水汽烘托着墨颗粒,持续在纸纤维中行进,自然生长出北宋一般的山川自然。
谷泉:绘画过程中,材料变幻莫测,神秘而有趣。墨块与砚石摩擦,依据材料品质、水分、绘画需求、摩擦力度以及时间的不同,产生不同状况的墨汁;不同毛质、大小、长短的毛笔蘸取墨汁以后,落笔纸上;在水分带动下,大小不同的炭黑颗粒,在纸张纤维里快速奔跑,末了停在不同深度的各自位置;待水分蒸发,因为胶的作用,纤维被撑拉,形成新的力量组合,炭黑颗粒也被固定。因此,落墨之前,纸是平整的,画后却出现褶皱,墨深处尤甚。材料个体差异,千千万万。不同人,源自思维、审美、行动、习惯的不同,绘画后,纸张出现不同撑拉效果,也就是笔墨不同。是通过这些材料,体现出每个人的笔墨性;它又在潜意识里面被关注,归纳为某种具体的个人特征。可由于其中变数太多,很难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只能说人、材料、艺术,三者保持某种特殊的联系。而且,在宣纸上绘画,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落笔之后,细节都被尽量保留。只能下一笔跟上一笔,形成一个新的关系。“一画”,即是如此。
李春阳:是的。石涛有言,一画落纸,众画随之。用笔之当与不当,败与不败,是在笔与笔的关系之中。一画落纸,看似落败,再补一笔两笔形成新的关系,败笔亦可转为正笔。中国画最高格在于自然,作画讲天机流露,自然就好,尤其在生宣使用之后,行笔落墨,改无可改,但即使有误笔误墨亦无关紧要。石涛题画说:“昔人作画善用误墨,误者无心,所谓天然也。生烟啮叶,似菊非菊,以为误,不可;以为不误又不可。”而毛笔的弹性,用笔的方法、速度与方向,中锋、正锋、侧锋、偏锋的交错,渴笔与湿笔的呼应,在吸水性不同的纸与绢上流露个性,当然还有墨汁的成分等,复杂的物性,交织统一于笔墨的语法中。我们知道,笔墨乃中国画审美的灵魂。材料的物性与笔墨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画画家面对的最大问题。画者的笔性很大程度上是在体验材料。问材料要东西,是笔墨思维的重心。
由于中国画的笔墨是建立在书法的基础上,而传统文人长于书法,“书如其人”早有定论。书法的笔法、结体、章法、风格,处处与个人的修养、气质、个性、兴趣主观因素相通。唐代书画关系建立以后,“书如其人”这一套,就逐渐转移到对绘画的评论上去了。明代晚期,经董其昌、陈继儒们对“笔墨”的倡导,形成笔墨思潮,笔墨如人亦成定评。陈继儒说,“文人之画,不在蹊径,而在笔墨”,可见笔墨已然成为文人画品评的至高标准,正是笔墨如人。他又说,“世人爱书画而不求用笔用墨之妙,有墨妙而笔不妙者,有笔墨俱好者,有笔墨俱无者。力乎?巧乎?神乎?胆乎?学乎?识乎?尽在此矣”。文人画家的人品、学识、修养、气质,全在笔墨之中了。中国与欧洲绘画的一个区别在于:西方画家把画画差了,那是水平不够;中国画家把笔墨用错了,那是人品太差!连目前地位颇高的石涛与金农,因其在当时画非正宗,亦有“习气”,被晚清华翼纶斥为有“恶态”“遂成魔障”,可见笔墨绝不仅是技法,直接就是人。
谷泉 宣纸肌理研究1
谷泉 宣纸肌理研究2
谷泉 宣纸肌理研究3
谷泉: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笔墨纸砚,一律使用天然材料,手工制作。这也就意味着,件件不同,处处不同——不仅每一张纸不同,而且每一张纸的纤维分布也不同。它们自会遵循具体的某种规律。对于强调变化的使用者来说,传统材料的魅力,正是展示他们控制变化能力的绝佳载体。可无人否认,遍地中国画,又极其雷同。一方面是中国画入门,都是从临摹开始的;另一方面,中国画的品评体系,强调文化的“大一统”,个性很难获得。总体而言,是入门易、提升难。奇妙的是,这些材料同时保证了共性与个性,既制造了不分彼此的大多数,也支持了例如石涛、八大之类艺术家,达到他们想达到的、那个世界彼岸的极少数。它们对过去大师形式的复制(对传统的模拟),还有在未来诞生的、写实的方式(对自然的模拟),均采取接纳的姿态。它们的可贵之处,正是一脸心平气和,却最终支持了那些想挑战个人极限的艺术家,通过与材料万变的互动,达到彻底的、对于自我的认知。此乃文人画与行家画的区别。
古人案边点滴,即是大千世界。今天对中国画材料的研究,大部分却从制作角度切入,不同部分难以贯通,且很少与中国画审美递进发生关联。传统作为价值逻辑连贯的整体,一个巨型大厦,在你我手中,变得零散、破碎。大家仅仅依靠只言片语,蹒跚前行。如此种种,必须清醒认识,步步打通,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否则的话,说是学习中国画,又已然与许多传统文化内核,渐行渐远。
李春阳:绘画材料的制造,可以保持手工制造的特点,现代工业生产的绘画材料,却不可能漠视。20世纪初,我们就有西化的风潮,后又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冲击下,美术界在材料和技法的变革中,在国画领域出现了新的类型和新的风格,甚是喧闹。几十年过去,新东西逐渐被淘汰,旧东西逐步回归。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新成为旧,旧成为新。近代以来大家公认的那十几位有影响力的画家,并非都旧,亦非皆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很中国,可见即使对纯材料的讨论,所谓民族特性,也无法回避。
我不知以近代以来的“蒋徐体系”去衡量明清绘画、唐五代宋元绘画,能否衡量得了?我跟朋友开过玩笑:写生入国画,是毁了写生,也毁了国画了。李可染驾驭写生,因为他的笔墨足够的好。傅抱石画的电线杆也漂亮,笔墨功力是前提,他心里有底。素描速写入国画要谨慎。叶浅予、黄胄、周思聪等前辈翩然改造线型,擅长表现。素描与笔墨的关系微妙。好的画家,晓得如何在手中将不同的材料和画法,特别是不同的透视关系,分清主次,暗自调和与转化。我看见现在有不少人,拿笔和墨在画文艺复兴素描式的作品,使劲往里抠造型和细节,无言以对。古人看似画错了,却是对的,因为好看耐看;现代的人画对了,感觉却错了,因为不好看不耐看,为什么?
正如鉴定,笔墨高下,一望而知,做不了假的。当然,有好笔墨,也有坏笔墨,就像有好传统,也有坏传统。真正的传统,包涵了所有的现代性因素。好画的因素有许多,事情不能简化概念化。中国文化简化不了。“化西”要比“西化”重要得多。化西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中国能力。西化,我觉得是一种落后的思维。“笔墨当随时代”,石涛说得起,我们可能还说不起。首要的是,能力制约着作品,观念与思维制约着方向。你谈材料天马行空,我非常羡慕。可我面对材料,就感到其他问题摆在面前。人的概念,人性的概念,远远大于艺术家的概念。成熟的个人,带来成熟的作品。
李春阳 宋元遗意 布面油彩 43×53厘米 2018
谷泉:确实,但凡亦步亦趋再现所见对象的图画,都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中国画——不仅中国画的韵味大打折扣,连为什么要用传统材料去画这样的画,都令人产生疑惑。退而求其次,素描加笔墨,看似一个折衷方案,但依旧以人与材料统一的减损,或者矛盾的减损入手。其结果,就是造型或许准了,笔墨却受到很大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认定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意境,仍然值得保留,将笔墨纸砚仅仅作为图像的载体,是不对的。
水墨世界里,代表性的艺术家如吴冠中。他画在宣纸上的作品,拒绝了笔墨,拒绝了由材料建构起来的审美特殊性。他把纸张作为脑海中、视觉构想中一个具体的承载物而已,以不变对不变,不是以万变对万变。他作品中的线条、造型、意境等,都与传统大不相同,看着是对待材料的态度变了,根本是艺术创作思路的转换,也就是从中国画到水墨画的转换。“笔墨等于零”,不仅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宣言,也被参透世事的艺术家,尽情实践。日本人学习中国画,也与之类似。他们所使用的材料,纸张之类,与中国自然不同,价值取舍也纷纷发生变化。这里面,孰好孰坏,暂不讨论,差异,显而易见。
李春阳:吴冠中表面忤逆的是笔墨系统,实际强调的是绘画的精神主体性,我更欣赏他的油画,你谈及对材料的态度,我以油画材料为例,察看材料的流变。文艺复兴时期的颜料调得比较稀,透明度高,有一种天然的假塑性,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对画面表面的完美的调平,看不出来笔触。之后绘画技巧随时间演变,颜料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油或松香等添加剂也使用得少了,笔触变得可见。早期工业革命时期颜料里出现了铅,与现所使用的颜料就很相似了。我要说的是,欧洲绘画史在材料上的发展变化不是很大,用什么颜料与在什么材料上画关系比较大。湿壁画直接画在墙上,是最有趣的材料了,后来画在木板或帆布上,画家在材料上就很少有特别极端的创新——艺术性更多体现在技法和构图上,也体现在视看的文化心理与对自然的态度上。对于后两者,一是视看的文化心理,我在欧洲看教堂比在博物馆认真。教堂里的雕塑、壁画、器物、建筑还原了它原先的位置,信仰与环境密切。博物馆作品得注明来源和原始位置。我需要想象,将它们还原到原始空间中。这种情况下,材料的重要性被降低了。二是与自然的神秘关系,每年五、六月份的法国、意大利,明媚潮湿梦幻般的云空,都非常吸引我。这是大陆性气候的中国难以出现的光线。夏加尔之于尼斯,就是一个例子。法语的颜色词语比汉语多了很多,颜料构成的复杂性空间很大,包含的创作空间也大,自然的神迹往往带来了创作的神迹。我可能还是有些保守,感到画法、构图、色彩、文化心理、对自然的感受等甚或是超越材料或同样重要的。传统绘画材料,真的已经不能面对人类当下感受了吗?我认为科技需要进步,艺术进化论是错误的。
当代日本一批画家,以水墨为己任,有意识地将来源于中国的纸本水墨推向世界。他们不说这种画法是中国画,但用的是传统媒材笔、墨、纸、砚,宣纸的使用量很大,当然还有和纸,代表人物是中野嘉之。他的画室,简直是一个画材店,矿物质与植物颜料多到让人震撼。他以元墨明墨研的墨汁,习惯性地加入胡粉,成为独有的丰富的水墨灰调子。中野的画室悬挂着“直前直后,前后截断”的条幅。他们对中国传统有一种截取的态度,在墨法类型与材料的扩展探索较多,“笔”却基本见不到。“笔”在传统中国“笔墨”中是命根子,没有笔,其他就不用多谈了。那是另外的圈子。
李春阳 烟岫林居 布面油彩 47×51厘米 2019
谷泉:中国画的现代化尝试,一个世纪有余。林林总总,有进步,也有退步。推动进步的,主要来自于西方艺术,包括日本的冲击。无论是思维的开放性,还是使用材料的多样性,都是硕果累累。我们也极力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可口号下面,往往多是原样保存。一是传统确实优秀,需要保护;二是创造传统的那个环境不再,原样保存也就保存了传统的躯壳,精神早已消失殆尽。我经常感到遗憾,就是那些致力于传统保护的人,似乎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恰恰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没有创新与发展,就没有继承和延续。一百年来,中国画退步的,不正是自身的现代化吗?要是齐白石、黄宾虹看到今天的情形,他们也会不屑吧——你们,还没有我们现代!
笔、墨、纸、砚,皆是自然材料,自带万变的物质属性。针对于材料可能性的拓展,应该远远未到尽头。现在笔墨纸砚逐渐边缘,问题不在材料,在人。中国画的现代化,主要是中国画家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不是吗?现在的画家,对材料的敏感度,见仁见智。可能他们对材料极端细腻地拓展,已经并非所长。这与西方当代对油彩的使用,形成对比。当然,我也认可,继承东方的可能是西方,继承西方的可能是东方,就看谁有能力从传统中汲取能量,进行现代化的转换,而不必纠结于血统的纯正。文明的对话与交融,开放视野与辽阔心胸,以及把握变化的能力,仍旧是继承中国画传统的必需素养。
李春阳:是的,关于西方的艺术,我赞成潘天寿的“拉开距离”的观点,世界文化还是要有多样性才有丰富性。中国艺术界一度也与向世界接轨为己任,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理解,又轻率地将西方的观念生吞活剥,这个接轨实际是在向西方文化求认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画的笔墨与意境衰落了,但笔墨是中国哲学,这个精神需要留存。艺术是终生的自修,师古人之心,得造化之法,需要从中国画自身的脉络寻求出路。我的想法是:以现代方式表现传统意趣,以传统笔墨传达现代意境。理论对笔墨的认知困难重重,笔墨更多的是书写和运用中的特殊体验和心领神会,很难建立笔墨学科。我认为很多学科都追求西化,笔墨这个学科不可以西化。它是我们的“雪峰”,是艺术现代性的真正源头!
谷泉 白金 纸本水墨 35×30×5厘米 2020
谷泉:再者,一旦中国人决定付出的时候,不易保存的材料,又得到超长时间的保存。或者说,它们原本就具备被超长保存的素质。前提是人们愿意投入成本。纸1000,绢800,不仅指纸绢作为物质材料,可以保存1000年、800年,还指它们作为精神遗产,被人们持续不断地保留1000年、800年。而后者,更为不易。大家不应忘记,古代没有公立博物馆,且天灾人祸不断,可事实就是,我们今天还是能够看见保存如此长久的作品。诸多实例,反复强调:一是中国人得有多么热爱艺术创作,才会把它们很好地保存下来;二是中国画材料就是好;三是笔墨纸砚肩负得起这份热爱,并且承受住了时间的涤荡。
这又涉及“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在我理解,文化就是对那些被称作文化的、事与物的热爱。中国画文化,就是热爱它的族群,舍得投入大量的成本保存的物质,以及超越物质的精神。因为保存不易,传统书画,大量生产,大量淘汰。但是,对于真正伟大的创造,会有国人拿出生命去呵护她。
李春阳:没错。民族文化,如果缺乏民族的感情,那文化连同他的物质存在,都很难保存下来。抗战时期文艺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艺术直接服务于宣传,以新兴木刻为代表;一种是从事民族纯粹艺术的创作研究,且认为是更深刻的爱国。后者包括高剑父、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们,认认真真从事民族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因为民族文化才是立国之根本。民族文化不存,国之焉在?傅抱石白天在第三厅从事抗战工作,晚上回家画山水人物;林风眠白天在国民党宣传部做宣传员,晚上回家画中西融合的仕女静物,张大千花了三年到敦煌去了……以现代的视野评判,艺术家当年的主张,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谷泉 黑金 纸本水墨 35×30×5厘米 2020
谷泉:回看历史,中国艺术中,只有书画,大规模留下创作者的名姓。这不仅因为中国奉行文官制度,擅长书画的人,本身隶属利益集团,拥有表达的权力;还与书画材料适合个体表达有关。不能说其他材料不适合个体表达,但青铜器、纺织、漆器、建筑、陶瓷等,皆由工匠完成。制作者并非如同书画作者一样,有明确个体的、创作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以书画为媒介的个体表达,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同样罕见。它是中国文化的宝藏。徐渭的艺术、人生,不比梵高差上半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成为今天文创的大IP,是今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有前辈的现代性,不能完全理解。大家甚至在主动漠视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也未尝可知。
自然,传统秉承的是精英艺术。随着社会变化,精英艺术也有了大众色彩。相对精英艺术,大众艺术难免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审美下沉。大众艺术审美的上扬,需要更多的创造和创造力。再则,油画与宗教关系紧密,中国画偏向世俗——所谓“成教化,助人伦”。中国画材料价格又相对便宜,适合普及。中国从事书画创作的人群庞大,即是明证。中国画的现代化,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片段。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有意义。
李春阳:古人云气韵生动,这个气,不能是匠人气、烟火气、江湖气与脂粉气。艺术既体味分寸,也需要辨析清浊。苏轼之于陶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表面看传承的是趣味,然而艺术背后的认同与追求更为紧要。艺术的这个传统,要求对传统的艺术需要保持最恰当的态度。一代又一代的创新,积累了传统。创新的传统,是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我们向自己的传统学习创新,或为正途!(本文由录音整理,经谷泉、李春阳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