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创作奠定了建安诗歌「曹植乐府诗」

大家好，曹操的创作奠定了建安诗歌「曹植乐府诗」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引子

曹阿瞒历来被视作“乱世奸雄”，名声不太好，按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的说法，便是“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曹操为一名文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实在功不可没：汉末动乱时，“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而魏武帝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人乐府，斯为极盛。”曹操好音律，又目睹乱世，故喜用乐府旧题，做政治抒怀。这样子看，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以及自己文学才能，在文坛上引发了一股创作潮流。又，钟嵘《诗品》以“曹公古直，甚又悲凉”之句评其诗之风格。

于是，从曹操最具代表性的“拟乐府诗歌”入手，并抓住曹操为建安时期的“文坛领袖”这一点，本文便旨在通过曹操诗歌来窥看此时期诗歌的特征之一：“悲凉美”。

曹操画像

正文

清·王士禛《古诗选·五言诗凡例》中有言：“以乐府题叙汉末事”，说的便是曹操的“文人拟乐府诗”。和以往从民间搜集整理过来的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文人拟乐府”属于文人之创造，故诗歌中带有很强烈的诗人个性，也因此诗歌的审美性倾向十分鲜明。曹操的“拟乐府”，受到他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影响，多在诗歌中再现当时民生凋敝的苦难现实，从而抒发着一种时代共有的“悲凉”、“慷慨任气”的情感。从文学史上看，这种诗歌风格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后来虽然有陈子昂等人多次提倡复归此传统，终是不及。那么，这种“以悲凉为美”的诗风，其形成原因在哪呢？以代表性诗人曹操为例子，解释如下：

古籍

一、时代论：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收拾金瓯的使命感造就的时代风格

在《晋书》中这样子记载：“汉自东京大乱”，汉末建安年代是一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文学，多具有强烈的直面现实的态度，以曹操为代表的“文人拟乐府诗”，有《蒿里行》如下：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几句诗歌反映了动荡社会之下，饱受战争折磨的老百姓，十分疾苦的生活状态，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诗人曹操在面对这种惨烈、残酷的场景时，那是于诗歌中传达出来的、发自肺腑的悲天悯人之感慨。

但是在另一角度，在这种动荡的时代，正是乱世英雄建功立业之际，诗歌中多怀有一种雄心壮志于其中，拿《蒿里行》来说，虽然诗尾多描写战争惨状，但是文首却是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起笔，是视兴兵讨伐董卓为正义之举的。可以说是“唯恐天下不乱”，期望以一己之力建立新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打破旧的、腐败的旧社会秩序的愿景。这种心态更为典型诗是《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志在千里

于是，从时代的角度看，“以悲凉为美”的诗歌风，其中的“悲”首先源诗人们对于苦难现实敏感、感性的认知，其次便是这种积极的心态下，所造就的“悲而不伤”之诗歌意蕴。对比后几十年到来的“正始诗歌”可以看出，同样是动荡年代，但是由于统治阶层的愈发黑暗，导致阮籍、嵇康多用隐喻、比兴手法隐晦表达内心世界，如“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低沉的诗歌情绪，全然不似建安诗歌“悲凉美”所传达出的昂扬情绪。

二、作者论：冲破儒学桎梏，出于人之本性的诗歌

汉末动乱的年代，除了对社会现实造成巨大的创伤之外，以儒学为尊的局面也随之被打破，我国文学摆脱思想上的桎梏，迈向了文学的自觉时期，主要表现有二：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于艺术美的追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概括曹操的性格为“尚通脱”，意为任性率真，从曹操的一生的行为来看，一般多从实际利益出发，全然物半点儒家思想的迂腐之处。许多建安时期的诗人也是如此，虽然不及曹操典型，但是大多不受到儒家思想的约束，诗歌中多见到鲜明的个人印记，从而折射出内心的世界。笔者在此以曹操自拟乐府诗《短歌行》为例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首诗歌之中，曹操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忧思”——生命短暂，只能借酒浇愁，而正是这种基于对人生价值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才会生发出珍惜生命“忧愁”。也正是这种思考，推己及人，才会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对于他人的生命同情。这也是诗人为什么只有在汉末战乱时代之下，才开始有如此“敏感”之心的根源所在。

孔子的儒学，是好，是坏？

当然，作为诗人，除了感受之外，诗歌个人情绪化的语言表达，对于这种“悲凉美”的最终形成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曹操的《短歌行》虽然用语朴素无华，但是依靠“山高”、“水深”的艺术化语言，具体形象化了内心的焦虑、卓越的信念，从而使得抒情色彩尤为浓厚，颇具感染力。

三、作品论：弘阔的气象、细致入微的刻画并存的诗歌面貌

敖器之《敖陶孙诗评》有言：“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说的便是曹操诗歌中的气象弘阔，在曹操的叙事拟乐府之中，多站在宏观的角度描写大规模的事件，这很大程度上和曹操政治的超然地位有关，但是如若比对建安其他代表作家，却也不无相通之处，那便是都怀着一种宏观眼光看待生命以及相关的事件。如建安七子阮瑀《七哀》中开篇的“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曹丕写女子的诗篇《浮萍篇》也有“日月不常处，人生忽若遇”的感叹。体现在曹操的诗歌中，可以举例的有《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和巍巍。……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开篇以纵览全局的方式，道出全诗要叙述的内容：上太行、艰难。于是再进入详细的描写。相似的还有《步远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观沧海

这种弘阔的气象给诗歌带来宽广的意境，大气落笔，故能不拘泥于个人狭小的自哀自艾之中。悲歌慷慨，正是和作品所呈现的气象息息相关。

当然，单纯的以一种弘阔的气象，会使得诗歌过于浮浅。建安时期的诗歌“悲凉”之美，除了意境开阔之外，更在于情致深切，刻画入微。仍然以《苦寒行》为例子，其对于景、事、人的细微之处的准确描写，使得内容刻画、情感的表达更加真实动人：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暮。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此诗歌让将军队之中个人的那种艰难，通过内心等细节表达出来，从而不再是诗人在对于行军路途之中的无病呻吟，也正是这样子细微的刻画，更好的展示出时代之下，人生的艰难疾苦之处。

总之，于细微之处的精准描写，于弘阔处的非凡气象，使得诗人、时代特有的“悲凉”气质，既有具体描绘，又给人以无尽的意蕴美，淋漓精致的表现出来。

故，我们从曹操的“拟乐府诗歌”中可以窥得这种“以悲凉为美”的风格大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