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法图片「元代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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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法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建都于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至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朱元璋所灭，统治中国98年，传十帝。

作为第一个君临华夏的少数民族，元朝的通统治者虽然还执行民族等级、歧视政策，但他们也深知汉文化对于巩固统治的意义，因而汉文化的发展没有停滞，反而有推进。书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元灭南宋后，即将其内府图书礼器辇运大都，并特许京官借阅，其中有王羲之《王略帖》、孙过庭《书谱》和怀素《自叙》等巨迹。元代不少皇帝如英宗、文宗、顺帝等都有书名。元初功臣，如宰相耶律楚材（契丹人）及汉人翰林承旨姚枢、翰林学士王磐、国子祭酒许衡、太保刘秉忠等也都擅书，这无疑是一个很有利于书法发展的环境。

特别重要的是，为了搜罗汉族知识分子为新朝服务，程钜夫在至正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奉世祖之命下江南访求“遗逸”，列赵孟頫于２４位南宋遗民之首，荐举给皇帝，既给赵孟頫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也为元代文化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寻找了一个领路人，决定了元代书法的主流。

但并非所有华夏俊才都被吸纳到了朝廷，相反，在元代，隐逸文人的数量相当可观，其中的才俊之士，往往游戏人生、游戏艺术，从而实际上走了一条与主流书风大不相同的道路，形成了元代书法重要的一个侧翼。

一、赵孟頫、鲜于枢及奎章阁书家

元代书法最具影响力的，是以赵孟頫为首的、以复古出新为道路的书家群体。

赵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欧波等，世称“赵松雪”。宋太祖子秦王德芳十世孙。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后人称“赵吴兴”。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他出仕后，从元世祖到元英宗，共经历了五个皇帝，先后在济南、浙江任职，又在中央担任兵部侍郎、集贤直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卒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所以后世又称他为“赵集贤”、“赵承旨”、“赵文敏 ”、“赵魏公”等。《元史·赵孟頫传》说：“（仁宗）以赵孟頫比唐李白、宋苏轼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頫以全面向古典尤其是晋唐学习的方式，在楷、行、草、隶、篆等各个领域重新建立严谨的法度，树立古典风格的权威价值，从而矫正了南宋书法学时风、轻法度的巨大缺陷，使书法发展迈入一条较为健康的轨道。他自己的书法，行书深入右军堂奥，风神雅致，潇洒流美，楷书融唐铸晋，既端庄朴实，又流畅婉丽，形成独特的体势，获“赵体”之称。他的书法思想、风格，不仅主宰了整个元代的书法，甚至直接影响了明代前中期书法的发展。

传世墨迹有《胆巴碑》、《妙严寺记》、《六体千字文》、《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仇锷墓志铭》、《归去来兮辞》、《赤壁赋》、《洛神赋》、《兰亭十三跋》、《汲黯传》、《道德经》等等。

他的楷书与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欧、颜、柳、赵”。小楷精绝，他曾说：“余临王献之《洛神赋》凡数百本，间有得意处……亦自宝之。”同时名家鲜于枢说：“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此卷（指赵孟頫所书《过秦论》）笔力柔媚，备极楷则。”

赵孟頫的大楷主要有《胆巴碑》、《三门记》等。他吸收众家之长，又参以李北海笔意，辅以行草笔法，因而庄重而不失流媚，严谨而富于生机，是大楷书的新进展。

赵孟頫的行草书数量也非常多，如《与山世源绝交书》、《丈人帖》、《赤壁赋》等等。其行书追踪晋唐，以王羲之为宗，尤其得力于《集王圣教序》，深得其风流妍妙、清新峻健之致，历来学王，推为第一。

然而，赵孟頫身后所获得的评论，却是褒贬兼有，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说得比较恰切：“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自成一家。若赵承旨，则各体具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书奴之诮，则太过；然谓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唯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并观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则隔一舍。”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说：“赵孟頫书，承先启后，其开元明以来风尚处，人所易见；其承前人之规范，而能赋予生气处，则人所未多觉也。盖晋唐人书，至宋元之后，传习但凭石刻，学人摹拟，如为桃梗土偶写照，举动毫无，何论神态。试观赵临右军诸帖，不难憬然悟其机趣，其自运简札之书，亦此类也。至于碑版之书，昔人视为难事。以其为昭示于人也，故体贵庄严，而字宜明晰。往往得其整齐，失在板滞。赵氏独能运晋唐流丽之笔于擘窠大字之中，此其所以尤难及者也。……昔人论诗，病朱竹坨贪多，王渔洋爱好。吾谓赵书亦不免渔洋之病。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爱好究胜于自弃也。”比较公允地说出了赵孟頫在书法史上贡献与地位。

鲜于枢（１２５６～１３０１），字伯幾。又作伯机，号困学民，亦号直寄老人、虎林隐吏等。渔阳（今河北涿鹿）人，生于开封。曾任江南诸道行台御史掾、浙东都省史掾，此后一度去职隐居西湖“困学斋”，１３０２年受命任太常寺典簿，未到任而卒。世传其人有河朔英伟之气，豪爽仗义，而文艺极佳，诗文、散曲、音律皆所擅长，又精鉴定、富收藏。长期为官杭州，得江南文采，堪与赵孟頫争竞，可谓一时瑜亮，彼此互相都很推重。赵孟頫曾有诗写他：“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之子称吏隐，筑屋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

鲜于枢书学理念与赵相似，而在实践上则偏重于唐，尤喜草书，笔力遒劲，气势豪纵，有北方健儿的雄强气概。如果说赵氏以风韵胜，则鲜于枢可说是以骨力胜，论行书，鲜于枢或逊色于赵，而论草书，赵的温文尔雅，在鲜于枢的酣畅淋漓面前，却不得不退避三舍。综合来看，虽然赵的声价在鲜于枢之上，但两人实是各有所长，可谓双峰并峙，共同构成了元代书法复古倾向的主潮。

其作品有《透光古镜歌》、《书韩愈进学解》、《论草书帖》、《唐人水帘洞诗帖》等。

《论草书》，其笔法主要渊源于唐代怀素、张旭等人，用笔不斤斤于点划的精到而追求挥洒的豪放自由，故气势酣畅淋漓。

邓文原（１２５８～１３２８），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绵州地处巴蜀的西部，世称“邓巴西”。也长期生活于杭州，与赵、鲜于交往切磋，并辔齐名。故虞集说：“大德、延祐年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文原）、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他所擅长的行书和章草，都基本以赵的风格面目出现，只是功力稍逊，他的一些墨迹几乎可与赵的以假乱真。墨迹有《瞻近、汉时二帖跋》、《倪宽赞跋》等。

元文宗时期，是元代书法又一个比较兴旺的时期。文宗为满足自己的书画文玩兴趣，设立了奎章阁，以虞集为侍书学士、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当朝善书者，皆吸收入阁，于万机之暇，讨论法书名画。这个机构至惠宗时改为宣文阁，又存在了一段时间才彻底取缔。期间先后入阁的名家除上述二人外还有揭傒斯、欧阳玄、康里巎巎和周伯琦等。其中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色目族人康里巎巎。

康里巎巎（１２９５～１３４５），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他是色目人，籍贯康里（汉代为高车国），因以为姓。卒谥文献。子山自幼入学国子监，善文辞工书法，博学多才。兼擅行书、章草，章草古劲，气力甚健，与赵有一定距离。又引章草入行草，用笔爽利轻捷，体势侧媚流宕。这种风格，宋蔡襄即启其端倪，赵孟頫复兴章草，也有过尝试，但都尚未成为风气。巎巎虽然不是这种风格的首倡者，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进者。代表作是《李白诗卷》。

他传世行书的代表作品是《柳宗元梓人传》。《梓人传》草中兼行，字形纵长，笔法爽利，风格峻健，与赵孟頫偏于柔媚、鲜于枢偏于豪放的书风有所不同。

二、隐士书家

在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元代，数量较大的才俊之士成为了隐士。出处问题上的相似，使得他们尽管年代、性格不同，却在审美上有相通之处，因而在书法史上，元代的隐士书家往往被看作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在审美上的最突出特色，就是与主流书风之间的疏离。

有代表性的书家是：吾衍、张雨、吴镇、王冕、杨维桢、吴叡、倪瓒等。

吾衍（１２６８～１３１１），又作吾丘衍，字子行，号贞白居士等，浙江太末（今龙游）人，隐居杭州。性格放旷，不事检束，目眇足跛，但仍颇有风度，受到时人推重，追随者常常有数十人。他最擅长的是篆隶和古文之学，有《三十五举》等著作流传，同时运用篆学之长于印章，对于篆刻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后世有学者认为，是他倡导篆书、得到赵孟頫的响应，才形成了元代篆书的复兴局面。

张雨（１２８３～１３５０）为道士，慕米芾为人，书法虽出于赵孟頫，但加以峻厉，又有意识调整其结构、增强其轻重变化，因而有生拙之趣。

吴镇、王冕、倪瓒均为画家。吴镇（１２８０～１３５４），字仲圭，号梅花道人，以诗、书、画、终其身，有“三绝”之誉。其书法好狂草，格调灰冷超然，代表作为《心经》。王冕主要为行楷，似从锺王化出，清泠萧疏。倪瓒（１３０６～１３７４）字元镇，号云林子，人称“倪迂”。无锡人。其书似以欧体立身，又巧用锺繇法，骨鲠神幽。这三人的书风，都有不食人间烟火气象。

杨维桢（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等。浙江诸暨人。元末曾短暂出仕，遭世乱后隐居教授生徒，直至明初。性高旷耿介、孤傲不群，与友人聚会，或戴华阳巾、披鹤氅，吹铁笛，音声高亢，人以为神仙中人。与陆居仁、钱惟善等交好，被称为“三高士”。善诗，称“铁崖体”。书法与其为人相似，于行楷中杂入章草，得古拗健峭之气，不取赵孟頫等人的圆润清雅，而追求苍茫荒率，点划狼藉、结构欹倚，而自有一种落拓不羁、孤高特立的气质，明代吴宽比喻为经过残酷战斗后军队手持的“破斧缺斨”，非常形象，令观者顿生一种凛然之感。今存书迹有《真镜庵募缘疏》、《张氏通波阡表》、《竹西草堂记》等。

三高士中的陆居仁（？～约１３７７），字宅之，号巢松翁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也擅长书法，主要是行草，用笔流畅，而墨法喜枯，故也有一种荒疏之致；结构微有赵孟頫之意，但非常自然灵秀，绝无滞涩。整体看来，流而不滑，秀而不媚，格调颇高。

总体来看，这些书家的书风，都是个性突出、意态瑰奇，与赵孟頫、鲜于枢及奎章阁书家的相对平和稳健的风格有较大差异，形成了元代书法的另一面貌。从精神上说，他们的风格，与宋代“尚意”的诉求有相似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开启明代晚期行草书风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