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文学 而不囿于文学「人之于文学也 犹玉之于琢磨也翻译」

大家好，立足于文学 而不囿于文学「人之于文学也 犹玉之于琢磨也翻译」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评《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近年来，域外汉文学研究持续火热，无论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还是域外作者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本土创作研究，都不断有令人瞩目的成果问世。略窥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文献整理，二是个案分析。文献整理是域外汉文学研究得以持续发力的基础，尤其域外汉诗、文、小说等文体，经诸多学者不断发掘、整理，无论作品还是相关史料都已形成体量颇为可观的集成性成果，而围绕重点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往往具有范式意义，为学界提供考察、阐释文本的角度、切入点或思考路径。以此两方面的突出成绩为前提，域外汉文学逐渐转向针对国别、文体、作家群的集体性研究。

然而，在从事集体性研究时，一个关键问题首先摆在学者面前：是否始终站在文学的立场之上来审度这些作品？从专业疆域的角度出发，既然是域外汉文学研究，当然应该始终站在文学本文的立场上，运用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结合具体文体的审美传统和表达成规，分析文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延展至与“文学生产—接受”各环节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但这种研究路径，往往很难在域外汉文学的集体性研究中如期开展。尤其在艺术分析方面，尽管不少域外汉文作品在其本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衡之以中国同类型作品，其实很难见可与匹敌者，更多作品其实显得相对生涩、稚拙。当然，对域外文学作品的艺术考察，理应回归其所在国自身的艺术实践传统，但汉文作品毕竟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作者又往往以汉文化、汉文学传统为圭臬，以中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作为核心参照系，似乎不能就说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特别是在小说领域，无论文言，还是白话，不管是语言文字的纯熟度，还是叙事品位，目前已见的域外汉文小说作品中，尚未看到真正可与中国同类型或同题材经典作品媲美者。如果从历史实际出发，调低整体审美预期，当然也可以对这些域外汉文小说进行艺术总结，但这仍旧要回归其所在国的文化语境，否则，始终拘囿在艺术标准的辐射半径内，很难有所发现。

对那些整体艺术品位有限的作品进行集体性考察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棘手” ，要求作者打破专业壁垒，从文学史角度出发，进入历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跨学科语境，多维度、多路径、多层次审视这些作品。尤其汉文小说，作为叙事文本，其对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素材的涵盖力和表现力都更强，反过来，我们可以将其作为考察相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动而活泼的文学材料。

朱洁的新著《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就是这类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代表。基于前期成果，朱洁立足于文学立场，而不囿于文学立场，以儒家思想为考察点，发掘、阐述越南汉文小说中所反映的儒家道德观念。

从选题上来看，本书选取了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考察越南汉文小说的核心“抓手” 。儒家思想在越南历史政治文化中长期占居主导地位，是古代越南封建统治及社会性教化活动的指导，并结合越南本国文化传统，逐渐发展成为既秉承中国儒学基本精神，又具有自身民族化特征的“越南儒教” 。在越南汉文学中，儒家的伦理思想贯穿于诗、文、小说等各类体式之中。而小说是叙事文本，作者将思想观念（社会集体意识与作家个人意志的“合谋”产物）融入具体的故事，通过形象塑造，尤其对人物行动的呈现，“践行” （或“背离” ）一系列道德范畴，寓褒贬于其中，这就比诗文抒写显得更加具体生动。

在具体操作上，本书结合越南汉文小说的书写实际，延及家庭伦理和人际准则，同时单列妇女道德作为一章，以便尽可能全面考察，而又符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越南汉文小说以历史题材为主，为便于考察，作者拎出“君主观”与“人臣观”这一组对位关系。“君主观”方面，作者主要考察了“尚德”“民本”“仁政” 3种儒家观念，“人臣观”方面则着重考察“不事二主”“以身报国”“反对僭越” 3种伦理实践活动。如果从伦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这种分类看似简单，但符合越南汉文小说创作的历史实际。无论中外，传统的小说叙事的“意态结构”往往是在二元对立的冲突较量中展开的，小说家通过典型化（甚至刻板化）的人物形象和模式化的情节，能够有效组织事件，制造戏剧矛盾，在为读者提供审美愉悦的同时，引导其进行道德批判，从而实现教化目的。历史题材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历史演义经典《三国演义》等不同。越南汉文小说的作者多为上层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浓郁，笔法更接近史传，文学化的虚构较少。而从史传的角度出发，政治伦理本就是教条化的。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作者受市井意识的裹挟少，恪守儒家伦理教条，其伦理叙事自然也就显得更有“规矩” ，更有“纲纪” ，这也真实反映出古代越南精英阶层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接受与贯彻。而“孝”“悌”“信”“义”等儒家伦理范畴，也是古代越南精英阶层所极力宣扬的，各体式汉文小说每每可见以之为主题或局部意涵的作品，故作者将其拈出，归入“家庭伦理”与“人际准则”两类中，也是既符合研究对象实际而又方便易行的操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专设一章，讨论越南汉文小说民族观中的“华夷之辩”问题。“华夷之辩”是近年来历史、文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重要命题，而朱洁教授是国内较早参与“华夷之辩”讨论的学者。这也正源自其在对越南汉文小说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立足于文学而不囿于文学的思考路径。“华”与“夷”虽基于血缘、地缘判断，但终归落实在文化优劣之分野，在文化语境的迁移过程中也是不断变动、调整着的，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原道》）古代越南精英阶层既然贯彻、践行儒家思想，自然也强调“华夷之辩” 。

总之，本书最突出的贡献，是为域外汉文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在此意义上说，是具有一定范式色彩的。愿域外汉文学研究能始终保持强劲势头，更多跨学科、多路径、多维度的研究成果能够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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