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意蕴及语言艺术「围城推荐语」

大家好，围城的意蕴及语言艺术「围城推荐语」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木木茶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不管读没读过《围城》，大家对这句话，大抵都是熟悉的。

《围城》写于1944-1946年抗战期间。其时，钱钟书先生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恶行。小说亦以此为背景，描述了一群知识分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以及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整部小说以的喜剧性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在自序中钱先生提到：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欲中止，终在杨绛先生的帮助下锱铢积累地完成。这"锱铢积累"，绝不是随口一说。通读全书，并没有多么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特别明确的故事线索，然而，"锱铢积累"的文字却将这些琐碎的情节拧成了一朵玫瑰花儿，极富美感，让人欲罢不能；又带着暗刺儿，伤人于无形。

对于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主人公和故事情节如那句话一样，被口口相颂，流传甚广，而小说中独特精妙的语言艺术，及对人性的洞察的种种趣味，则是需要细细品读，时时体味才得以领悟的。

钱钟书在他的《旧文四篇》里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

而惯用比喻，正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作品《围城》的一大特色。有人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在一本小说中，使用如夜空繁星般的比喻，而且每一个都新鲜玄妙不落窠臼，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比喻的定义，钱先生说"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 -----《旧文四篇》

令人新奇意外的比喻在《围城》中比比皆是：在方鸿渐"衣锦还乡"留学归来，去县省立中学做演讲时，方鸿渐说"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使得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纯真女学生的耳朵里进了污秽之言，而且是当众，可想是忿恨羞涩不知所措，用神态描写，是足可以写出女生的反应的，然而钱先生将这种感觉，用"如同处女的耳朵失去贞操"来比喻，直接让读者啪的一下笑出声来，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稍作回味，女生的神情便直接在读者脑中浮出一帧画面，哪里还用着啰嗦的描写，实在是出其不意，绝妙非凡。

又如"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想这是撒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

凡此种种，随手拈来，不胜枚举。

各种稀奇古怪极具落差感的事物到了钱先生这里，看似随机组合一下，便诙谐幽默又恰到好处，实在令人叹服。

《宋诗选注》中，钱钟书曾对苏轼诗歌善用"宋代讲究散文的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比喻"表示赞赏。

在《围城》中，他亦作了成功的尝试："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形被安放一处，作为同一个本体的喻体，将方鸿渐欲"敬而远之的亲近"——不情不愿又不得不应付的复杂而无奈的心思展现的淋漓尽致。

类似的博喻在书中多处可见，构成了《围城》语言艺术的又一大特色。

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揭露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常常笑中带刺。《围城》中的讽刺与幽默并行，或针砭时弊，或揭露人性，常常通过如落英缤纷般的妙喻，达到啼笑皆非的效果。

正如对文凭的描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张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愚笨寡陋都掩盖起来。"

文凭，理应代表着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而在这里，作者将其比作遮丑的树叶，将文凭的功能彻底的"颠覆"，形成强烈的反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弊端，于啼笑中带来反思。

又如："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这一段饱含讽刺的比喻，使得抗战初期那个病态社会的腐朽黑暗跃然纸上，乍听风趣幽默，暗暗品味，深感作者对当时水深火热现实社会的忧虑和不满。

"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流言。作者运用高超的想象力将"流言"与流星、流氓、流产相对比，搞笑的同时，又极度地讽刺了这种人性中的弱点。

类似对社会现象，对人性弱点的讽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输出之密集让人不得不叹服。《围城》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可谓炉火纯青。同时，《围城》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现实饱含人文情怀的批判亦是这部小说的亮眼之处。

《围城》的主角是一群上层知识分子。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背景下，他们却游离于当时的烽火之外。

"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

一群庸俗，缺乏理想的留学生形象跃然纸上。对于这群留学生来说，所谓的留洋，与中举一样，图的不过是一纸文凭，一种炫耀的资本。

求学者如此，治学者亦并不高明。

凭借一套于"生物学"的育人之道的高松年，在政坛上可谓无往而不胜，在办学上则一无是处；常常一副大学者的风范的李梅亭，拿着一堆中西不分的理论当作自己的科研成果大肆吹捧，锱铢必较，尖酸刻薄；而至于汪处厚、韩学愈等辈，甚至连学术的门面工作都不做，直接一头扎进勾心斗角之中。

此外，且看手握法国博士学位却醉心于在男人间的嫉妒中寻找满足的苏文纨；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的陆子潇；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的范小姐等等人物，皆在作者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下，暴露了人性上的弱点和精神上的困境——即便是上层知识分子，亦在世俗的围城里打转——逃不出世俗的自私，虚荣，嫉妒，权利欲望。

这一群知识分子，眼中尽是功名利禄，人情世故，与我们印象中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奔走呼号的景象大相径庭。可悲的是，直至今日，这种乌烟瘴气的教育氛围依然是一件棘手的社会问题。

时代会变，人性不变。《围城》正是通过嬉笑怒骂，妙语连珠的比喻、讽刺与批判，将其洞悉的人性困惑置于我们面前，以期引起注意及警醒。也许，这就是《围城》的现实意义所在。

正如杨绛先生所说：小说里的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而全书的氛围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