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翻译学研究」

大家好，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翻译学研究」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来源：《外语与翻译》2022年第1期

转自：浙大译学馆、翻译学研究

摘 要：《红楼梦》诗词体裁多样，从形式到内容具有鲜明的文学性。译学界目前对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然对其文学性英译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立足诗学视角，从《红楼梦》诗词之揭示主题、暗示命运、塑造形象这三大主要功效出发，细致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学性，梳理杨宪益夫妇、霍克斯两家译本在《红楼梦》诗词文学性英译上的优劣，以期为《红楼梦》诗词的英译提供恰切的方法和建议，旨在说明文学性的传达是再现《红楼梦》诗词的诗学价值和文学魅力的关键。

关键词：《红楼梦》诗词、文学性、诗歌翻译、诗学价值

1. 引 言

《红楼梦》的文学地位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毋庸置疑。它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除和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外，还在于其自身的文学魅力。曹雪芹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不仅塑造了诸多人物，还创作了许多经典诗词。《红楼梦》诗词“文备众体”，除了传统的诗词曲赋，还“包括诗词曲赋以外的各种韵文体裁” （刘耕路 2005：2-3），具体表现为判词、谶语、偈语、灯谜、酒令、赞文等，具有揭示主题、暗示命运、塑造形象、发展情节、营造气氛、增添审美等功效。1812 年以来， 《红楼梦》即被译成英语[1]，至今已有二十多个英译本。学界对《红楼梦》的英译研究层出不穷，对其诗词英译的研究亦有不少。据笔者考察，目前对《红楼梦》诗词的英译研究主要表现为译本比较[2]、诗词英译的多维观照[3]、译者研究[4]等层面，为挖掘红楼梦诗词的英译策略提供了参考。然而学界对其文学性的英译却缺乏关注，不利于《红楼梦》诗词文学魅力和诗学价值的真实呈现。虽有学者著书对《红楼梦》的英译进行探讨[5]，但对其诗词的文学性却有少有关注。荣立宇（2015）对霍克斯（Hawkes）的两首《红楼梦》诗词英译进行了诗学观照，然其切入点较为简单，视野有待扩充。故此，本文立足诗学[6]视角，借用相关诗学概念，以杨宪益夫妇译本、霍克斯译本为参照（以下分别简称杨译、霍译），对《红楼梦》诗词的文学性进行专门探讨，以期为再现《红楼梦》诗词的诗学价值和文学魅力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

2. 诗学与文学性

诗学概念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诗学是“一门有关文学作品创造的学问”（曹丹红 2015：53）。后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也对诗学发表了看法，主张诗学是“和作品的创造和撰写有关”（维德·方丹 2003：2）的一门学问，和亚里士多德观点如出一辙。进入 20 世纪，诗学研究开始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涌现出许多流派。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诗学是对陌生化文学效果的研究，英美新批评认为诗学是对文学作品语义特征的研究，法国结构主义认为诗学是对特殊文学类型普遍结构的研究（曹丹红 2015：330）。各流派各持己见，但总的来说，诗学是一门以“揭示作品特殊性”（Gerard 2005：9）为目的研究。而作品的特殊性也就是文学性的直接体现，换言之，诗学即关于作品文学性的研究。然而，将文学性定义为“作品的特殊性”尚显笼统，需进一步明确。

首次系统提出“文学性”概念是在雅各布森的《俄国新诗歌》中，他认为“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指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Jakobson 1921：62）。近 40 年以后，雅各布森在其《闭幕词：语言学与诗学》一文中对文学性进行了新的思考。他认为诗学的主题是语言艺术相 对 于 其 他 艺 术 和 其 他 语 言 行 为 的 种 差（differentia specifica；另 译 “ 区 别 性 特 征 ”）（Jakobson 1960：350），其中的“种差”便是文学性，即“‘把一个语言讯息变成艺术品’的表达方式”（王东风 2021：93）。正是由于“种差”的存在，才形成了文学作品的“诗学功能” （Jakobson 1960：356）。

那么形成作品诗学功能的“文学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学者们看法不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文学性表现为“不常见的词语”（unfamiliar words）（又称“奇异词”），即“外国的、隐喻的、加长的”表达方式，它们有一种高贵感，有别于本土习语（local idioms）（Aristotle 2006：55），且“可使言语显得华丽并摆脱生活用语的一般化”（亚里士多德1996：156）。进入 20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异军突起，于文学性各有论述。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在《作为技法的艺术》（Art as Technique）（1929） 中指出， “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变得‘反常’（unfamiliar），使形式变得难解，加大感知的难度和长度” （Shklovsky 1998：16）。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反常化”（defamiliarization）（又称“陌生化”）就是文学性的重要体现。此外，俄国形式主义也“十分重视形式，特别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风格和结构形式” （魏家海 2019：127），这是其对文学性的另一种阐释。布拉格学派代表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综合前人成果，在其《诗学语言和标准语言》（1964）中提出其“前景化”（foregrounding）理论，指出前景化是自动化的对立……是对程序的违背，强调文学作品中变异的一面（刘世生、朱瑞青 2006：34），并提出了“偏离、扭曲”等概念[7]，“扭曲”和“前景化”即为穆卡洛夫斯基对文学性的认识。后成为布拉格学派主将的雅各布森借用兰瑟姆的“肌质”概念，对诗歌中对立分布的语法结构即“语法肌质”（grammatical texture）进行系统分析，可谓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研究的再次突破。英国文体学家利奇（Leech）在其《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1969）中提出“文体即对常规的变异”（Style is the deviation from the norm）之观点，并对变异的类型做了划分，包括词汇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方言变异、语域变异等（Leech 1969：42-51）。“变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文学性的内涵。韩礼德（Halliday）区分了“质的变异”（qualitative deviation）和“量的变异”（quantitative deviation），前者指对正常语言或社会接受常规的违背，后者指频率出现与人们的预期有出入的现象（Halliday 1971：330-368），对探索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英美新批评则从语义结构对文学性做了探索，其代表人物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复义七型》中对文学语言的多维语义和朦胧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是诠释文学语言复义性的力作，开拓了文学性的新境界。

以上种种表现，都是文学作品在文本和形式方面极具个性化的艺术表达，是原作的异质性所在。正是这种异质性，激发了读者的审美愉悦，彰显了原作语言和形式蕴含的诗学功能，提升了原作的艺术魅力，最终赋予原作以文学性。从诗学的角度看，文学性使原作的诗学功能得以呈现，诗学价值也得以传达。对译者而言，他不应对原文文学性的独特表达熟视无堵，而应力求“将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表现出来” （许钧 2020：99），以期再现原作的艺术魅力。《红楼梦》诗词作为《红楼梦》整部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语言精妙绝伦，思想主题更是深刻。然而如今许多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或将其诗词掠过，或仅窥大意，这对领略整部小说的文学魅力是极其不利的，也有碍于洞悉其中蕴含的文学性。而《红楼梦》英译者对其中诗词的文学性或保留或忽视，背后有他们的深层原因。为将《红楼梦》诗词的文学魅力真实地传递给译文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英译展开专门研究尤为必要。

3.《红楼梦》诗词的文学性英译探析

《红楼梦》诗词对《红楼梦》的主题揭示、命运暗示、形象塑造等皆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译者对《红楼梦》诗词的文学性究竟如何处理，下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3.1 揭示主题

作为一部旷世之作， 《红楼梦》是曹雪芹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历程中艰难创作而成的，其中融入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现实的不满，以及内心的无奈。曹雪芹早年生活富裕，可中途因祖父亏空获罪，家族被抄。后来他随家人北上，靠售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长期贫困潦倒，可谓“生于繁华，终于沦落” （李祝喜 2020：196）。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伤时骂世”（黄立新1980：7），批判封建道德和礼教，以抒发自己“无力补天”的悲愤与无奈，这也正是该小说的主题所在。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常以诗词形式呈现， 《好了歌》便是典型。全诗如下：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曹雪芹、高鹗 2001：7）

《好了歌》乃第一回跛足道人所吟七言诗，共分四小节。此诗以歌谣体写成，语言明白如话，共包括两大问题：一为功名富贵，二为夫妻父子。此皆儒家传统思想之核心，曹雪芹却从宗教视角对其予以否定。在他看来，人世虽好，唯有了却红尘，看破一切当神仙，才能真正收获快乐和自由（姜其煌 1996：20）。从语言表达来看，此诗颇具特色，具有鲜明的诗学特征。

形式方面，《好了歌》第一、二、四行押韵，韵式为 aaba, aaca, aada, aaca，韵脚为/ao/，每小节一、二、四句分别以“好、了、了”收尾，不仅呼应了标题之“好、了”二字，还深化了下文“‘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题旨。内容方面，每小节第二句功名忘不了、金银忘不了、娇妻忘不了、儿孙忘不了之“忘不了”式的前后交感式出现，表达作者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虚伪尘世的讽刺，从而揭示了小说的思想主题。

《好了歌》以上之诗学特征，或为韵律的统一，或为形式的重复。从诗学角度看，作者以“量的变异”使各小节音韵义前呼后应，从而增强了《好了歌》的文学性，进而揭示了《红楼梦》的主题。其文学性翻译，且看两人的译文如何处理。

杨译：All Good Things Must En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 each a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silver and gold they prize

And grub for money all their lives

Till death seals up their eye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dote on the wives they"ve wed,

Who swear to love their husband evermore

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with getting sons won"t have done.

Although fond parents are legion,

Who ever saw a really filial son?

（Cao Xueqin and Gao E 1994：21-22）

霍译：Won-Done Song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riches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Each day they 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

When they"ve enough, it"s goodnight everyone！

Men all know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loving wives they won"t have done.

The darlings every day protest their love:

But once you"re dead,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childre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Yet though of parents fond there is no lack,

Of grateful children saw I ne"er a one.

（Cao Xueqin 1973：63-64）

首先，杨译押偶行韵，韵式为 abcb, abdb, aefe,aghg，这和《好了歌》具有诗学功能的 aaba, aaca,aada, aaca 的韵式不相吻合。霍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以 aaba, aaca, aada, aaea 的韵式再现了《好了歌》的诗学特征。其次，杨译每小节韵脚各不相同，和标题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 更不对应，没能传达原诗每小节“好、了、了”贯穿全诗且和标题之“好、了”呼应的文学性及诗学功能，故未能揭示《红楼梦》的深层主题。霍译在充分理解原诗的基础上，以每节第一、二、四句 won、done、one 的韵式巧妙传达了原“好、了、了”韵式，且和标题之won、done 呼应；又因 won 与“好”、done 与“了”语义相近，故传达了原诗的文学性及其批判讽刺的深层意蕴，从而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再次，对于原诗每小节第二句的“……忘不了”，杨译 aspires、prize、dote on、won’t have done 形式不尽相同，未能再现原诗“……忘不了”贯穿全诗的深层意蕴；霍译 won’t have done 的重复将“功名忘不了、金银忘不了、姣妻忘不了、儿孙忘不了”前后交感式出现的诗学特征较好地揭示了《红楼梦》的主题。

总的来说，霍译通过发挥创造性，表达了《好了歌》的总体韵式及深层意图，体现了原诗音韵义前呼后应的艺术效果，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从诗学的角度看，霍译注意到了原作的诗学特征，体现了原作“量的变异”，传达了原作的文学性。

3.2 暗示命运

除揭示主题外， 《红楼梦》诗词还被用来暗示命运，此类表达一般称为“谶语”。《红楼梦》中的“谶语”除表现在人名上，亦隐藏于诗词中。《红楼梦》之诗词谶语大部分是判词和曲子，如小说第五回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所见“金陵十二钗正册”之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支曲，它们似真似幻，交代了书中主要人物或家族的命运。“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以“凡、鸟”合成繁体字“鳯”之方式暗示王熙凤最终被丈夫休弃的凄惨命运；《红楼梦》第五回《飞鸟各投林》暗示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家庭的没落。此外， 《红楼梦》中某些灯谜、酒令、众人组词亦具谶语之效。以灯谜为例，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元春所作“能使妖魔胆尽催，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曹雪芹之所以让元春作此诗，是借爆竹响后只剩残灰来暗示元春富贵荣华瞬息即逝的命运和以她当靠山的贾府最终衰落的结局。

《红楼梦》中的谶语有时会通过双关等修辞手法组织语言，以达到其暗示人物命运的目的，如此不仅可丰富语义，还能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红楼梦》谶语之暗示命运功效，究其根源，乃是由文学语言的“复义性”决定的。英美新批评学者燕卜荪（1988：306）认为，复义本身可以意味着有几种意义，意味着可能指二者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一项陈述有多种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的复义性表现在二者皆指，译者应将其蕴含的两种意思同时传递出来。于《红楼梦》谶语，其暗示命运之深意自然非常重要，故译者在翻译中应首先将它传递给读者，然后尽可能保留原作的表层形式，以传达原作的文学性。反之，译者若无视谶语暗示命运之功效，就会“使作品蒙受‘空间’骤减的危险，从而令作品的诗学价值受到削弱”（曹丹红2015：330）。兹举一例予以探讨。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曹雪芹、高鹗 2001：81）

该谶语为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的赠言。秦氏之死，乃因她在宁国府之丑事败露所致。借秦可卿托梦赠言，暗示王氏掌权的贾府吸取自己的教训，以免日后招灾引祸。实际上，赠言中的“三春”即“迎春、探春、惜春”[8]。所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即是说“待到迎春、探春、惜春远嫁或离去后，大观园的姐妹也都要死的死，散的散了”，去寻找自己的归宿。由此可见，作者以“春天三个月过完后花朵凋谢”这一自然现象来暗示大观园以及贾府衰败的结局。换言之， “三春”和“诸芳尽”皆为语义双关，具有鲜明的复义性，因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学性。而译者该如何向读者传递这层文学性？且看如下译文。

杨译：After the three months of the spring, all flowers will fade

And each will have to find his own way out. （Cao Xueqin and Gao E 1994：235）

霍译：When the Three Springs have gone, the flowering time will end,

And each one for himself as best he may must fend. （Cao Xueqin 1973：257）

由上可见，杨译、霍译对“三春”和“诸芳尽”的处理不尽相同。杨译将“三春”译为“春天的三个月” （the three months of the spring）， “诸芳尽”译为“所有花朵将凋谢” （all flowers will fade） 属于字面直译，读者从中获得的仅是原文的表层含义，其深层暗示已荡然无存，未能传递原作的双关和复义的诗学特征，原作文学性损失较大。霍译将“诸芳尽”译为“花期即将结束”（the flowering time will end），因女子常被比作花，故此译可给人以“女子花样年华即将逝去”的联想，进而体现原作大观园众姐妹相继离去之暗示，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双关和复义特征。此外，霍译将“三春”译为 the Three Springs，通过首字母大写使其前景化，旨在说明“三春”并非“春天的三个月”，而是“迎春、探春、惜春”三位姑娘，于此读者可从霍译《红楼梦》附录中得知[9]。由此可见，霍译通过发挥创造性，紧扣原作的双关特征，暗示了贾府没落的命运，进而传达了原作的复义特征和文学性，最终再现了原作的诗学价值和文学魅力。

3.3 塑造形象

《红楼梦》叙事宏大、情节复杂，所涉人物极多。据统计， 《红楼梦》共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其中个性鲜明的就有数十个（蔡义江 2001：6）。为使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曹雪芹借用诗词这一艺术手段，以弥补正文叙述性文字的不足。正因为如此， 《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和个性特征才显得更加逼真，而这也是它们富于艺术生命力的原因之一。《红楼梦》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诗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作者代书中人物所拟之诗词；二为作者在正文叙事文本中所作之诗词。

前者表现为众人组诗或个人题诗，如结诗社咏棠赋菊， “淡极始知花更艳”体现了宝钗寡语罕言、安分从时、朴素淡雅的个性特点。《白海棠和韵·其二》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把湘云面对生活环境改变的豪爽气度表现了出来。《咏菊》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将黛玉幽怨寂寞之内心描写得绘声绘色。《姽婳词》之句“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体现宝玉“重女轻男”的反封建伦理的思想品性。后者是作者代替叙述文字的诗词，或描绘人物外形，或反衬人物性情。如“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将王熙凤美貌和泼辣兼具的形象再现无遗。“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通过花鸟之拟人化，以“花感鸟惊”刻画了黛玉叩门被拒的脆弱形象。

然此类诗词中，亦不乏诸多极具艺术魅力的上乘之作，生动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和其语言所蕴含的文学性是分不开的，这给译者的翻译也带来了困难。兹举两例以示之：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曹雪芹、高鹗 2001：248）

此诗为第三十七回探春咏白海棠，以“斜阳、寒草”等意象，奠定了全诗萧瑟伤感的基调，同时也预示了贾府日薄西山的命运，虽未写海棠，却通过对“盆”的描写，海棠已呼之欲出。曹雪芹将“玉、雪”二字置于句首，实有其考虑。苏东坡在《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其二再用前韵》中写道：“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苏轼 1982：2076）， “玉”和“雪”被视为梅花之骨。庄子《逍遥游》云：“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庄周 2007：13）。“雪”尽显肌肤之美。由此可见，将“玉”和“雪”前置，旨在突出白海棠的内在和外在之美。换言之，通过“玉、雪”之前景化描绘了白海棠的纯洁和素白，也体现了探春高洁晶莹之“美”。从诗学的角度看，该诗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对此译者处理如下：

杨译：Her spirit"s purity surpasses jade,

Her gentle form is ravishing as snow.

（Cao Xueqin and Gao E 1994：733）

霍译：In snowy blooms, as snow impermanent,

Are pure as pure white jade that alters not.

（Cao Xueqin 1977：223）

杨译忠实于原文字面，传达了原文的大意，但没有注意到原文的前景化特征，未能传达出“玉、雪”前置所具有的诗学功能，故原文的文学性没得到再现。霍译打乱了原文的语序，不仅没能传达原作的本来意义，且语义尚有些费解，同样未能再现原文的前景化，原作的文学性损失较大。有鉴于此，笔者试将其改译为：

Jade can never surpass her spirit’s purity,

Snow is as ravishing as her gentle form.

改译基于杨译修改而成，将“Jade, Snow”置于句首，传递了原作“玉、雪”前置的前景化特征，传达了原作的文学性，再现了其诗学功能和文学价值，进而展现了白海棠的内在和外在之美，最终使探春高洁的人物形象彰显于译文中。又如：

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曹雪芹、高鹗 2001：21）。

上句选自第三回曹雪芹对黛玉的外在形象描写。黛玉自幼父母双亡，从小体弱多病，又因她“秉绝代姿容，具稀世俊美”，故给人一种楚楚动人的“病美人”形象。细察上句用词，可发现原文用了一些“奇异词”和“反常化”的表达，使其语言具有鲜明的文学性。首先，原文以“点点” “微微”两组叠词分别修饰“泪光”和“娇喘”，甚是新奇，把黛玉的柔描绘得淋漓尽致；其次，以倒装、被动的反常化结构来形容林黛玉静如姣美之花，动如柔弱之柳。那么译者该如何向读者传递此效果？

杨译：Her eyes sparkled with tears, her breath was soft and faint. In repose she was like a lovely flower mirrored in the water; in motion, a pliant willow swaying in the wind.（Cao Xueqin and Gao E 1994：62）

霍译：Often the eyes swarm with glistening tears;

Often the breath came in gentle gasps.

In stillness she made one think of a graceful flower

reflected in the water;

In motion she called -to mind tender willow shoots

caressed by the wind.

（Cao Xueqin 1973：102-103）

杨译将“点点”和“微微”分别译为 sparkled with 和 soft and faint，语义和原文相当，但其用词不如原文新奇。于“姣花照水”和“弱柳扶风”，杨译虽保留了原文的倒装句式，在语义和句法上和原文亦大体吻合，但以诗学功能论，和原文尚有不及。杨译将“弱柳扶风”译为“一片软绵绵的柳叶在风中摇曳” （a pliant willow swaying in the wind），虽然体现了黛玉的柔弱形象，但以 swaying in the wind之主动来体现原文“弱柳扶风”之被动，削弱了林黛玉的柔弱程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原文黛玉形象的再现。霍译将“点点”译为 swarm with, “微微”译为 came in gentle（gasps），用词不乏新奇之感。且 gentle、gasps 之头韵也部分传递了原作叠词的审美效果。另外，霍译 graceful flower reflected in the water, tender willow shoots caressed by the wind不仅和原文语义极其接近，还保留了原作的倒装被动句法，再现了原文的反常化特征，传达了原作的文学性，完美再现了黛玉的柔弱形象。总之，相对而言霍译更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文学性，再现了原作的诗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使黛玉弱不禁风的娇柔美人形象得以较好地展现在译文读者面前。

4. 结 语

《红楼梦》诗词是《红楼梦》整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这和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性是分不开的。本文基于诗学视角，从《红楼梦》诗词之揭示主题、暗示命运、塑造形象等三方面对其文学性英译做了尝试性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从《红楼梦》诗词的精神旨意出发，根据其韵式韵脚与标题的内在关联，从“量的变异”之角度传达原作的文学性及诗学功能，揭示其思想主题；其二，辨识《红楼梦》诗词的复义性特征，在传递深层含义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原作的表层形式，以传达原作的文学性，暗示作品人物的命运；其三，关注《红楼梦》诗词的前景化、奇异词、反常化等文学性表现手段，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其诗学价值彰显出来，最终将原作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呈现给译文读者。囿于篇幅，本文未能结合《红楼梦》诗词的其他特征（如营造气氛、增添审美等）对其文学性及英译进行探讨，有待将来撰文探讨。总的来说，诗之有韵味，文之有回味，皆是因为有文学性的缘故（王东风 2020：1）。在《红楼梦》诗词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结合其在形式到内容诸方面的诗学特征，传达其文学性，使其诗学价值和文学魅力在译语中得到彰显，不断促进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 释

[1] 据有关学者考证，《红楼梦》首位英译者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12 年他把《红楼梦》第四回的一些片段译成英文，并附在书信中，但未发表。参见冯全功， 《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1 版，第 322 页。

[2] 译本比较研究主要从意象、文化内容、移情等方面展开。雷媛洁（2012）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译者在《红楼梦》诗词翻译中应尽量将意象的艺术效果和文体特征保存在译文中；钟书能在《<红楼梦>诗词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年第 4 期）中指出，《红楼梦》诗词翻译应以异化为主；李虹（2011）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红楼梦》诗词的杨、霍译本的移情做了系统研究，认为杨译移情于原文和原文读者，霍译移情于译文和译文读者。

[3] 诗词翻译的多维观照研究体现在美学、语言学、西方译论等视角。刘肖杉在《<红楼梦>中<葬花吟>两英译文比读与赏析》（《外语教学》2007 年第 5 期）中从“三美论”比读《葬花吟》两英译本，认为杨、霍两家在三美方面各有得失；肖佳燕、李恒威在《诗歌隐喻与诗歌主题的异化翻译—— — <红楼梦>诗歌英译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红楼梦学刊》2007 年第 1 辑）中认为诗歌主题的概念隐喻在翻译中应以异化策略为主；梁金柱、罗嘉在《目的论视角下<红楼梦>诗词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苑新谭》2019 年第 1 辑）中指出翻译目的是引发杨、霍两译本风格不同的主因。

[4] 译者研究主要体现在霍克斯和邦斯尔上。冯全功在《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诗体押韵策略研究》（《外语与翻译》2015 年第 4 期）中从据意寻韵、因韵设意、改情创韵等方面对霍克斯《红楼梦》诗词的诗体押韵策略进行了挖掘。杨安文在《<红楼梦>邦斯尔译本中的诗歌翻译——以香菱咏月诗为例》（《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 3 辑）中对香菱咏月诗的邦斯尔译文进行分析，加深了读者对邦斯尔译诗风格的了解。

[5] 王宏印（2001）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刘士聪（2004） 的《红楼译评—— — <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冯庆华（2006）的《红艺译坛—— — <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党争胜（2012）的《<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冯全功（2016）的《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研究》等著作对《红楼梦》诗词的英译进行了相关探讨，但对其文学性英译的专门研究极其少见。

[6] 按朱光潜的观点，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参见朱光潜《诗学》，抗战版序，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故本文所说“诗学”专指西方诗学。

[7] 原话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具有审美意识地对标准语言进行偏离或扭曲”，转引自朱徽，中英诗歌中的“变异”与“突出”[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53。

[8] 有关“三春”指涉，学界看法不一，或指人，或指时间。根据语境，笔者偏向于指人。从第二句“各自须寻各自门”之语义判断，可知其主语是人。故“诸芳尽”的“诸芳”必是“大观园的众姐妹”，而非自然界中的“各类花朵”。“三春”若指时间（“春天的三个月”或“三年”），则和后面指人的“诸芳”关系不够紧密，将其理解为三位“春”姑娘则更为合理。至于哪“三春”，据第五回元春判词“三春争及初春景”，可知“三春”为“迎春、探春、惜春”，意思是迎春、探春、惜春都不及元春之荣华富贵。

[9] 霍克斯在其《红楼梦》译本附录中说“The‘three springs’ are, of course, Ying-chun, Tan-chun, Xi-chun”，可知以上译文的“the Three Springs”指的是迎春、探春、惜春。参见Cao Xueqin. 1973. David, Hawkes （tr.）.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n Books,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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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方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词英译、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