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哲学的现代转型017年「柏拉图文艺观点的政治考量」

大家好，文艺哲学的现代转型017年「柏拉图文艺观点的政治考量」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文艺欣赏中，美感与悲感相伴生，好的作品容易使人产生怅惘莫名的悲感，这是一个重要的文艺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从社会根源、心理学根据,以及创作过程、欣赏过程等四个方面作出解释。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引用大量材料，论证文艺欣赏中美感与悲感相伴而生的现象。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切身经验：好的艺术作品（尤其是优美抒情的乐曲）往往容易使人产生怅惘莫名的悲感。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艺心理现象，需要作深入的理论探讨。这里仅提供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几条线索。

首先，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5月1版5页） 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人类“前史时代”社会的悲剧性质。物质生活的困顿和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酷烈，时刻都在酿成无数人间的悲剧。

从一定意义上说，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是一部人民群众的苦难史。因此，杜牧的“人世几回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感慨，以及歌德所谓“生世七十五载，而合计欢忻之日，先后差足四周耳"（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版）的总结，都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阶级社会的历史是悲剧性的，苦难是普遍的现实，所以苦恼意识是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作家身处其中，更能敏锐而深刻地感受这种苦难，发为歌音、形于文字，便成为痛苦的呼号，忧愤之寄托。在苦难的土壤上开放出来的艺术之花，必然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因素。艺术与苦恼意识历史地联系在一起。

纵观文学发展史，带有悲剧意味的作品在优秀的作品群中，实在占着绝对的优势。即使像杜甫的著名快诗《闻官兵收河南河北》，它所抒发的欢乐之情也是生长在痛苦之上的，是一种破涕为笑式的欢乐，隐藏着巨大的痛苦经验。而由于人们普遍经受着苦难，苦恼意识是普遍流行的意识，因而人们对忧愤之作更能引起共鸣。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一个人所能了解的感情，只限于和他自己感到的相仿的感情。别的感情，表现得无论如何精彩，对他都不生作用”“群众的趣味完全由境遇决定;抑郁的心情使他们只喜欢抑郁的作品”。因而，上述的审美现实便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同情和怜悯占据突出的地位，而产生美感与痛感并生的定势心理反应，并且逐渐积淀为审美的直觉。

所以后来的人们在欣赏艺术时就不自觉地产生悲感，以至“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心，汉魏六朝，风尚如斯”（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版）但是处于蒙状态的初民却不是这样，他们对于优美的音乐并不是“聆而悲”，而是“聆而喜”。直到文明时代，不同的人对音乐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伟之”。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版）可见“聆而悲”的直觉力是在艺术实践中产生的，美感与悲感相伴生的现象是历史地形成的（先是由“悲”生“美”，反过来又条件反射式地由美生悲）。

其次，这种现象还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根据。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美是一种幽远难据的自由境界，它可望而不可即。人们追求它，追求的过程就是美的本身，一旦目标到达，追求中止，美也就消失了。正因如此，人们在执著追求中，总是伴随着意志受挫的痛感。在这种追求中，人们一方面获得美的享受，一方面又承受着痛苦的煎熬。再说，美主要是诉诸人的情感领域，而“情者性之动”，“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参见钱钟书《诗可以怨》）因此，情感是外界的矛盾运动的激发所引起的心理不平衡现象，是一种内心的波动。痛苦的感情是一种内心的震荡，而美的事物引起的审美感情同样也是内心的痛苦，可以互相转化。

因此，人们对自然美或艺术美的鉴赏，其审美情感中都有“痛苦”的成分。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此引证甚丰，“康德言接触美好事物，辄惆怅类羁旅之思家乡”，“心理学即谓人感受美物，辄觉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热泪滋等种种反映”，“读书至美妙处，真泪方流”“至美无类，皆能使敏感者下泪”，“文词之美使人心痛”（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版）。这些言论都揭示了人类审美心理结构中美感与痛感杂糅统一的事实，这是美与美感的心理本质的深刻体现。

以上我们从宏观的人类审美活动的整体来分析，下面，我们再分别从创作和欣赏的具体过程这两方面进一步讨论优秀作品容易使人生悲这一现象。

从创作角度看，作家创作的最深刻动机是心灵的象征。在创作活动中，作家会不自觉地通过移情作用把潜意识的欲望发泄出来，经过升华而成为作品的象征意蕴。历代的伟大作家大多终生蹉跎，饱尝人世的辛酸，他们潜意识里贮藏着丰富的痛苦经验。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坎坷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作家忧患的身世和痛苦的心理经验，能够激发出作家巨大的创造力。

巴尔扎克说过：“我最好的灵感总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才放光芒。”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也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词难工而悲苦之言易好。”这是因为作家身罹忧患，更能深切了解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谛听到时代的脉搏、人民群众的心声，深刻洞察和体验到生活的真理。一旦发为歌诗，就能洞见幽妙，在其作品中揭示出具有巨大概括力的心理或哲理的深刻内涵。他们作品的象征意蕴，因为建立在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认识和潜意识中丰富的痛苦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必然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因素。

从欣赏的角度看，欣赏者欣赏艺术的最深刻动机也是心灵的象征欲求。正如韩愈所说：“固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穷苦的知识分子常常到古籍中寻找精神寄托，而欣赏文艺作品更是他们的心灵获得超脱、自由的途径。读史尚且可以寄愤，品诗当然更能够抒怨了。他们在文艺欣赏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通过象征的手段把潜意识发泄出来。而每个人在生活中都经历了许多苦难，积累了丰富的痛苦经验。它们平时深藏在心里，在文学欣赏中，优秀作品中隐藏的那种深刻悲剧性的象征意蕴，就像一颗石头一样，投进了满贮着痛苦经验的心里，它激起的必然是痛苦的涟漪。因此，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往往是美与悲相伴而行。

如果我们深入到具体的欣赏过程，那么随着文艺作品内容性质的不同，美与悲的结合便具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以戏剧的欣赏为例，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欣赏正剧（悲喜剧）时的情况。这类戏剧大多描写主人公经历了种种磨难的生动情节，因而先是给观众造成一种心理紧张。戏的最后主人公终于战胜了种种恶的力量，获得大团圆式的结局。这时，观众原来形成的心理紧张就获得了解脱，出现轻松的愉快。这种审美感受是一种痛与快结合的杂糅情感，先痛而后快，审美快感包含着痛感。它们的辩证统一的全过程都是在欣赏活动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观众在欣赏正剧时，他们的审美心理就完整地经历着痛感向快感的转化以及两者统一的运动过程。

第二种是欣赏喜剧时的情况。观众在欣赏喜剧时，他的美感状态似乎只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愉快，并没有经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没有达到痛与快的统一。然而实际上他仍然经历了上述心理运动的全过程。因为欣赏者在生活中经受着各种苦难，他是带着原有的（长期的痛苦生活积累起来的）心理紧张进入审美状态的。在喜剧的欣赏中，他的这种心理紧张获得解脱，出现轻松的愉快。所以他的审美感受仍然是一种痛与快结合的杂糅情感，也经历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以及两者辩证统一的心理运动过程。所不同是：欣赏喜剧的审美感受是由生活的痛感向审美的快感的转化以及两者的统一，这一过程不是在欣赏活动的范围内完成的，而是生活经验与美感经验的综合。

第三种是欣赏悲剧作品时的情况。它与欣赏喜剧的情况恰恰相反，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的只是纯粹的恐惧、同情的痛感。因为没有喜剧的 结尾，观众在欣赏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心理紧张并没有获得解脱。也就是说，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并没有经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而达到痛与快的辩证统一。但是，当欣赏者从剧场走出来，从审美境界返回到现实世界之后，他会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之后突然醒来，松一口气，出现一种轻松的愉快。所以，欣赏者的心灵仍然经历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经历痛与快统一的心理运动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是在观众的心灵返回现实世界后完成的。这就是说，悲剧观众的审美感受仍然是痛而后快，痛与快统一的复杂情感。

总之，上述二、三两种情况的审美感受表面上并不属于“痛快”的情感辩证，但实际上，前者是在现实世界中积累了心理紧张而到艺术世界中获得解脱，后者则是在艺术世界中积累了心理紧张而回到现实世界中获得解脱，它们都经历了情感辩证的过程，与上述第一种情况一样，观众的审美感受都包含着痛感。因此，美感实际上是痛苦后的轻松愉快。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可以把上述三种情况绘成图表：

文艺欣赏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封闭系统，而是整个生活流程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片断。因此审美经验在实际上不可能是完全独立自足的精神现象，而是与日常生活经验交融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人们欣赏任何一种性质的文艺作品，其审美感受都是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融和的复杂情感。因此，不仅在欣赏正剧时，快感与痛感并生，而且在欣赏喜剧和悲剧时其审美感受也是悲喜交集、痛快杂糅。而且这两种情感相辅相成，美因悲而更美，悲因美而变得悲壮。

上面我们从四个方面简单分析了文艺欣赏中美与悲相伴而生的现象。可以看出，好的作品使人生悲并非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审美心理现象。深入地研究这种现象，有助于认识人类审美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