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要点：由“八大山人”引出的几种流传小考

现在很多小伙伴对于古玩很有兴趣，收藏爱好者也越来越多，关于由“八大山人”引出的几种流传小考的问题，西北艺术网小编也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了解由“八大山人”引出的几种流传小考。

朱耷66岁时作《湖石双鸟图》轴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八大山人的资料，多见各种牵强附会者，其实关于八大山人的身世研究在《个山小像》被发现后，已经日趋清晰，虽仍有诸多不解之处，但网络流传的谬误之处也皆有所解释，如果翻阅各方研究，更觉以引人关注为目的的网络传言之可笑。

朱耷74岁时作《秋林亭子图》轴

牛石慧《古木幽禽图》

鹤形花押

“北京故宫四僧展”《八大山人杂画册》中“八大山人”题款

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尚无法定论，他另有朱耷之名，关于这个名字，有两种说法有历史背景可考，视为可靠。一是“庠名”之说。饶宇朴在这幅《个山小像》的题跋中讲：个山綮公……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侪偶，里中耆硕，莫不噪然称之。八大山人天资聪慧，少年时以科举为目标，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个“少为进士业”是庠名的关键。明朝的《国典》明确规定，宗室子孙一律不得参加科举。这一政策在万历朝发生松动，万历二十二年（1594），郑府世子朱载堉奏：“奉国中尉第即以赐名应试，若无名录者从便起名，不混同玉牒，中式榜录皆著国姓，下书宗室封爵。”将军、镇国、辅国中尉以爵尊，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神宗同意奉国中尉以下宗室皆可应试，并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再下诏：“自今有王府省份，宗学子弟入试，与生员一体编号，但有中式，即行登榜”。“赐名应试”“与生员一体编号”，如果是明代后期宗室开科时的常态话，那么朱耷为庠名的可能性也就不低。

还有研究者以此为论据，驳斥《盱眙朱氏八支宗谱》上“号彭祖，别号八大山人，封辅国中尉”之言，因辅国中尉不得参与科举，所以这个中尉身份应有误。实际上，万历三十四年，应试宗室的范围已经扩大到镇国将军，并最终确定下来：除亲王、郡王外，不愿意受封的宗室成员皆可以停给宗禄，考送儒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之时，与生员统一编号，“与海内贤才比肩而进”。此后因宗生参加科考挤占民生名额，引发了矛盾，1621年，朝廷规定，宗室应试中式，录取名额额外增加，至此，宗室开科的大门完全打开。八大山人年少时以进士业，应该就是这个状态下的宗室开科，辅国中尉也是可以参加科考的。

另一说法是八大山人字号“嗒”或“嗒然”的同音译写，江西学者吴之邨《朱耷名义考——朱耷史事丛考之二》一文中说，清顺治十八年秋十月间，明遗民方文在南昌城章江门外无意邂逅或蓄意约见的“僧嗒然”其名或诗注所谓“僧之字”号，与清康、雍之交查慎行《西江志》、张庚《国朝画征录》所载“朱耷”或名，皆八大山人早期名号同音译写。方文以史入诗，以诗存史，保存了三百余年举世莫知的八大山人早年“嗒”或“嗒然”字号”。

关于八大山人的名字，有兄弟朱道明，署名“牛石慧”，“牛”“八”为“朱”各取半一说，故事里还有“生不拜君”等元素，似乎很符合八大山人对清王朝的态度。然而后世研究表明，这应该是个体系性的谬误。牛石慧为八大山人兄弟说，最早见于邵长蘅的《青门簏稿》当中：“又有牛石慧，画人传记及收藏家目录，均不载其人；相传与八大山人为兄弟，山人去朱姓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石字草书又似不字，草书款联缀其姓名，若‘生不拜君’四字。其画用破笔，山水皴如石块，笔力奇险，墨气淋漓。”此言已是相传，然而这个说法在“八大山人即朱道朗”这个伪造背景下，竟然契合得出署名“牛石慧”者朱道明的结论，亦是神奇。沿革过程后人考证如下：八大山人与牛石慧为兄弟——八大山人与牛石慧同为江西宁藩八支石城王孙——朱道朗为江西“歧路之王孙”——朱道朗有兄弟朱道明——朱道朗即八大山人——朱道明即牛石慧。所以，言及“牛石慧”即可，毕竟真有其人，而再往后的附会多无甚道理了。

除却名字，花押“三月十九”也是十分著名的一个附会之言。八大山人的一些作品上，有时会有一鹤形花押，清代著名鉴藏家顾文彬释为“三月十九”，乃是思陵（崇祯帝）殉国忌日，是八大山人对明王朝的哀思，百余年来，论者都从此说。然而白谦慎先生，对此花押重新进行了考释，认为此花押的原型出自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几件周器的铭文，此铭合文释为“十有三月”，其意为闰年，“岁有十二，有闰则云十三”。八大山人将这组铭文变化为六种不同写法的花押：书于闰月年份的作品上，象征闰年的闰月符号。由此可以说明此花押与崇祯帝自缢、明王朝灭亡之日无关，也不能因为八大山人的身份，就将其附会到明亡哀思之上。

八大山人的“哭之”“笑之”是最为出名的一个热点，如今网络上提到八大山人就会提到这个“哭之”“笑之”，来表述其癫狂不羁的性格。其实早期，八大山人题自己这个名字，有时根本就不连缀。关于这个，鉴定专家钟银兰曾发表过一篇辨析文章，将八大山人题款的方式与其书法变革联系起来，说明“八大山人”署款形式的变化，与他的书法变革亦步亦趋。从目前存世作品资料来看，最早署款“八大山人”的作品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写的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内景经》，署款“八大山人”为楷书，四字不联缀，而在同年所作的《花竹鸡猫图》，署款形式由楷书转为篆书，“八”字作“儿”字形，四字亦不联缀。于绘画作品上用篆书署款，在以往的画家中是少见的，这意味着八大对篆书的兴趣。己巳至甲戌年（1689─1694），“八”的两笔逐渐向左右放开，作“><”字形，其原型乃是篆书。七十岁以后，他的书法由唐宋转为王羲之、钟繇，并以行草书为主，从这时开始，署款形式，也由篆书转为行草书，将“><”字改为后世附会的哭字头，而于壬午至乙酉年（1702─1705）署款中的“八”字又写作楷书形式，如《喜雨亭书画册》中的署款是端端正正的楷书，“八大山人”四字亦不联缀，可谓“通会之间，复归平正”。由此，可以说明“八大山人”署款形式的变化，是与八大山人的书法演进紧密相联的。所以哭笑之说，虽然生动，但如果因此简单曲解八大山人的真实想法，也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