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新的审美 现代与传统经典的碰撞—中国青瓷全新的呈献
中国山水画写生创作14
明代影响最大的绘画理论就是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董其昌用佛家禅宗南北派的“顿”“渐”之说来解释、说明山水画的发展、风格流派及创作观念等问题,对后来的画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绘画史的认识方式。
清代山水画的主流和正统是“四王”画派。他们的创作思想直接继承了“元四家”和董其昌的传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他们过于强调仿古,而对自然造物的感受方面略有不足。在师古与师造化问题上,石涛的绘画思想最有创造性。他十分反对摹古、仿古,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借用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念,来说明笔墨的重要性。石涛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到了近现代,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他的观点仍被频繁引用。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出现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画的命运,以及中国画的绘画功能、创作思想和题材选择。康有为、陈独秀对中国画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要以西方的写实方法改良中国画。之后,徐悲鸿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但他的见解比康有为和陈独秀更为理性和现实,且更具可操控性。
张凭 《忽报人间曾伏虎》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文艺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决定了后来30年中国画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新中国的绘画基本上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强调生活、强调为工农兵服务、强调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山水画发展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张凭先生的《忽报人间曾伏虎》(见左图)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创作,是表现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象征性的场景,给观众以丰富的想象。这件作品在表现手法、意境处理上有很多的突破,体现了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创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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