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百科：杜军书画
怎样临习《十七帖》1
一、关于王羲之与《十七帖》
在学习古帖的过程中,假如对该帖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很难达到实质性学习效果的。因此,在欣赏和学习王羲之《十七帖》时,应该联系此帖的人文、历史、艺术、技术等方面内容。正如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所讲:“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应该说,《十七帖》基本反映了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基本技巧及成就,以及朴素的、流美的、俊逸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人文的复杂状况。当然,其间也包含着他的情感等诸多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在学习和研究《十七帖》时,最重要的是要全方位地了解王羲之,了解王羲之与《十七帖》的关系,而并不是就字论字,就技法而论技法,对《十七帖》的解读应该是一个融通的、全面的整体性分析过程。如此,才有可能读懂《十七帖》,才能在临习时辅之以更为准确的方式、方法。
为此,笔者将从《十七帖》的介绍、临摹、临与创的关系及创作的的注意要点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使大家对该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得到一个较为切实的临、创之法。
1.王羲之生活的时代背景
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东汉王朝在经历了两次大动荡———“黄巾军起义”、“董卓之乱”后,持续四百多年的汉帝国崩溃了。举国统一的格局不复存在,大小军阀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天下三分”的三国时代掀起了历史的新篇章,魏晋南北朝开始了。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朝代更替频繁,共有三十多个大小王朝兴衰交替,社会秩序混乱。长期的封建割据、连绵的战争,无不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掀起了巨大的变革浪潮。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也对当时的文化形成极大的冲击。由此,各种社会因素交相混杂,使得文艺的发展奏响了自觉的号角。
在这动荡的年代,士大夫们生命朝不保夕,往往只得朝秦暮楚。有的逃离现实,走向山林;有的装疯卖傻,放荡不羁;有的终日狂饮,谈玄就虚……因此,魏晋时期的士大夫是生活在痛苦和无奈之中的。他们对人生表示出了高度的敏感和睿智。无论是贵为君王的“三曹”,还是嵇康、阮籍等“七贤”,均在吟叹中表现出了生命苦短的无奈、人生易老的感慨,以及对生离死别的苦楚、对欢乐稍纵即逝的哀息,显现出一种对及时行乐的无奈追求。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即便是生活在相对平静的东晋的王羲之也吟唱出慨叹生命短暂的悲歌,《兰亭序》一文中处处可见其对“世殊事异,所以兴怀”的感慨。所以,魏晋时期,士大夫们在吃药、饮酒、纵欲追求刺激的同时,在精神上也追求着一种超脱、一种解怀、一种自由,一种对生命、宇宙本质的思考。在如此一个既崇尚老庄思想,又对“儒家经义”进行自修自律的“儒玄兼综,礼玄双修”的玄学时代,人们在文艺上的追求趋于自觉。士大夫们通过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性思考,使文学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文艺完全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同时,玄学的兴盛,使人们的思想达到进一步解放,玄学所主张的放达不时地对封建政权及礼法构成破坏和瓦解。因此,魏晋时期的人们崇尚新风、不慕古质。这种风尚对文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十七帖》局部
这一时期,作为文字书写技艺的书法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士族力量的推动,使得书法的发展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人们好“新体”,尚“新风”(洛阳新风),“新书体中的草、行、楷渐渐为士族阶层所接受,成为私人之间书写交流的时调儿,这是魏晋新书风形成的重要标志。西晋时,精通字学、传古法的卫氏也将草书列为书法的‘四体’之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不仅如此,楷书也在当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隶书、篆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在书写中不断地改进着书写的法则,新书体的笔法要素、章法特点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定式,并渐渐被士大夫们所欣赏和接受。而且,在书法上,魏晋时期已经是正、草、隶、篆、行诸体皆备,欣赏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游目骋怀”、人物品鉴成了一种时尚。这一时期的书法人崇尚意蕴,强调气韵生动,以反映个人的情感、才气。而且,纸张的盛行,使书写的习惯也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书写从简牍转移到书写更为简便的纸张上,而这种纸张则更适合才情的发挥、个性的流露。于是,魏晋士大夫们所崇尚的气韵与风流蔚然成风。《十七帖》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自然产物。(上图为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十七帖》局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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