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杨岘于汉碑无所不窥
由考据学兴起引发的一场书法革命——碑学运动,是从清代乾隆后期开始的。当时,嗜古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以收藏、把玩金石古器为时尚,以善作“古文字”为能事,四处访碑,搜购拓片。在学问文章之余临习金石铭文,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雅好。后来在包世臣、康有为的极力鼓吹下,几乎整个社会的书法审美趣味都发生了转移,走上“尊碑抑帖”的极轨。至今,碑学运动的是是非非仍众说纷纭。但在当时,它却激活了沉寂千年的古文字系统,使古文字得以在书法艺术上成功运用,并开创了篆、隶创作的新纪元。专工隶书、名重一时的杨岘便是这一时期书法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杨岘一生好隶书,对东汉碑碣多有探求。论者说他“于汉碑无所不窥”,可知其在研究汉隶上是下过大工夫的。他的隶书为时人所重,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吴昌硕即出自他的门下。杨岘的传世作品较为丰富,这副隶书七言联(见图)是其晚年之作。作品为纸本,纵142.5厘米,横3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此联在书写上迥异于书家早期横平竖直、循规蹈矩的一贯作风,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信笔挥运,更显老英雄本色。此作用墨浓重,行笔矫健,兼以枯笔,粗细相间,大小变化一任自然,仿佛信手拈来,却又别有用心。一般来说,隶书字取横势,最易产生横画平板雷同的现象。此联横画变化诡异,包括最为突出的波与磔,均无一笔雷同。联中撇、捺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杨岘将汉碑的雍容端庄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打造成一种犀利峭拔的面貌,难怪有人称他是用草法写隶书。最为得趣的是此书在放纵之外掺以颤笔捻管技法,使得部分枯瘦笔触更加古拙、生涩,与丰腴、浓重的肥笔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看似率意,实则于对比关系中见匠心的处理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容易接受的,并已经得到普遍运用,但是在当时却遭到很多质疑——人们认为他晚年书风流于“颓唐”。殊不知,这正是杨岘实现“衰年变法”的刻意之举。
杨岘在隶书的探究道路上可谓孜孜以求、永不停步,费尽了心智。他对各种不同风格的汉碑兼收并蓄、无所不临。从秀美的《曹全》到古拙的《张迁》,从方整严密的《礼器》、《史晨》到仪态万方的《褒斜道》、《石门颂》……其取法之广、用心之专罕见其匹。从杨岘大量的传世作品来看,不同时期的面貌也各有不同,此正是他的探索足迹使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说他“用笔师《韩敕碑》,结体师《石门颂》”;有的说他“学《礼器铭》,信为能者”;当见到他所临《西狭颂》,又不禁叹为观止……其实,这正是其取法广泛、转益多师的最好佐证,也说明了杨岘早期的探索之旅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但是杨岘自己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有了“衰年变法”,有了看似“逸笔草草”的信手挥运,有了“以草法写隶书”的创举。从他这副76岁时书的七言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创举”已不再是简单的提炼与杂糅,也不仅仅是“以草法写隶”的表现形式,更多表现出的是积淀后的升华,是他对各路汉碑烂熟于胸之后的自由表达,是他积一生心力探究隶书的智慧结晶。但遗憾的是,他的“衰年变法”并未得到时人的理解和认同,反被一些人讥之为“晚年颓唐”。对此,我想杨老先生一定是心痛不已。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他的创新不被理解,所以创新才显得弥足珍贵;实现“衰年变法”更是一种自我挑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就此而言,杨岘是可敬的。好在时过境迁,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杨岘晚年的变法,我们解读已经没有障碍,况且他的许多关于笔法、墨法等的处理方式早已被今人广泛运用,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当时所谓的“颓唐”之辞。由此我想到,艺术欣赏不必囿于陈说,人云亦云,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何况社会意识形态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变化。
杨岘(1819—1896)字季仇,一字见山,号庸斋,又号藐叟,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精通金石、小学。咸丰五年(1855)举人,应会试不中。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参佐军务。50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著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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