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百科：杜军书画
宋珏隶书七言绝句诗轴
宋珏(1576-1632),字比玉。自号荔枝仙,又号荔枝子、浪道人、国子仙等。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国子监生,不久弃去,寄寓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三十余年。平生落魄,而疏财仗义,济急排难,无所避畏,为人所难能。擅书,尤擅隶书。《列朝诗集》称:“珏,善八分书,规模《夏承碑》,苍老雄健,骨法斩然。”清周亮工《赖古堂书画跋》评曰:“比玉人知其善分书,不知其行、楷俱登峰造极。人恒索其分书,比玉亦以汉隶应之耳。”亦擅画能诗,时称其诗、书、画三绝。尤擅长山水画,兼擅画松,为明代吴门画派的重要人物。《国朝画征录》称其“能脱尽画史习气,自是士人高致,其写松树尤秀绝”。诗情画意,倾倒名流;片纸只字,皆成珍宝。此外,又工篆刻,首创以八分入印,突破篆文入印的传统,自成一家,开创了篆刻史上的“莆田派”(或称“闽派”)。钱牧斋、王阮亭极为称赏之。其所刻《荔枝谱》和《古香斋帖》,为稀世珍品。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件隶书七言绝句诗轴(见上图)是宋珏极具个人情采的作品。这件作品为纸本,纵122.5厘米,横30.7厘米,内容是唐末著名诗人郑谷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听松看画绕虚廊,风拂金炉待赐香。丞相未来春雪密,暂偷闲卧老僧房。”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六七五,诗名为《定水寺行香》,这里的“听松”原为“听经”,“僧房”原为“僧床”。
从某种意义上说,隶书发展两千余年来,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脉络,即滥觞于秦,鼎盛于汉,继起于唐,复兴于清。唐代隶书由于受当时审美取向的影响,笔画肥厚浓重,结体端庄谨严,缺乏生机。唐代之后,偶有书家为之,例如宋之米芾、明之文徵明,但均写得僵硬呆板。在明代这个隶书缺位的时代,能出现一位像宋珏这样主攻隶书、承续古法的书家,确属难能可贵。宋珏隶书主要取法汉《夏承碑》。此碑在汉隶中属于极为另类的东西,是篆、隶结合的产物,且受汉隶碑额书的影响较大,结字方整而多变,用笔厚重而圆润,点画平直与圆弧相间,美术化倾向较重,极具装饰味道。当代书家从此碑得益最多的恐怕无人能出刘彦湖之右。从这件作品看,宋珏是在此碑上倾尽心力的。同时又可看出,他深受唐隶的影响,且结合了自己的审美追求。此作点画沉厚浓酣,结字端严诡异,用笔遒劲灵动,行笔利落果敢,用墨浓枯相杂,实汉唐杂糅之结晶。应该说,此作按照书家本人的艺术审美标准,几乎已达到了极致。但用笔者的眼光看来,他的这件作品也充分显露出保守和拘谨的一面,且程式化特征比较明显。艺术最怕的是缺少变化,规律性太强。虽然作者注意了单字的变化和笔画的粗细对比,每个字的造型也都用了心思,但是整体变化不明显,习惯性的因素太多,“技”味多于“艺”味,这无疑是影响其书作艺术品位的一个致命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每一个作者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宋珏在明代能将隶书写到此种程度已属不易,且其隶书又给清代隶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入古出新的范式,清代和近代许多专擅隶书的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如晚宋珏46年出生的清初“隶圣”郑簠在自述学书经历时说:“初从时人宋比玉,见奇而悦之。学二十年,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隶法琐言》)
行文至此,笔者有两点思考。一是艺术作品雅与俗的问题。宋珏的隶书应该划到俗多于雅的范畴,从纯艺术的角度看,可能是格调低了点儿;但是拿大众的眼光看,可能很有市场,这类艺术品的存在自然有其不可小视的价值和意义。当代书家任政、刘炳森的作品也是这方面的例证。二是作为一个书法家,在所处的时代,能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还能在多少年后给别人哪怕一点点启示,就是对书法史做出了贡献,我们不要拿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基于以上两点,笔者从内心向宋珏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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