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书画鉴定专家
最得苏书神采的刻帖—《西楼苏帖》（之二）
另据记载,当时蜀中盛行刻苏轼帖,摹刻精绝者不止一家。这或多或少可以为我们怀疑今传《西楼苏帖》为不同版本的混合体提供一些支持。
我们还有必要略述所谓“东坡书髓”。此帖最早见于陆游的记述。陆游在成都得见一种别于汪应辰刻的十卷本苏轼帖,“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可见这是陆游自行编辑的一个选本,世间无二。帖内高士奇跋引陈继儒《妮古录》称:“此册当以此四字(即‘东坡书髓’)名之。”以高士奇的地位和影响,一呼百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后梁同书跋据陆游记述而认定“所谓十卷者即三十卷中之十也”。他又说:“今观此三卷中,家信及友朋书问皆诸刻所无,而其精彩奕奕,如新脱手,尤诸刻所不及,安知非即放翁所藏书髓中物?”这两段话,前者曲解了放翁,后者完全是一相情愿的想象,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都是不可信的。端方在这一歧途上更是愈趋愈远。其跋云:“此西楼帖三本……光绪辛丑余复于粤中收来。
宣统元年,王子展兄复以所藏七卷归我,共成十卷。是汪圣锡刻坡书三十卷,又于其间择十卷,名‘东坡书髓’,即此十卷也。十卷之散为七卷、三卷,不知其年,乃于今日复聚于宝华盦,殆有神灵与为呵护而凑合之者,岂非异事!”这段话初看冠冕堂皇,实则令人齿冷,因为它的浅薄实在令人惊讶。端方首先把三卷本和七卷本强行捆绑在一起,武断地认为这就是陆游记述的《东坡书髓》,继而凭空想象二者的分散“不知其年”,最后大呼二者聚合的神异,内心狂喜溢于字里行间。端方为满洲贵胄,位尊权重,是晚清重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人记载,端方为人倨傲狂妄,而以他的地位,加上旧时的文人习气,自然多得奉迎。
所以,即便当时最具权威的金石学家杨守敬,也只能含糊其辞:“前年于匋公处见崇雨舲旧藏此帖三卷,今复见此七卷,《东坡书髓》十卷已无遗憾。惊人秘笈乃为延津之合,此由匋公知之真而好之笃,故鬼神来告,不第有力之强也。”附和之余,不免吹捧,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无奈。民初文明书局影印此帖,签书径题“宋拓西楼苏帖东坡书髓匋斋旧藏本”,可见流毒之烈。
《西楼苏帖》的价值,略有数端。一是保存了苏轼法书的大量孤本,为此帖仅见,为我们研究苏轼诗文文字的异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端方刻《东坡七集》,对此帖多有参照,成就是明显的。此外,某些书牍所反映的史料,为文献失载,可以补阙。二是无一伪迹,且摹刻精良,最能得坡书神采,在苏轼的专帖中可谓空前绝后。后世略有名气的苏帖,如陈继儒刻《晚香堂苏帖》、杨守敬刻《景苏园帖》,无不取资于此,而编辑、摹刻未免粗疏,为人诟病。三是帖中法书,兼赅苏轼青年、壮年、晚年各个时期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苏轼书法的演进过程。特别是临王右军《十七帖》中《讲堂帖》一通,充分体现了苏轼取法晋人的书学道统。对此,苏轼不无得意,自跋云:“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逸少风气。”
附带说一句,1986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影印出版《景苏园帖》,目录版本学家李一氓先生为之作序,称《西楼苏帖》为《西园苏帖》。“西园”一说向未经见,或系笔误,移录于此,聊备研究参考。(左图为苏轼临王右军《讲堂帖》刻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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