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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帖》余脉—《潭帖》、《鼎帖》
《阁帖》的衍生物,知名者尚有《潭帖》和《鼎帖》。
《阁帖》刻成后,天下学人亟欲一睹风采,而帖版深藏禁廷,拓本非勋戚重臣不能获赐。直到庆历五年(1045),刘沆为长沙太守,以《阁帖》为底本,主持摹刻新帖,世称“长沙法帖”。因长沙为潭州治,故此帖又名“潭帖”。关于《潭帖》的摹刻,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做了简要的记载:“往时故丞相刘公沆在长沙,以官法帖镂版,遂布于人间。”《潭帖》的摹刻虽由刘沆领衔,实际主其事者却是高僧希白。对此,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和曾宏父《石刻铺叙》皆有明确记载。希白俗姓钱,号慧照大师,长沙人,有书名。这样一位精于书法的主持者,对于《潭帖》摹刻水平的贡献可想而知。所以,《潭帖》甫经问世,便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苏东坡甚至认为其佳处在《阁帖》之上。他说:“希白作字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帖》,误矣。”(《石刻铺叙》卷下引)南渡后,高宗更明确地说:“希白于字画得佳处,故于‘二王’书尤邃。”他对《潭帖》评价极高,而且指出了希白书法瓣香“二王”,是为书学正宗。而这恰是刻帖的宗旨所在。
在《阁帖》系统的刻帖中,《潭帖》于《阁帖》帖目变动最少,只是略增数帖而已,版式与《阁帖》略异。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摹刻精良、时誉隆重的刻帖早早毁于动乱,以致不传,令人扼腕。
北宋有名的学者洪迈(号容斋)在其《容斋四笔》卷十记录了“东坡题《潭帖》”轶事,略云东坡南迁,元符三年道经桂林,同乡程邻(钦之)时任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东坡在程钦之处得观所藏《潭帖》,欣喜之余,在每册卷末都留下了题识。当时,此帖已藏于洪氏。可见,《潭帖》曾有很好的拓本传世。
现代学者、书画家林志钧著有《潭帖考》,初发表于《岭南学报》1951年第11卷第2期,对宋、元以来以《法帖谱系》为代表的各家研究《潭帖》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于《潭帖》的分卷、行款、摹刻时间论列翔实,值得一读。
1994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影印了四川省博物馆藏《潭帖》,号为“宋拓”,出版后引起争议,识者辨为明人伪托。《文物春秋》2001年第四期刊发赵生泉《宋拓〈潭帖〉辨伪》专文,论证极详。
《鼎帖》之成,距《潭帖》已近百年,绍兴十一年(1141)由张斛等摹刻于武陵鼎州,故名“鼎帖”,又名“武陵帖”。《武陵帖》的底本来源略为复杂:除《阁帖》外,又兼采诸帖。据曾宏父《石刻铺叙》记载:“《武陵帖》二十二卷,绍兴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张斛集《秘阁法帖》和《潭》、《绛》、《临江》、《汝》、《海》诸帖,参校有无,补其遗阙,以成此书。”一般以为《鼎帖》只有二十卷。其实若以时代而论,似以曾氏记载较为可信。
《鼎帖》的特点,在于求大求全;而其欠缺,也正在贪多务全,顾此而失彼,导致摹刻粗略,《法帖谱系》谓之“武陵郡斋版本,较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无足取”。
《鼎帖》的内容及编排,今天已无法完全知道。其大体见于《石刻铺叙》,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剿袭了。
《鼎帖》虽然摹刻粗略,却也不无可取之处。如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武陵帖》亦二十卷,杂取诸帖重摹,而参以人间未见者。其间唯右军小字《黄庭》最妙,他帖无所用也。”清代书家和鉴赏家崇恩也说:“精墨幽静,古味盎然。虽模手、刻手均劣,而深厚萧散处,绝非明人名手所可及。”(《鼎帖》跋)可谓知言。
《鼎帖》原刻久轶,传世拓本早已不全。今存可知者仅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残本两册和上海图书馆宋拓残本一册。上海图书馆本有清翁方纲、崇恩、江藩等人题跋,已收入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帖全集》。故宫本原系朱文钧旧藏,有其朱笔批校,论其版本甚详。据朱文钧考订,卷首标题书法、刀法均劣,系碑贾为牟利妄增。(附图均选自《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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