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书品论”的溯源与解析（2）

“书品论”的溯源与解析（2）

庾肩吾依据“九品中正制”,设三品九等论书;到唐人李嗣真评书,在九品之上又列“逸品”,计十品,且特重“逸品”。不过,他论书持儒家伦理观念。他说:“盖德成而上,谓仁、义、礼、智、信也;艺成而下,谓礼、乐、射、御、书、数也。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故知艺之末,信也。”他品书重德轻艺,认为书家首先应是饱学而有成就之士,然后游于艺,德艺俱佳,方为书家楷模。他对学养无成者极为鄙薄:“今之驰骛,去圣逾远,徒识方圆,而迷点画,亦犹庄生之叹盲者,《易·象》之谈日中,终不见矣。”他所持标准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不着眼于笔墨技能,而着眼于学养有成,遵循的是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伦理道德观念。

张怀瓘《书断》论书,将九品精减为神、妙、能三品,并究其特征。如列为“神品”的杜度擅章草,“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弱”,崔、张学之,“古今独步”;崔瑗擅章草,“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张芝创今草,“天纵优纵优异,率意超旷”;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王羲之擅书,“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而“冥通含圣”;王献之尤擅草隶,“别创其书”。张怀瓘说:“书有十体源流,学有三品优劣。……较其优劣之差,为神、妙、能三品,人为一体,亦有随事附者,通为一评,究其臧否。”从其书评中,可见他“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的审美立场。

张怀瓘书法作品

西方人重视美,中国人重视品,这是中西方在文化精神、哲学思想和审美理论上的差异。西方哲学思想是从自然生成的,重视客观真实,倡导模仿自然,再现现实,主张真实逼真和形式美。因此,西方美学是以“造型”为艺术核心;文学主张要真实地叙事,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绘画多是风景画、风俗画和肖像画,而且画得逼真。可见,西方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是认识论、知识论和方法论,是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中国哲学是究“一天人,合内外”(钱穆语)的人生哲学,主张“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的整体论、经验论和感悟论哲学。中国艺术是以“写心”为创作理念。所以岩山三郎说,品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中国美学是“心学”,而不是西方的“形学”。

“品书”,坚持的就是这种美学思想。然而,书无“工夫”,必无所成;光有“工夫”,难成大器,必佐以天然的颖悟力。从王僧虔的“心忘于笔,手忘于心,心手达情,书不妄想”,到孙过庭《书谱》的“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张怀瓘《六体书论》的“若顺其性、得其手,则何功不克,何业不成”,论述的都是技与道合、心与手应的创作机制。“心”与“手”之间,古人更重视“心”。所谓“顺其性”,就是顺其“天然”的气质禀赋,“得其手”就是合乎个性手法。气质有刚柔、厚薄之分,个性有温烈、强弱之别。表现于书法上,温柔者,其书雅逸妍美;谨严者,其书法度森严;豪放者,其书纵逸疏放;刚强者,其书劲健雄伟;情弱者,其书媚熟拘谨……凡此种种,皆因气质之殊、个性之异。“书之微妙,道合自然”(李斯语),技与道合,即技进乎道,类似“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的神妙能力;似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循其规律,“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刀入则迎刃而解,莫不中肯,达到了“技与道合”、“心与手应”、纵意所如的规律性与自由性高度统一的物我两忘之境。

书法重“悟”。悟,心悟也。书道不可以智识,唯有以心会。书法崇尚“妙悟”。“妙悟”是“无对待”、无羁绊,自由空灵,用心灵的耳朵去听,用心灵的眼睛去看,获得“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与对象臻于一片气化和合的无差别境界。书法这一审美思想的根源来自老庄哲学。老子曰:“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无为而成。”庄子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为天乐,无言而心说。”僧肇亦曰:“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变。”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一天人,合内外”、由外观而内悟、“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哲学精神和美学思想。

人物品藻实来源于相术、相面和骨相学。荀子《非相》曰:“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史记》记蒯通时说:“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声色。”王充《骨相》篇对骨相和命性作了哲学阐释:“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符所著《相列》,以及曹植和王朗各自所著《相论》,均阐释了由外在形体以见内在精神的理论。

汉代采用“察举”和“征僻”的方式任用人才,着眼于人的德行。到了曹魏时代,便转换成曹操的“唯才是举”、重才轻德的“才性论”。曹操宣称:“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刘邵的《人物志》突出地表述了这一观念。他认为人才就是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能役英与雄者成大业。同时,他提出“智者,德之帅也”的观点,并指出聪明才智源于人的本性,即源于自然之气和阴阳五行所构成的“形质”,“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性质,犹可即而求之”。

刘邵认为,从“形质”中可见出其气质精神:“若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刘邵以“才性论”品评人物,是由外以知内、由形以征神:“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功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刘邵的“才性论”,不仅实现了人物品评从“德性论”到“才性论”的转换,而且为从“才性论”到“审美论”的转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