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河湖文化书画摄影优秀作品展开展
“敢为天下先”的李世民
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曾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样顽固的思维定式,以自己特立独行、堪称成功的举止行为而惊世骇俗,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范,应该说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可如果还是这个人,又相继在诸多领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一件又一件同样属于“敢为天下先”的事情来,且一样出类拔萃,那么,对这个人仅仅用“不可思议”这样的字眼去评判,就恐怕远远不够了。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曾有过建树,开创了有名的“贞观之治”的一代帝王李世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撇开他的文治武功不提,单说其在书法领域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就足以让人赞叹不已了。他崇尚“王书”,一道令下,尽集天下三千余纸于宫内,研赏摹临,并陆续将若干摹品分赐爱臣;他尤喜“飞白”,每以赐宴之名招百官于殿上,操笔书之,任由平日里举止斯文的大臣们不顾礼仪地去争抢;他工书善文,在《晋祠铭》中,首开以行书入碑之先河;他甚至在行将就木之际,,还下旨让王书《兰亭序》一帖真迹陪自己一块儿葬于昭陵陵寝……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前无古人之举,无一不属“敢为天下先”的作为!
而现在,历史又为李世民保存了一件堪称天下之先的明证,这就是在昭陵出土的众多石碑中,那尊由他亲自题写碑额的《褚亮碑》(附图左者为碑额拓片)。
《褚亮碑》碑身高298厘米,下宽110厘米,厚39厘米。此碑碑额篆体兼隶,阴刻“大唐禇卿之碑”,据考为唐太宗书;碑文撰者不详,传为殷仲容书。此碑分隶36行,满行65字。碑上截部分字迹尚存,余均磨灭无文。褚亮,字希明,乃大书法家褚遂良之父、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官居散骑常侍,为开国元老。褚亮贞观二十一年(647)去世,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
在昭陵出土的四十多尊碑石、二十余件墓志铭中,几乎会聚初唐所有大家书作,如欧阳询、褚遂良、王知敬、殷仲容、赵模、高正臣、畅整、王行满、李玄植等。此外,还有两件由帝王亲书的碑石:一是这尊由李世民题写碑额的《褚亮碑》,另一尊是唐高宗李治题写的《李勣碑》。
最值得一说的是,《褚亮碑》碑额上的“大唐褚卿之碑”六个大字。这题字异于常规之处有两点。一是昭陵众多碑石上的称谓,大多是或以官、爵、勋、谥并称,或以身份、官位尊称,唯褚亮被称为“褚卿”,此等口吻非帝王莫属,这自是李世民亲题的铁证了。清代金石学家林侗在《唐昭陵石迹考略》中指出:“按唐制三品以上得立碑,而元老大臣,得请天子题额,其重如此。”而昭陵的众多碑石,所属虽不乏名公大臣,但唐太宗亲为题额者,截至目前的发现,也仅褚亮一人,由此足见其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二是此碑额题字篆隶兼有,运笔方圆并用,劲峭妍丽。这篆隶结合巧妙的六个大字,便是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大唐帝王给人们带来的又一个不一样、又一次惊喜。每每赏读,都让人不能不为李世民异常活跃的艺术思维与开阔的审美胸襟,特别是其敢于实践的精神而深深叹服。
以篆掺隶,并非自李世民始,而是早在秦代就已出现了。可那时已经定形的秦篆(即小篆),虽然也曾被人掺入了尚处草创阶段的古隶笔意,变方圆运笔为方折,但其结体却始终保持了小篆的长方形,收笔也照样尖细,如为统一度量衡而用篆书所刻的“秦诏版”(附图右者为秦诏版拓片局部)上的文字风格便是典型代表。此后还出现过一尊篆隶兼有的碑文。这就是三国吴孙皓天玺元年(276)所立、传为皇象所书的《天发神谶碑》。此碑字的笔画虽然较前已稍显粗壮,但竖画收笔却依旧尖细;其修长的结体,也未能脱开“秦诏版”的格局。而《褚亮碑》上的“大唐褚卿之碑”六字,虽也是篆隶结合,但其结体已由长方转为扁方,运笔也由圆转变为明显的方折,尤其是隶书成熟后的波磔已经十分鲜明了,如“之”字的遒劲爽利,“碑”字的灵动峭拔,以及起笔、落笔时的斩钉截铁,通篇气韵的充盈饱满。特别是“唐”字下面的那个“口”部,简直就跟一张微笑着的嘴巴一模一样。其活泼妍美、妙造天成,让人倾心!如此等等,都是“秦诏版”等所不具备的。
从《晋祠铭》的以行书入碑,到“褚亮碑额”的篆隶结合,李世民在书法领域的诸多创新会带给我们今人怎样的启迪与激励呢?
李世民身上那种强烈而不可遏止的创新意识,对于优秀的乃至伟大的艺术作品的诞生是不可或缺的。
而这种意识,却又是完全基于对传统的执著吸纳与承继。没有对“王书”如宗教徒般虔诚的膜拜与研习,那《晋祠铭》的雍容华美便无从得来;如没有对篆、隶的虚心接纳,这《褚亮碑》碑额的方圆并用、劲峭妍美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创新,对传统而言,绝不意味着抛弃,而是认真吸纳;而创新的强烈欲望,则是一切艺术包括书法艺术发展的永恒动力。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持,这便是李世民带给后来者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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