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国画创作应“光居其首”
曹雪芹不仅是空前绝后的文学巨匠,而且还是标新立异的艺术家。他的画作超凡脱俗,他的画理别开生面。“光居其首”是他针对国画创作提出的著名论断,也是他美术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废艺斋集稿·七册》中写道:“作画初无定法,唯意之感受所适耳。……至于敷彩之要,光居其首,明则显,暗则晦,有形必有影,作画者岂可略而弃之耶?每见前人作画,似不知有光始显像,无光何以现形者。明暗成于光,色彩别于光,远近、浓淡莫不因光而辨其殊异也……不敢破除藩篱、革尽积弊、一洗陈俗之套,正其不敢用光之故耳。”由此可见,曹雪芹把运用光线放在了国画创作的首要位置。这一观点对当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画坛无疑是洪钟巨响,对国画在用光上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曹雪芹在文学上的耀眼光环遮挡了他艺术上的亮点。而且,他晚年集中精力写《红楼梦》,未能认真进行绘画实践,致使他的“光居其首”论没有放出应有的光彩。
中国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国粹。然而,中国画的光线运用却让人实在不敢恭维。揭开中国美术史,找不到对光线运用的记载;翻开历朝画论,看不见对光线运用的论述;打开历代国画,即使是名画,那平淡无奇的用光也让人无法兴奋起来,难怪有人提出“穷途末路”论。究其原因,除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和数千年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外,主要还有三点。其一,中国画是线的艺术,以线来表现光感本来就很困难,而用千百年来不变的笔、墨、纸等绘画工具来表现光线就更困难了。其二,“不求形似”的绘画理念制约着画家对光线的运用。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一直被画界视为金科玉律,让画家不敢越雷池一步。画家作画既然不求形似,那么与物体形态密切相关的光线,自然就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其三,文人画以诗、书、印入画和画家孤傲清高的思想、“逸笔草草”的情趣等似乎都与用光没有多大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倒使中国画离光线越来越远。
光开万物。有了光,我们才能看到日月星辰、天地万物;有了光的变化,我们才能感受到四季轮回、昼夜变化;有了光的存在,我们才能分辨出景物的阴阳向背和色彩变化。国画作为视觉艺术,数千年来,一直没有强调光线,没有刻意表现光线,也没有专门对光线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与此相反,西方绘画特别强调用光,认为没有光便没有一切。站在光彩夺目的西画面前,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被西方引以为豪的印象派画家认真观察了光线下的自然景观,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对光线的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光线与色彩在绘画中的作用,从而绘出了光彩夺目的印象派画作。
当然,也有个别有识之士对中国画用光做过不懈的探索。明代吴伟、张璐等人的画中已露出表现光线的痕迹,但都还不成熟。清代龚贤用积墨法作画,加强了画面的黑白对比,突出了山石的光感,但还不全面。现代林风眠融汇中西,以重彩入画,卓有成效,但在用光上并无大的突破。只有现代画家李可染才开了中国画用光之先河,营造了雄浑苍劲、大气磅礴的山水画逆光之美。
当代于志学在冰雪山水画的用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并断言中国画的用光将成为用笔、用墨之后的第三审美内涵。这些创新与探索,必将揭开中国画用光的新篇章。
当前,我国已进入和谐稳定、繁荣昌盛的新时期。新的时代对中国画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也给中国画的改革、创新带来了活力。农耕时代的一些至理名言,恐怕很难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如果对它们继续因袭,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当然,丢弃传统、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画的出路。正确的做法是发扬优良传统,改革陈俗积弊,吸收外来营养,采取科学方法,特别是把用光作为改革中国画的突破口。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接纳国画中的光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光线,用先进的技法表现光线,还要努力开拓国画用光的新领域,积极探讨国画用光的新形式,认真寻找国画用光的新材料、新方法,力求让曹雪芹尘封近三百年的“光居其首”理论大放异彩。
郑重声明：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权、违规，可直接反馈本站，我们将会作修改或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