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收藏：老年书画家作品确实包含财富，只是财富是属于经营者的
符罗飞的《自画像》
符罗飞的素描《自画像》(见附图)作于1946年,纸本,现藏广东美术馆。画面高39厘米、宽28厘米,描绘的是画家肩部和头部的正面肖像。画面的左上角,有“FuLoFie”字样的落款,以及阿拉伯数字“1946”。类似的落款方式在符罗飞的绘画作品中较为常见。
比如他的纸本素描作品《流亡》,在画面的左上角有落款“FuLoFie,1938”;他的纸本粉彩作品《庆翻身》,在画面的右上角有落款“FuLoFie,1951,2,5”等。作此画时,符罗飞49岁。正如画面上看到的那样,饱经风霜而精神犹健的画家,尽管面容消瘦,脸上仍然洋溢着刚毅的情怀。他那紧绷的面部肌肉,以及在眉宇之间迸发出来的坚强个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一年,湖南、广西发生了罕见的大灾荒。符罗飞不顾个人危险,深入到灾区救援写生。根据史料记载,1946年7月,符罗飞搭乘其妻梁琼的姐夫崔启明驾驶的赈灾署运送物质的汽车到湖南灾区为湘桂大灾荒写生。
同年8月,符罗飞专为此创作的作品200多件,以“饥饿的人民”为题,先后在广州和香港举办展览。展览包括6个部分:“饥饿的人民”、“一群孤儿”、“黑色的旋律”、“街头拾遗”、“随笔”、“正义”等。展览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黄新波称他的作品是“灰黯中的虹彩”,邵筌麟称他是“填补了革命艺术史的这一空白”。符罗飞的这张《自画像》,作于他前往湖南灾区写生之前或之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自画像》而表现出来的悲天悯人的道义情怀,成为符罗飞这个时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符罗飞的一生,有着传奇般的经历。1897年生于海南文昌,早年曾经在南洋各地漂泊谋生,当过木厂徒工、咖啡店侍应、裁缝学徒、补鞋匠、茶馆伙计、打铁工、小水手、割胶工人等。1922年在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之后在南京暨南学校、上海同济大学担任美术教师。1927年前往新加坡,先后在养正中学和槟城益华小学教图画。
1929年到达意大利,并于次年考入意大利皇家美术大学研究院绘画系,师从卡罗·西维埃罗教授(Carlosiviero)和格鲁塞·卡兹罗院士(ClusepCaschro),兼任意大利东方学院中文讲 师。1935年,符罗飞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擢升为教授。同年,符罗飞应邀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所送的3幅作品全部入选。这一年,还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
符罗飞的艺术成就,得到意大利艺术界的公认,他被誉为是“罕见的心灵画家”。正是这样的心灵画家,几乎在其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自画像作品。1938年,符罗飞41岁。他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只身携带一支手枪慷慨回国。符罗飞回国后,主要往来于广州、香港等地写生作画。
他用饱蘸激情的画笔,记下了被战火生灵涂炭的同胞,藉以唤起并激励同胞们保家卫国的斗志。1938年10月8日至13日,符罗飞在香港金陵酒家举办画展,出版《抗日画集》(即《符罗飞先生画集·第一辑》);他在回国后的第一张自画像《痛定思痛》(1938年),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刻情愫。
正如我们在符罗飞作于1946年的这件《自画像》上看到的那样,符罗飞对于面部肌肉和面部表情的刻画,可以说是纤毫毕现。他好像并不满足于大线条、大轮廓的勾画,也许在他看来,只有经历了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之后,他的内心深处的千百种情怀才能够较为爽快地表达出来。
符罗飞在上世纪40年代的人生经历较为坎坷。1939年,他和温涛、黄新波、余所亚、特伟、陈残云、张乐平、黄宁婴、冯剑南、何芷、廖冰兄、李育中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从香港徒步走到桂林。1940年,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曾经和妻子摆烟摊、菜摊度日。在辗转不定的生活中,符罗飞还曾经先后在广西桂岭师范学校、广西桂林美专任教。1942年,符罗飞前往坪石,担任中山大学建筑系教授,兼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美术课程。
1943年出版《同志的死》画集(即《符罗飞先生画集·第二辑》)。1945年,符罗飞随中山大学迁回广州,仍然任教于中山大学建筑系。1947年1月,符罗飞在香港与黄新波、梁永泰、陆地、黄茅、陆无涯、陈雨田等发起组织“人间画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他在这一年的《自画像》(1947年)中最强调的还是面部的肌肉、神态和充满思考的眼神。
新中国成立后,符罗飞主要任教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先后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全国文代会代表等,直到1971年在广州逝世。他的家属手中至今还可以见到作于1940年、1942年、1948年、1951年、1960年、1967年等各个时期的自画像若干件。符罗飞几乎是揣着速写本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他的自画像以其个人经历为线索,反映出他的个人所见、所感和所处的那些时代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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