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展览：詹庚西及其花鸟画艺术
“匠”与“家”的距离
古时,那些聚集于佛寺道观、书肆印局周边,以抄书、抄经为业,借以养家糊口的人,是谓书匠,或曰书工。在这群人眼中,笔下的一点一画、一行一页,一部典籍、一轴经卷,无一不是沉甸甸的铜板、白花花的碎银由少到多的集大成。他们也讲究技,即字写得好坏,但也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在雇主眼中的价值,为了不致因技的过分荒疏或拙劣,而影响甚或丧失掉宝贵的谋生手段。对于书写,他们追求的永远是工整、清晰,没有错讹。说白了,书匠其实就是抄书的苦力。
可书家却不同。他们手中的那支笔,是挥洒“心画”的工具,是抒写性灵的依傍;他们的书作,是其学养、文化激溅起的水光潋滟的审美波澜,是《散氏盘》、《毛公鼎》的高古,是《石门》、《张迁》的浑穆大气,是《兰亭》、《祭侄》的至情至性,是《醴泉》、北碑的遒劲端严。
书匠与书家的距离很短,短到可用“近在咫尺”来表述。这是因为二者的劳作对象一样,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汉字;二者使用的书写工具,乃至书写载体等也并无太大差别,都是一律被称做“文房四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看,书匠与书家的距离,不是很小吗?
但说到底,书匠跟书家的距离还是很大的,大到有时得用“咫尺天涯”去形容。就像两个人,一个在机床前精心操作,一个伏案殚精竭虑,二者面对的也许是同一个对象———某一正在研制的新型工业产品,以及无数零部件。此刻,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很近,近到几无差别的地步;但事实上却很远,远到如无案头上据以制造产品的图纸的提供,机床前正在劳作的一方便会立刻失业的地步。
回头再说书画。临摹名画名帖,即使达到惟妙惟肖甚至可以乱真的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优秀的书匠、画匠,或曰书匠、画匠中的“高级工”。但在书写技法、绘画技法上有所创造,为书画艺术开拓出一爿斑斓辽阔、让人耳目一新的境界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书家、画家,乃至其上有时还得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否则便不足以表述其地位高度。
书匠与书家也许会一样临池不辍。但书匠追求的永远是笔墨技法,以为技法就是一切,甚至还发出“书法是写出来的”这一赤裸裸的“炫技”、“矜技”壮语。而在书家眼中,除了必不可少的“技”之外,还得有“道”———中国书法审美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在重视技法的同时,还必须将追求的须根深深扎进书艺赖以生长的唯一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去,“书外求书”,“以学养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学养、文化人格,以学养滋养境界。只有这样,才可望在一级高过一级的艺术阶梯上永不停顿地向上攀登,由书匠蜕变成书家,也才可望最终破茧化蝶,登上“大家”这一辉煌的艺术宝座。
是否敢于在书写中努力展现自己的审美倾向,用笔墨痛快淋漓地抒发个人的喜恶,这是书匠与书家的又一大区别。离开《书法万事通》的小本便无从下手的人,是典型的书匠。而那些每有题咏,或诗或文,大都出于己手,且才情郁勃,与画面、书作内容相得益彰的,便是值得注目的画家或书家了。那些虽然尚处于书匠阶段,却在努力提高技法的同时,还发奋读书,不断用民族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壮大自己的人,那些在文、史、哲,特别是诗、词、曲、赋等领域也都有过涉猎甚至下过一番苦功的人,终有一天会摆脱抄书的窘境,从而达到心手双畅的境界。
书匠每有一笔、一画、一行、一纸的小成,便狂喜不能自已,以为从此便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而书家则认为,即使付出生命的全部,穷毕生精力,所得也不过是茫茫艺海的一勺、参天大树的一枝。
“白发学童”四个大字,便是深深镌刻在他们心底的唯一闪光的格言!
有时,书匠也会“与时俱进”。他们往往会紧盯展厅中的风云变幻,敏锐地捕捉着评委们的所钟所爱,然后会不失时机地紧跟上去,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那些正在流行的时尚元素尽可能地给予强化和凸显,去“招惹”并冲击人们(当然首先是评委)的眼球,企盼博得青睐。而真正的书家,从不为时风所动。他们牢牢地恪守着自己的审美追求,呈献给社会的是一件件个性鲜明的书艺作品。时间终将证明,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书作,恰恰就诞生于后者手中!
让人感到可怕的,并非是书匠与书家二者之间距离的小,而是其中一方常常对这一差距视而不见,或者干脆误以为自己此刻已经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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