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董源的江南水墨山水画派
揭秘传国玺
图二
《汉书》:“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很明确,该玺是“汉传国玺”而非“秦传国玺”!这也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传国玺之名。
据虞喜《志林》所记,这方传国玺并“不在六玺之数”,与其它六玺相较,也几无实用之效。从其内容“受天之命,既寿且昌”上看,这是一方地道却又特殊的吉语箴言印。虽然秦始皇期望自己的嬴姓天下能够“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可以肯定的讲,该玺在当时并不具备后世赋予它的“传国”功能,因为他绝不会想到一个如此强盛的王朝,仅仅十五年就“二世而斩”了。
图一 皇帝信玺
还有一个事实证明该玺在秦时不具“传国”之用。是时刘邦先天下诸侯进入咸阳,因实力悬殊,刘邦采取的态度是“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约法三章以待项羽。而项羽的作为却是杀子婴、屠咸阳、烧宫室、收财宝,但纵使项氏愚钝,时范增尚在,于玺符之事不应不知,刘邦若不献玺以明其迹,那当是霸王铲除他的最好借口!若已献而史籍缺载。三年楚汉之争后,玉玺又回至刘邦手中,但如此重大之事,司马迁缘何阙记,令人生疑。最好的解释就是不仅秦始皇、项羽、范增,就是在西汉武帝之时,也并未像后世那样看重这方“传国玺”,整部《史记》从未出现“传国玺”一词业已说明了这个问题。据《宋书》载:“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传国玺,魏、晋至今不废;斩白蛇剑,晋惠帝武库火烧之,今亡。”
封禅为一国之大事,司马迁《史记》专作“封禅书”详载“封禅”之事,但文中却未有片言及于传国玺。最早记载传国玺参与“封禅”仪式的文献为班固《白虎通义》,虽然不能确认《白虎通义》中“封以印玺”就是封以“传国玺”,但《隋书》与《通典》中却明确声称传国玺的功用是“封禅以封石函”这证明最起码隋唐之际就认为传国玺在东汉时开始参与政治生活了。由于班固正处于一个刚刚经历江山易姓不久的时代,他对篡权者王莽强索孝元后传国玺后,假天命终始之名,行“禅让”天下之实的作法印象太过深刻,遂于《汉书》中具载太后投玺于地的情境。所以当光武帝复汉,最重要的是“祠高庙,受传国玺”,以名正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传国玺才凸显其皇权象征的意义。清赵翼《陔余丛考》所云“三代重鼎,秦汉后重传国玺”之说,正反映了这一事实。但传国玺“传国”受命的意义真正渐为人重,尤其是为后世野心家所看重的具体年代,并非起自秦,而应该是东汉。
此后,这方秦始皇的吉语闲文玺具备了皇权象征功能,而且越是王朝更迭、战乱频仍,传国玺越是引人关注。
秦“天子六玺”经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早已不知所终,值得庆幸的是其中“皇帝信玺”的用印遗迹保存下来了(图一)。《隋书》对“皇帝信玺”的记载是“质为白玉,方一寸二分”。同书又称“传国玺,白玉为之,方四寸……”,这与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法帖》等书中记载的尺寸基本契合(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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