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蒲松龄画像印章之谜
莫把写生当摆设
没有“写生”,就创作不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佳作,切莫将“写生”当儿戏,当摆设。
“写生”原本是中国画创作中重要的一环,如今也被披上“利益”的外衣,成为各种营利和炒作扬名的借口与工具,使原本庄重、严肃、学术性强的写生活动成了儿戏,一种摆设。
笔者曾参观过一个以反映祖国山河万里行为主题的写生画展,参展者都是近几年来活跃在中国画坛上的著名人物。本以为这个画展能给观者带来震撼,推动和促进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激发其他画家中国画创作的激情;可看后却令人大失所望,所画内容与主办方前言所述的“写生自然”基本相悖,都是些画家本人的“陈词滥调”,或是既有的程式化陋习,没有一点新意,更没有一点创意。这和六七十年前傅抱石率江苏国画院画家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以及石鲁率西安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宛如天壤之别,失去了中国画写生创作展的本来意义。
钱松喦 今日江南分外娇 124×193cm 1974年 无锡博物院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中国山水画创作处在“现代人物加唐宋山水”的创作模式时,傅抱石率江苏画家进行了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他们亲近大自然,走进生活,贴近人民,边看边想边议边画,使画家的精神风貌为之大变,笔墨也随时代而发扬光大,诞生了一大批新山水画,从而形成了“新金陵画派”。与此同时,陕西的画家们在石鲁的率领下,同样走进自然,亲近人民,贴近时代,创作了一批赋予时代特色的新画,成为在西部崛起的“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也好,“长安画派”也好,都是以中国画写生创作为原则,推动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
笔者还听说过这样一些事,一些画家为了炒作扬名,抱团组合,他们或打着“写生”的幌子,不断地办所谓的“写生”小团伙展;或以“写生”为诱饵,骗取有关部门的艺术基金;还有些颜料商、画材商等也借“写生”赚钱,把“写生”当成了“买卖”。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写生”于“走过场”,将“写生”当成儿戏,摆设,把“创作”当成一种形式;不重视内在功力,而图外在表象;不重视创作实质,而图花拳绣腿;在活动现场摆摆“写生”架势,做做“写生”样子,套取名利,完全背离了中国画的创作精神。
其实,写生是中国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改变中国画创作中临摹古人,陈陈相因的陋习,而且还能改变画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的弊端。李可染说:“写生,是画家面向生活,积累直接经验,丰富创作感受,汲取创作源泉的重要一环。”在傅抱石率江苏画家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当钱松喦登上华山后感慨地说:“今天在东峰见到了真正的荷叶皴,对照东峰,过去画本上的荷叶皴已走样儿。西峰的石纹近方解形,上面有无数的水漏痕,线条长,气势峭拔。整座华山岩石不一致,山麓与山上不一样,东峰、西峰、中峰、南峰石纹及石理也不同,不到华山是很难想象的。”石鲁为创作《古长城外》,曾多次深入到藏区和兰新铁路体验生活,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火车窗外藏民忙碌的身影,让他灵感迸发。李可染创作《山顶梯田》时,在整体观察梯田的基础上,摘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加以升华,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佳作;而蒋兆和的《流民图》就是深入生活的真实写照。没有“写生”,就创作不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佳作,所以切莫将“写生”当儿戏,当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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