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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碑》的经典性
《礼器碑》历来为古人所推崇,(明)郭宗昌《金石史》说:“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郭氏从“古雅”“结体”“传神”等方面给予了此碑最高评价。
礼器碑 局部
确如郭氏所言,如在整个汉碑体系中找出和王羲之书法的精神气质最接近的碑刻,恐怕只有《礼器碑》与《曹全碑》了,如果只选择一个,那便非《礼器碑》莫属。
(清)王澍《虚舟题跋》说:“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礼器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是古人对王羲之的评价,龙的特点变化多端,见首不见尾,此谓羲之书法之妙,“遒劲”二字也正是后人对王羲之的赞誉。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称“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现在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
何谓经典?我们说的经典是以“二王”书法为主线的,历史上普遍认同的一贯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是同中国古典的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相吻合的关于书法美的普遍认识。
如上文所述,《礼器碑》与“二王”的相关性古人已经多有论述,具体来说,礼器碑主要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结体的收放对比,其次是笔画上粗与细的反差,三是笔画质感的温润。这三点同时也是“二王”书法的典型特点。
在整个楷书(正书)的系统当中,“中宫收紧、四周开张”这一规律经过“二王”的梳理与提升,在中晚唐时期,逐渐被一代代书法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清)杨守敬也说:“要而论之,(礼器碑)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平中有奇、严密中有疏秀,正是从结体上对《礼器碑》恰如其分的评价。每字中有主笔,其他笔画都以主笔为中心收缩比例,“礼器碑”的收放,在整个汉碑系统中是最为夸张的一例。
也就是说《礼器碑》在汉代时期就已经将我们以上所说的,一直从“二王”延续到中晚唐时期总结的结字的基本规律运用到了。如果将历史倒推,能够将这一中晚唐定格的美的规律运用得如此恰如其分,如果放在当时背景中自然属于非常异类。尽管这种收放规律,在《曹全碑》《乙瑛碑》等碑帖当中已经有所显示,但还没有诠释得如此淋漓尽致。
中国人对形体的认知,在《道德经》中有一段话颇为经典:“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前后相随”。对形体的认识是以相对的概念来进行阐释,长因短而显长,高因下而居高……把一个字作为一个整体来关照,长短高下便不再绝对化。唐人欧阳询的“结字36法”曾对这一认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里谈到结构之美时,竟然直接引用了欧阳询的“结字36法”。欧阳询以整体的观点对整个汉字系统分类归纳,是欧阳询对中国书法美学的贡献,应该说这一普遍规律并不是欧阳询的创造发明,他只不过将代代人约定俗成的审美规律表达了出来,众人皆以为然而已。
我们可以将这一规律与《礼器碑》中的部分字例做一比照。
如图“福”字左边“示”字旁整体收缩变窄,非常修长,而右侧则以横画为主笔,下面收窄为横画让路,这便符合《结字36法》中“避就”“相让”的原则。“永”字以捺画为主笔,其他笔画都为捺画留出位置。如“牟”字的上半部收缩为下部“干”字让位,这和后来楷书的收放规律完全一致。
从整个篇幅来看,字与字之间粗细的对比非常明显,比如图中“上”字与“旁”字粗细之间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礼器碑》是汉代碑刻中与后世以“二王”为主线所形成的经典审美样式和范畴一脉相承的最为典型的碑刻,由此可见,对于经典的探索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经典的形成也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力,也并非某个时代的集中爆发,经典的形成如一条长河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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