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越人陶瓷贸易之路

越人陶瓷贸易之路

临安水邱氏墓熏炉(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当中原的青铜文化如火如荼之时,面对铜料欠缺的窘境,务实的越人另辟蹊径,开创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唐宋时,瓷器不仅是浙江重要的经济产业,更是主要的贸易产品。本期我们依照历史发展的时间轴,按地区来谈一谈务实越人开辟的贸易道路——“越地宝藏”的陶瓷之路。

嘉兴

造型奇特的人首陶瓶是嘉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出土于嘉兴,是属于距今约6000至5100年的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为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承上启下的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这个文化时期虽然名气不如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那么响亮,但却是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文化阶段。这个陶瓶呈葫芦形。而葫芦衍生人类与拯救人类的神话传说,是中国神话中影响最为深远,涉及民族最多,文化积淀历史最长,流布面积最广的一个。在远古先民看来,葫芦象征着子嗣繁衍、昌盛,继世绵长于千秋万世,隐含着母系社会的影像,陶瓶的造型也就有了更深的寓意。这要比秘鲁莫切文化晚期的人物肖像陶壶早数千年。

绍兴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各行各业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古老越地的陶瓷业也是如此。进入东汉,过去的原始瓷悄然退出历史的帷幕,一种面貌全新的青瓷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的窑场诞生了。上虞出土的大量越窑青瓷罐,证明了浙江在东汉晚期瓷窑遗址出土的标本,数据达到或超过了现代瓷器的标准。

宁波

鸡首壶在三国至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现,展览展出的鸡首壶出土于余姚。鸡为阳性,有禳灾除凶之意。汉人应劭《风俗通义》云,鸡可以“御死辟恶”;又司报时,名“午时鸡”、“司夜鸡”,有驱百鬼、祛百病、辟邪恶的厌胜功能。鸡首壶虽然比较常见,但将鸡首壶壶鋬做成黄鼬形较为罕见,黄鼬俗名黄鼠狼,是鸡的天敌,将两者组合在一起,正是构思者的巧思,妙趣横生。

杭州

萧山博物馆收藏着一对西晋青瓷俑。武士头戴尖顶翻盖帽,有明显的北方胡人帽的风格,身穿斜襟交领宽袖大袍,却是典型的汉人服装样式;右手持环首刀,左手持盾;鼻梁高耸,嘴巴上有卷翘的胡须;从五官上看,有胡人的特征。应当是西晋时汉胡文化融合的写照。仕女俑头挽造型优美、错落有致的装饰状发髻,并用阴线刻出发际。卧蚕眉,珠状目,高隆鼻。身着斜襟交领长袍,袍长及地,覆盖双脚。右手握扇,左手怀抱一个小宝宝,宝宝头挽双髻,手中还拿着一个瓜棱形的玩具。耳部和帽沿处有对称小孔,应是为了防止焙烧时炸裂而做的出气孔。可见当时越窑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临安水丘氏墓更是出土了一件唐代青瓷褐彩云纹熏炉,堪称晚唐越窑青瓷工艺的巅峰之作。

温州

北宋瓯窑青瓷褐彩植物纹注子是目前瓯窑唯一一件国宝级文物,也是温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花纹之间印有“七何”二字,可能是制作工匠的名字。1983年,它在温州西山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工地的一座土坑墓中出土,这里也是西山窑址群的所在,分布着唐宋时期瓯窑的代表性窑址群。

唐以前,人们用杓将樽里的酒舀到杯里饮用。唐代后期,注子逐渐取代樽杓,成为最主要的盛酒和斟酒器,相当于我们熟知的酒壶。“注子”之名,唐代至宋元时期多用,明以后则改称执壶。这种造型的注子,年代被大致判定为五代至北宋年间。整个器型瘦长清秀,颇具古波斯银器的造型特征。瓯窑的褐彩形态经历了从早期的点彩到南朝的长条状,从唐代的圆斑状再到五代至两宋时期的写实形式的演变,可以说是循序渐进、一脉相承。这件褐彩注子也成为研究瓯窑褐彩演变发展的重要器物。

丽水

说到浙江的瓷器贸易,怎么能不提到龙泉窑?龙泉窑是直接继承越窑制瓷传统发展起来的庞大窑系,窑场分布于浙江南部山区,以龙泉县为中心。北宋晚期越窑衰落时,龙泉窑迅速兴起并形成较大规模。南宋至元代是它的极盛期,在外销瓷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青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两件青瓷瓶都出自青田的一个元代窖藏,一只葫芦瓶,一只“大吉”净瓶,不仅寓意福气满满,而且还都是豆青釉,釉层滋润透亮,韩国新安海域元代沉船出水的龙泉窑青瓷里也有类似的。

前年,江苏太仓樊泾村元代遗址发现了一处外销瓷仓储地,遗址出土的瓷器中,90%为龙泉窑青瓷;为此,去年年底,浙博举办过《大元·仓——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文物展》。不仅如此,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国的古代码头及城市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大量的龙泉窑青瓷。世人对龙泉窑青瓷的尚好,由此可见一斑。

南方瓷器,不同于北方的厚重胎体和较强的玻璃质感,一般是胎质坚硬细腻,釉色晶莹纯净,一如浙江的青铜器生产一样,细致入微又古朴端庄,类冰似玉,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越窑和龙泉窑是浙江更是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直到今天,现代龙泉青瓷都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现代工艺大师的作品也将龙泉青瓷带入了一个新境界。这些陶瓷精品,每一件都是独特的艺术珍品,饱含着越地匠人务实创新的精神内涵。